差序格局

阎明提出，差序格局是“乡土中国”的组成部分和特征之一，而“乡土中国”概念与美国社会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的“乡土社会”概念有密切联系。差序格局包含多个思想来源：“人类学亲属制度研究，与杨朱思想相关联的绝对‘自我主义’，儒家思想中的‘人伦差等’及‘推仁’、‘修齐治平’等。”潘光旦对儒家社会思想的研究，为差序格局奠定了基础。李树青提出了差序格局的雏形。冯友兰1947年也提出了类似差序格局的说法。[2]

费孝通认为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

费孝通又说：

任敏总结，差序格局理论包括三方面：

夏玉珍、刘小峰认为，全面阐释差序格局应包括如下三方面：

1970年代，香港中文大学的李沛良基于“差序格局”概念，提出概念“工具性差序格局”。[5][6]

杨国枢1992年将中国人的关系分为三大类：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黄光国2004年将中国社会的“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阎云翔批评了这类“同心圆”模式，认为“差序格局”是“立体多维”的社会结构，“差序”由“差”和“序”两个概念合成，即由“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和“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构成，黄光国等注意到了“差”，忽略了“序”。马戎2007年参考阎云翔观点，具体描述了“差序格局”的“立体多维结构”，[7]提出“同心球”立体模型。此外，金耀基2002年提出的“关系、人情、面子”观，翟学伟2001年提出的中国人际关系“人缘、人情、人伦”三位一体模式，周建国2005年提出的“紧缩圈层结构”，皆基于“差序格局”构架容纳的多层因素构建。[4]此外，徐晓军2009年提出的“内核-外围关系结构”，是差序格局的极端形式之一。[6]蔡禾、贾文娟2009年将包工头先把工资发给关系较远的工人称为“逆差序格局”。[8]

差序格局被应用于1990年代中期孙立平对中国社会关系变迁的研究、台湾心理学家郑伯埙对华人组织行为的研究、罗家德对中国社会关系网与管理的关系的研究。[9]也应用于郭于华、陈阿江、2001年张继焦等人的研究。[10]

孙立平认为，“差序格局”概念并不是从一种严格的分析中得到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在这种分析中所见到的是一种极有洞见和启发的思想，而不是一种严格的学术结论。”[11]

翟学伟认为，“大凡研究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学者，很少有不使用这个概念的。我们甚至还可以认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中国社会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却很难有什么概念架构可以与之并肩。”[9] 夏玉珍、刘小峰也说：“在当前或者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大凡探究中国人之关系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都难以绕过费孝通早年提出的这个重要本土化概念命题。”[4]邬芷睿认为，农村社会学研究中的乡村关系研究中，最突出的理论必属“差序格局”理论。[12]吴冰洁认为，“在有关中国社会关系模式的研究中， 最具概括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提出的差序格局这一观点”。[6]

吴飞认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是用社会科学方式诠释中国文化最经典的概念之一，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呈现出一些局限。……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力，主要在于它很好地把握了‘亲亲’原则，但却无法解释‘尊尊’原则。”[13]

杜瑛认为，差序格局是《乡土中国》最精髓的部分，也是费孝通认为渗透着儒家思想文化最深厚的部分。[10]

张江华认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