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定国是诏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表示开展戊戌变法的决心。上谕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以皇帝名义“诏定国是”，其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此外，定国是诏又名《明定国是诏》。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来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亳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有用为无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就首先举办。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妥速谇奏，所以翰林院编检、各部院司员、各门侍卫、候补候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入学肄习，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意。将此通谕之。方今各国交通，使才为当务之急。着各直省督抚于平日所知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刁气者，无论官职大小，酌保数员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带领引见，以备朝廷任使。[4][5]

《中国近代现代史》中有这样一段表述：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史称戊戌变法。[6]国是，指国家的重大政策。“共商国事”原本是“共定国是”，其源出于南朝范晔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国是[7]”并不是一般的国事[8]，而是治国的大政大策。“国事”与“国是”是近义同音词[9]。“明定国是”就是明确国策。[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