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罷工

总罢工可能可以溯源到古罗马时期的Secessio plebis （直译为“分裂”）。 在《世界史纲》中，威尔斯写道：“（它是古罗马）平民的大罢工；平民似乎已经发明了罢工，现在它终于在历史中登场。”[1]他们第一次罢工的发生是由于他们“愤怒地看到他们的朋友，在军团中常勇敢地服务于国家，却因贵族债权人的要求而陷入束缚，沦为奴隶。”[1]

威尔斯指出：“贵族们利用其政治优势，通过国家间的战争发财致富，而牺牲者不仅仅是被击败的敌人，更是那些贫穷的平民......”最后，被要求去遵守法律，但却不允许知道（那些贵族能从记忆中背诵的）法律的平民们，[2]成功地赢得了向大会上诉任何不公的权利。公元前450年，在一次因为平民叛乱的让步中，罗马法律被要求适用于所有人。[2]

随着工业革命的爆发，总罢工行动往往只是政治格局的一个特征。有史以来第一次大部分人口成为工业无产阶级的成员，他们住在城市，用劳动力交换收入。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宪章运动达到顶峰时，一个真实而广泛的“工人意识”在英格兰开始兴起。

《Punch》，威廉·本鲍 于1848年所画。

第一位为了政治改革的目的而制定和普及总罢工的观点的理论家，是激进的小说家威廉·本鲍。[3]他在1817年3月密切参与计划组织兰开夏郡织布工进行“毯子游行”（Blanketeers）[4]，成为了威廉·科贝特的助手，并花时间“在劳动阶层的工会会议和俱乐部里鼓动劳动阶层”。[4]

1832年1月28日，本鲍出版了一本名为《国家大假期和产业阶级大会》的小册子。[5]本鲍开始倡导直接甚至暴力的政治改革行动，特别是他提出了“国定假日”和“国家大会”的想法。由此他认为工人阶级长时间的总罢工，是一种神圣的行动（因此是“圣日”），在此期间，地方委员会将维持和平，选出代表参加全国范围的大会，认定国家未来的方向。罢工的工人们将用积蓄和没收的教区资金来支持自己，并要求富人捐款。[6]

本鲍的“大国家假日”（Grand National Holiday）的想法被1839年的宪章大会采用。本鲍在1838年到1848年在曼彻斯特度过了一段时间，推进了他的事业小册子。[7]

1842年，许多不同行业对更公平的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最终酝酿爆发成第一次现代总罢工（1842年总罢工）。 在1842年4月向议会提交第二份宪章请愿书并被拒绝后，罢工开始于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煤矿，并很快在英国蔓延，影响了兰开夏郡的工厂、磨坊和从邓迪到南威尔士和康沃尔的煤矿。[8]这场罢工并非是哗变群众的自发起义，而是出于政治动机，由一个单纯的谋取让步的议程推动的。在当时罢工潮的顶峰，可能有多达一半的工业劳动力参与了罢工——超过50万人。当地的工人运动领导者推动并发展了一个日益发展的工人阶级传统，从政治上组织他们的追随者向资本主义政治机构提出明确的挑战。

美国内战期间，黑奴和贫穷白人大规模抛弃种植园的行为被视为总罢工，但这种看法存在一定争议。在W·E·B·杜波依斯的《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这一经典历史书籍中，他用这些术语描述了这种大规模的抛弃行为：

运动突然间从一场被遗弃的种植园和被（南方）敌人用于军事目的而被俘虏的奴隶问题的困境，转变为一次无所不用其极地抗争奴隶制的总罢工。逃亡者的涓涓细流涌为洪水。一旦开始，黑人和白人的总罢工疯狂和无情地上演，就像一些伟大的传奇一样。[9]

接下来的一场大规模的总罢工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比利时，旨在迫使政府给予人民普选权。[10]然而，19世纪的定期罢工可能被粗略地视为“一般罢工”。在美国，1835年的费城总罢工持续了三个星期，之后，罢工工人赢得了十小时工作日和工资增加的目标。[11]后来的总罢工包括1877年圣路易斯总罢工，这场罢工进而推动产生了1877年美国大铁路罢工事件和1892年新奥尔良总罢工。,1919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政治动荡，在德国、贝尔法斯特、西雅图和温尼伯发生了一连串的全球范围内的大罢工。

1905年俄国革命使得整个俄罗斯帝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其特征之一就是产业工人的大规模罢工。1926年英国总罢工开始于煤炭行业并迅速升级；工会召集了175万工人——主要在运输和钢铁行业，但最终罢工仍成功被政府镇压。[12][13]

在19、20世纪之交，比利时特别容易发生大规模的罢工行动，至少在1886年、1887年、1891年和1893年发生过四次总罢工。[14]在1886年的罢工中，并没有一个事实上领导的政治组织。最终一次罢工是上述的1893年比利时总罢工。[15]

1902年，比利时工党发动了另一次罢工，但失败了。 许多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这样的“实验”是荒谬的。 德拉克科维奇注意到德国社会主义者反对总罢工，因为“在凯撒之下，支持它并不是很安全。” [16]

罗莎·卢森堡，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认为总罢工能够振奋人心，同时又是一种进行社会主义鼓动的有效手段；但把总罢工当作一种万能的法宝的思想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17]她认为，政治总罢工的成功，需要国家在工业地理上集中的程度有一定的发展[18]，还需要工人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结社自由和民主习惯，更要把工会的工人运动和政治的工人运动在内部交织在一起。[19]另外，总罢工在她看来只是工人阶级斗争中的一个链条（甚至是一个直接为议会活动服务的工具）。[20]

在1966年，在一项对革命社会主义的研究中，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 (一个保守派/自由主义智庫)的Milorad M. Drachkovitch，注意到两种斗争策略，它划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于选举政治，社会主义者会选择参与而无政府主义者通常反对之；总罢工，作为一种防止战争的机制，无政府主义者会选择支持而社会主义者则拒绝为其背书。[33]

作为一个政治团体，该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一再拒绝将发动总罢工当作一种策略；[34]然而，一些社会主义领袖出于某种原因主张使用罢工。[35]接受总罢工的社会党领导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获得政治让步的手段。[34]

Drachkovitch 定义了五种类型的总罢工：

• 为了政治权利而发起的总罢工（如投票权）；
• 一场会改变社会的革命行动；
• 最终导致社会转型的“革命演习”；
• 在劳动节为期一天的示威总罢工，旨在定义和号召一个“世界无产阶级”；
• 从1891年开始，这是阻止民族国家之间战争的理论机制[36]。

Drachkovitch 认识到，前两个概念——即政治体制内对社会主义友好主张政治权利的总罢工，以及作为推翻现有秩序的革命机制的总罢工——他与“上升的无政府—工团运动”相关——是冲突的。[37]Drachkovitch 认为这样的冲突与困难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总罢工是“一种工具”，但经常被认为“没有根本动机的区分”。[38]

Milorad M. Drachkovitch 也观察到了总罢工在实际使用中的不同成功：

在比利时，总罢工运动在一次不损害组织力量而爆发的情况下最终导致了普选；在荷兰，总罢工崩溃，后果不堪设想；在瑞典，同样进行了总罢工并以严格的秩序终止，但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在意大利，总罢工具有社会意义，但在政治上却作用寥寥。另一方面，1905年1月在俄罗斯的事件再次突显了总罢工作为果断革命行动的适宜性。[38]

正统的工会通常会充当工人和雇主的代表。他们为了工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而讨价还价。其他劳工组织通常会为同样的改善而讨价还价，但是会对建立和维持永久工人阶级—精英统治阶级这样二元对立景况的资本持批评的态度。因此，这些工会主张永久解决罢工、禁令和穿越其他工人纠察线的情况。[39][40][41]鉴于现有经济体系的等级关系，这些其他工会认识到社会秩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必要性。简言之，这些工会在方向上是激进的，并且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革命性的”（revolutionary）。

一种“和平革命”的劳工运动哲学被称为工团主义。其战术方法就是罢工：保护工人的物质福利的定期罢工，以及作为实现永久解决工业冲突的手段的总罢工。[42]在一些欧洲国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工团主义一直是一种常见的工会组织原则。

工团主义的一个变种是无政府工团主义。与工会主义相比，它发展了拥有民主传统的等级和档案权力，以维持工人对工会领导的控制。

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程度更小），革命工会主义的趋势在世界产业工人（IWW）的发展增长中达到高潮。准确地说，IWW被称作是一个践行“革命的产业工团主义”的同盟。 一些人认为IWW的“革命工联主义”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一种形式。[43] 另一部分人则指出了差异。如拉尔夫·卓别林写道：

...I.W.W.概念的一般罢工不同于几乎一样多，从无政府工团主义作为从政治或工艺工会的。 在形式、结构和目标，W.W.更有充足的、更成熟和更加现代化比任何其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前辈。

IWW在1910年至1911年开始积极践行总罢工。[44] 根据他们的理论，总罢工的最终目标是取代资本家并控制工人的生产资料。[45] 在一场1911年于纽约市举行的演讲中，IWW组织者海伍德解释了他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以及为什么他认为总罢工是合理的：

资本家具有的财富；它们的金钱。 他们投资的钱在机械，在资源的地球。 他们经营一家工厂、矿山、铁路、一个磨坊。 他们将保持该工厂的运行，只要有利润进来。 当事情发生扰乱的利润，是什么做的投资做什么？ 他们罢工的，不是吗？ 他们收回他们的财务状况，特别是磨。 他们关闭，因为没有利润可由。 他们不在乎别人怎么变的工人阶级。 但是，工人阶级，另一方面，一直教到照顾的资本主义的利益的财产。[46]

比尔·海伍德认为，产业工团主义使大罢工成为可能，而总罢工使工业民主成为可能。[44] 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传统的罢工是改善劳动人民的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的重要武器（但不是唯一的武器）。这些罢工也是一种良好的训练，可以帮助工人自我教育什么是阶级斗争，以及为实现工业民主而最终执行总罢工需要做些什么。[47] 在最后的大罢工期间，工人们不会走出他们的商店、工厂、矿场和工厂，而会占用他们的工作场所并将它们据为己有。[45]在采取行动启动工业民主之前，工人需要通过技术和管理知识进行自我教育，以便经营工业。[45]

根据劳工历史学家Philip S. Foner的说法，IWW理论家故意没有详细介绍“工业民主”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细节留给了“未来社会的发展”。[48]但是，某些概念是隐含的。工业民主将是“（建立在）旧的外壳中的新社会”。[49]工会成员教育自己按照民主原则经营工业，没有现有的等级所有权与管理结构；生产和分配等问题将由工人自己管理。[47]

1927年，IWW呼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为期三天的罢工——也就是一次示威性的总罢工，抗议对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和巴托洛梅奥·万泽蒂的处决。[50]最引人注目的回应是在科罗拉多州的沃尔森堡煤矿区，那里的1132名矿工停工，只有35人上班，[51]这样的参与率直接引发了1927年的科罗拉多州煤矿罢工。

2011年3月18日，世界产业工人官网（www.iww.org）支持了一次总罢工，作为抗议州长斯科特沃克在威斯康星州提出的劳工立法的后续行动；此前威斯康星州中南部劳工联合会（SCFL）通过了一项动议，批准了一次全州总罢工，作为对这些立法提案的回应。[52][53] SCFL的网站上称，

在SCFL的每月会议，星期一。 21，代表们赞同以下："SCFL赞同总罢工，可能一天Walker的迹象，他的'预算的修复法案的'。" 一个特设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探索细节。 SCFL没有呼吁总罢工，因为它没有这一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