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湖越窑遗址

后司岙窑址出土八棱净瓶及匣钵残件

上林湖窑址群于20世纪30年代由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陈万里考察并确认为越窑故址，其《瓷器与浙江》一书开陶瓷窑址考古的先河，也使得上林湖为海内外研究者所注意[7]。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上林湖水库改造，考古工作者对上林湖进行了实地调查，发现多处窑址。1982年、1984年、1990年曾组织多次勘探，总共发现窑址110余处，大都分布于湖南半部，以西南为多[1]^:5-6。根据研究，上林湖窑址群的年代自东汉至北宋，其中两晋时期为缺环。以两晋时期为界，前段可分为两期，后段可分为九期。自东汉至后段二、三期的隋唐早期，上林湖附近的制瓷业尚处于低谷。此时已出现使用土质匣钵以隔绝外部杂质的技术。此后在第四期开始进入繁荣时期，第五至第八期达到鼎盛，成为越窑的核心产地，并生产出秘色瓷。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与坯件材料相同的匣钵，采用釉料封口以营造还原性氛围，同时坯件和匣钵热胀冷缩性能相同，因而废品率得到降低。自第七期起，出现了结合土质匣钵和瓷质垫圈的技术，烧制高质量瓷器的成本得到降低。至北宋时期的第九期，瓷业出现衰败[1]^:114。

在上林湖窑址群中，荷花芯窑址和后司岙窑址曾进行大规模发掘。1993年10月至1995年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慈溪市文管会对荷花芯窑址进行发掘，2014年至2015年又进行了补充发掘。共发掘出唐宋窑炉两座，其中唐代窑炉尚存窑墙、窑门、火膛等部分，保存较为完整[8]。出土器物以碗为主，器表装饰以荷花为主，足底采用泥点间隔叠烧，因而较为光滑[1]^:49。同时也出土有茶具和文房用品和部分秘色瓷，但比例远低于后司岙窑址[9]。

后司岙窑址的大规模发掘于2015年10月至2017年1月进行。在此之前的1977年，上林湖曾出土一件唐光启三年凌倜墓志罐，其上志文点明上林湖存在“贡窑”，且位置指向后司岙窑址，因而后司岙窑址被认为是贡窑所在地[8]。2015年10月开始的发掘表明，该处窑址以南北向的龙窑为中心布局，东侧为作坊，西侧为废品堆积区。出土器物年代从唐大中年间至五代，种类繁多，釉色呈天青色，不见铁锈等斑点，多种器物器型与法门寺地宫及吴越国钱氏家族墓出土的器物一致[3]，2017年发现的一件瓷质匣钵上也有“罗湖师秘色椀”字样[10]。这些发现证明后司岙窑址生产了当时绝大多数秘色瓷器，也代表了当时烧制瓷器的最高水平。同时，器物的品质和使用匣钵的质量也记录了秘色瓷从出现到兴盛再到衰落的过程。对后司岙窑址的考古发掘位列201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3]。

古银锭湖窑址群曾在1982年至1985年进行文物普查，共发现窑址37处[1]^:118。从器型推断，古银锭湖窑址群年代从东晋早期至南宋中期，共分为八期，其中尚存在若干缺环。窑址年代下限证明越窑停烧的时间晚于之前公认的北宋晚期。在小姑岭南朝窑址出土过南朝匣钵具，将已知开始使用匣钵的年代推前到南朝。在部分南宋窑址中，出现了同窑合烧两种青瓷的现象，其中一种为越窑青瓷，另一种则与北方汝窑、官窑的产品类似，这与文献中记载朝廷在余姚县烧造祭祀用瓷相契合[1]^:162-163。

1998年至199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慈溪市文管会对寺龙口窑址进行发掘，发现一座长49.5米的南宋龙窑以及作坊遗址、房基等遗存，共出土5万余件瓷片[8]。经考证，窑址年代从晚唐至南宋，其中最后一期南宋地层中出现了天青釉瓷器。该处遗址的考古发掘位列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11]。

白洋湖西岸的石马弄有6处窑址，碗成山南麓有2处窑址，隔彭鸣公路的对面山有2处窑址[1]^:164。窑址年代为中唐至北宋晚期，前期为晚唐至五代，产品与上林湖并无差异。后期进入北宋晚期，越窑整体衰落，而白洋湖窑址堆积层更厚，意味着其产量超过了上林湖[1]^:178。

1999年2月，石马弄窑址曾因基建破坏而开展抢救性发掘。此次发掘清理龙窑一座，匣钵墙遗址一处。其中龙窑长49.5米，东西方向依山而建。匣钵墙位于龙窑南侧4米，残长15.5米[12]。出土器物中既包含小型器具，也包含盆、钵等大型器物[1]^:178。

里杜湖越窑遗址

里杜湖沿岸共发现15处窑址。1978年发现栗子山、枫树湾窑址，更多的窑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窑址分布于栗子山、碗窑山、大黄山的缓坡上，受湖岸线变化，湮没和暴露交替，因而破坏较为严重[1]^:180。器物根据形制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时间为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的唐代中期，器物与同时期上林湖出产瓷器相同，但光泽度稍逊。后段时间为11世纪下半叶至12世纪上半叶的北宋晚期，此时器物质量和图案均劣于上林湖，且使用匣钵装烧的比例较低[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