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理蕃計畫
五年理蕃計畫是1910-1915年間，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原住民所採取恩威並用的撫剿策略，迫使原住民歸順臣服的計畫，也是台灣總督府理蕃政策重要的關鍵。[1]同時，也是現代國家權力正式進入原住民地區的重要時期，整個臺灣島自此真正完全由國家有效統治。
歷史背景
自明鄭以來，大量中國移民到臺灣，就因為拓殖墾地與原住民接觸或衝突，甚至武裝殖民，逐步佔領原住民土地。清代雖然限制移民、阻止民番衝突，劃分界線，但是源源不絕的漢人移民，仍不時進入山區，鋌而走險。直到清末，列強覬覦臺灣，羅妹號艦事件、牡丹事件，讓大清帝國察覺臺灣的戰略地位以及資本主義資源開發的重要，開始實施「開山撫番」，若可漢化治理，則設官制服，若不從，則以軍事力量進入山區，如大港口事件、加禮宛事件等事件。企圖將帝國的權力推展到原住民部落。但尚未完成，甲午戰爭後，臺灣割讓日本，就留給新帝國面對原住民的問題。
從日治初期，日本對臺灣原住民調查研究的「臺灣蕃族分布圖」，所謂的「生蕃」地區幾乎涵蓋臺灣一半以上的面積，可見其政治及經濟資源的重要。
理蕃一詞，於1904年伊能嘉矩主編之《臺灣蕃政志》便已出現，1908年總督府出版之《理蕃概要》也有此詞，1910年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計畫用武力征伐原住民部落時，更命名為五年理蕃計畫。
1902年（明治35年）臺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提出《關於蕃政問題之意見》，以馬關條約與臺灣住民國籍選擇權的規定， 認為臺灣的原住民居住在日本帝國取得的割讓土地上， 有受日本政府承認成為日本帝國臣民的權利。 此時臺灣總督府認為漢人的武裝反抗已經受到壓制，而大致平定，此年爆發新竹賽夏族的南事件， 便吸引總督府的目光。 因此1903年成了理蕃政策大轉變的一年，總督府認為以往的綏撫政策行不通， 必須改採武力征伐，故將理蕃事務移轉到警察機關，所有蕃人蕃地相關事務，皆由警察本署管轄，蕃政與警政合一。
1906年佐久間左馬太就任第五任臺灣總督，由過去封鎖圍堵政策改為高壓手段實施原住民政策，軟硬兼施的手段沒有順利獲得目的，遭到原住民的反抗而失敗[2]。佐久間左馬太要求台灣總督府警視總長大津麟平擬訂計畫，「在一定的年限內平定凶蕃」，「將蕃人所有的槍械及彈藥全部沒收，於蕃地設置永久性的駐在所以統御蕃人，擁護開發利源之企劃」。[3]為了配合佐久間左馬太的五年理蕃計畫， 1909年10月廢除警察本署，改設蕃務本署。
行動經過
1910年(明治43年)，訂定「五年理蕃計畫」，編列1630萬日圓經費，企以軍警聯合以武力徹底討伐原住民，迫使全臺灣的原住民歸順。[4]
五年理蕃計畫籌劃於前兩年達成「北蕃」討伐，併全面推進隘勇線，於台灣南部則以安撫及調查為先，開闢道路以供未來鎮壓。 第三年則全力討伐「太魯閣蕃」。第四年則針對台灣南部、東部不肯歸順的原住民部落， 鋪設東西向橫貫道路。第五年將隘勇線全面改建成永久性道路。[5]
總督府討伐的目的之一，根除原住民出草的行動，首先必須要求原住民交出武器。因此，以武力為後盾，先攻佔重要據點，然後對附近的原住民部落提出繳交武器和歸順的要求，若願意「歸順」，交出槍枝武器者，則發給補償金。不從者，則武力攻擊，砲轟反抗部落，震攝原住民，或派兵攻佔，逼迫投降歸順。若原住民逃走遺留村落，則燒毀房舍，讓原住民被迫投降。
五年計劃理蕃事業期間，共出動軍隊三次：[6]
- 1910年5月的合歡（ガオガン，Gawgan，今三光），隘勇線推進。
- 1913年6月的奇拿餌蕃（キナジー，Qnazi）。
- 1914年5月起的太魯閣戰爭。
軍事行動都選定在5、6月發動，乃因雨量較少之故。
1914年(大正3年) 6月26日，佐久間左馬太於戰線視察中， 自斷崖墜落而負傷，但6月29日後仍指揮軍隊持續對原住民發動攻擊，直到8月10日トボコ等9個社原住民部落歸順，才結束。隔年1915年(大正4年)5月1日辭職，8月5日過世。 [7]
1915年(大正4年)，所有部落幾乎歸順，總督府並解除原住民武裝、沒收槍械，完成武力理蕃階段，原住民部落政情穩定。同年7月，臺灣總督由安東貞美繼任，掌管原住民事務、具有軍事性質的蕃務本署裁撤，原住民改由一般的警察單位管理， 結束了以武力討伐原住民的政策， 轉到偏向同化治理的政策面。[8]
結果與影響
原住民方面
原住民部落遭軍隊與警察的包圍下，受到飢餓壓迫與強大武力攻擊，不得已歸順交出槍械。臺南新報社隨軍記者楢崎冬花曾紀載，「一家離散，單只一人歸順的彎腰老蕃婦如瘋狂似的，每日至附近的山中尋找至親，……因饑餓而瘦削的蕃婦，宛然此世的餓鬼，那如絲線般的細手伸著手指……」。[9]
原住民方面的死傷人數，總督府的報告中並無留下任何記錄，但是依據當時參加戰爭，步兵第一連隊的下級兵士之的加藤洞源自傳中記載:[lower-alpha 1]
在卡秋固（カヨウ，Qacuq）社，原住民雖已投降，但依照討伐本部的命令，於歸順日「點火燒蕃社」，不但逮捕住民，還以所提出的槍械不足為理由，以軍刀「斬了一百二、三十人」。此外，在馬赫坡（マエヘン，Mehebu）社「將七十五名生蕃推入穴中，士兵令其層層排列有如拍照般，然後在一聲射擊（號令）下槍殺之」。[10]
在對原住民的戰事中，即便原住民已表明歸順而成俘虜者，也會依情況，毫無顧忌未經裁判而予以屠殺。[11]
總督府方面
據《陸軍省統計年報》統計，佐久間總督下之原住民戰事，陣亡官兵（不包含警察官等）人數：[12]
- 1907年: 無
- 1908年: 5人
- 1909年: 2人
- 1910年: 86人
- 1911年: 無
- 1912年: 1人
- 1913年: 12人
- 1914年: 57人
現代國家權力正式進入原住民地區
佐久間左馬太完成大清帝國「開山撫番」未竟的事業，將現代化國家的權力，推展到臺灣山地。在這之前，不論是大清帝國或是漢人殖民的勢力，僅止於「番界」之外，未能完全有效進入或掌控原住民地區。但是，臺灣總督府此時打破「民番」分界，將所有臺灣原住民納入國家體制管理，將法律、行政、警察、教育、衛生、醫療、農業經濟等引入原住民部落，包含土地資源的運用，統歸由國家管理。許多山地原住民部落被遷居平地，原傳統領域收歸國有。因而，1945年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後，承襲日治時期原住民地區行政管理體系，讓漢人政權的勢力，完整承接，正式直接深入臺灣山地，統治原住民，並未有考慮歸還原住民傳統領域。
因戰後臺灣歷經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原住民語言文化又遭到「再殖民」壓抑。直到解嚴，原住民運動興起，除了希望復振自身的文化，也積極推動還我土地運動，要求爭取傳統領域的權力。然而，若又恢復原住民傳統領域，恐怕臺灣一半以上的面積都得交還原住民。中華民國政府及現居於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漢人，與臺灣原住民之間，將有一段很長的溝通協調之路要走。
參考文獻
- 書目
- 黃唯玲《日治時期「平地蕃人」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1895-1937）》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史研究, 第19卷第2期, 2012年6月
- 台灣經世新報社《台灣大年表》南天書局(昭和13年四版)
- 陳永龍、鄭安睎《卑亞南古道與聚落研究報告書》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後藤乾一《下級兵士がみた植民地戦争台湾における｢生審討伐｣と加藤洞源》『アジア太平洋討究』 No. 9 (March 2007)
- 杉山靖憲，《臺灣歷代總督之治績》，東京：帝國行政學會，1922。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931064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37。
- 引用
- .
- 黃鈴華. . 《臺灣歷史辭典》.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遠流出版. 2004年5月18日 [2008-02-16] （中文（台灣））.
- 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理蕃誌稿》第1卷（東京：青史社，1989復刻版），頁694。
- 黃鈴華. 五年理蕃計畫. 《臺灣歷史辭典》.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遠流出版. 2004年5月18日 [2008-02-16]
- 而當時最大的軍事行動就是太魯閣討伐戰，由佐久間總督本人親自督陣。
- 近藤正己，〈「殖民地戰爭」與在臺日本軍隊〉，《歷史臺灣》第11期，2016，頁5-33。http://mocfile.moc.gov.tw/files/201608/c71f64a4-c88f-4c79-b2a8-869d1af54057.pd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官報》第907號，大正4（1915）年8月10日，頁174，「彙報-官廳事項-官吏薨去」刊載：退役陸軍大將正二位勳一等伯爵佐久間佐馬太於本月5日過世。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2953015/3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黃鈴華. 五年理蕃計畫. 《臺灣歷史辭典》.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文化資料庫、遠流出版. 2004年5月18日 [2008-02-16]
- 楢崎冬花，《太魯閣蕃討伐誌》臺北 : 臺南新報社臺北支局，1914年，頁260。
- 後藤乾一《下級兵士がみた植民地戦争―台湾における「生蕃討伐」と加藤洞源》，アジア太平洋討究 9號，2007年3月，東京，頁131-148。
- 近藤正己，〈「殖民地戰爭」與在臺日本軍隊〉，《歷史臺灣》第11期，2016，頁5-33。http://mocfile.moc.gov.tw/files/201608/c71f64a4-c88f-4c79-b2a8-869d1af54057.pd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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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 加藤洞源(1891-1952年)本名加藤新一，洞源為其法名，出生於愛知縣丹羽郡岩倉町(現岩倉市)曾野。大正元年(1912年)因徵兵進入臺灣步兵第一連隊，在理番事業之名的討伐作戰中，有兩年的戰鬥經驗。大正9年(1920年)成為神奈川縣高座郡報恩寺住持，過世前一年完成回憶錄，記載生蕃討伐中悲慘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