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认文本

公认文本（拉丁語：，英語：），是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出版的希腊语新约文本，由天主教学者伊拉斯谟所编订，是印刷的文本，而非手抄的抄本。公认文本是宗教改革时期众多译本所依据的文本，著名的英语钦定版圣经，就是根据此文本翻译的。

由来
伊拉斯谟新约的最后一页(启示录 22:8-21)

近代印刷术发明之后，第一本用印刷术发行的圣经是1452年到1456年之间古腾堡所发行的四十二行拉丁语圣经，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本印刷品。中世纪以来，武加大译本一直是欧洲拉丁语教会使用的官方圣经，影响力很大，拉丁语地位很高，希腊语长期不受重视，没有多少人对希腊文新约有兴趣。但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穆斯林攻陷，很多操希腊语的人携带书籍逃到西欧，西方第一次出现了大量的希腊语古卷，为西方研究希腊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此外，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重视希腊语圣经。

最早的新约希腊文编辑工作是1502年西班牙枢机主教德西斯内罗斯策划的，被称为《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这圣经1514年就已经完成编辑，但是到1520年才取得教皇出版的许可。虽然《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是第一本编辑的新约希腊文圣经，但是首先发行上市的希腊文圣经却是荷兰学者伊拉斯谟于1516年发行的版本[2]。

罗伯特·司提反的第四版新约

伊拉斯谟的初衷不是要出版一个独立的希腊语新约，他最初的目的是要重新翻译拉丁语的新约。1512年，他开始翻译拉丁语新约，他搜集了能找到的武加大圣经的所有抄本，进行校勘，然后润色了拉丁语。在此阶段，他并没有提到希腊语文本。但后来他加上了希腊语新约，估计是为了证明他的译本更准确。

伊拉斯谟校订的希腊文新约，根据手头上的七个抄本编订，于1516年出版第一版。第一版是在匆忙之中做出来的，所以有很多排版错误。伊拉斯谟自己承认他的第一版是拼凑在一起的，而不是编辑的[3]。伊拉斯谟使用的七个抄本是：1（缺少启示录，其他书卷都有），1rK（只有启示录，但缺少22:16–21），2e（只有四个福音书），2ap（只有使徒行传、保罗书信、普通书信），4ap（只有使徒行传、保罗书信、普通书信），7（只有保罗书信），817（只有四个福音书，其中约翰福音缺少7:53–8:11）[4] [5]。在1519年的第二版中，伊拉斯谟又参阅了抄本3（缺少启示录，其他书卷都有）。马丁路德翻译的德语圣经就是根据伊拉斯谟的第二版。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伊拉斯谟使用的所有抄本中都没有约翰一书5:7“天上有三位做见证的，就是父、与道、与圣灵，这三为一”。但当时的拉丁武加大译本有这一句话，所以当时的天主教非常不满。为了平息教会的愤怒，伊拉斯谟在他的第三版（1522年）中加入了这一句话，他加入这句话是根据抄本61[6]。伊拉斯谟一共出了五版，第四版于1527年出版，第五版于1535年出版。

在伊拉斯谟之后，有两位著名的学者罗伯特·司提反（Robert Stephanus, 1503–1559）和贝扎（1519–1605）在伊拉斯谟版本的基础上编辑并出版了很多版。罗伯特·司提反编辑了希腊语新约四次，分别是1546年版、1549年版、1550年版、1551年版。在第三版的前言中，司提反说他使用了十六个抄本[7]。司提反在1551年出的第四版中，首次将经文分节，于是便有了现在圣经的分节形式。在司提反之后，贝扎在1565年至1604年间出了九版，有四版是独立的（1565、1582、1589、1598），其他版则是重印[8]。

伊拉斯谟的文本、司提反的文本、贝扎的文本，今天都称为公认文本，它们之间存在着些微的差别。1611年出版的英王钦定本主要依赖贝扎的1589/1598年的版本[9]，但也参考了司提反的1550年的文本[10]。

1633年之前，西方并没有“公认文本”这个称呼。1633年，出版商埃尔泽维尔叔侄二人（Bonaventure Elzevir与Abraham Elzevir）在其出版的希腊语新约前言中说：“Textum ergo habes, nunc ab omnibus receptum: in quo nihil immutatum aut corruptum damus”，翻译成中文是：“你手上的文本现在是众所公认的，其内没有任何讹误。”人们从这句话中摘出了“公认文本”一词，变成这一希腊文新约圣经的代名词[11]。

与拜占庭文本类型的关系

伊拉斯谟当时只用了七个抄本编订他的希腊语新约，而且启示录的最后几节经文（22:16–21）是从武加大译本倒译入希腊语的。现在人们知道，伊拉斯谟使用的七个抄本只是当时人们不知、后来知晓的众多新约抄本的一小部分。这众多新约抄本是东方希腊语教会保存的，被称为拜占庭文本类型（Byzantine text-type），也称为安提阿文本，又称大多数文本[12]。不过，丹尼尔·华莱士（Daniel Baird Wallace，生于1952年）发现公认文本与拜占庭文本类型存在着1838处差异[13]。

对天主教的冲击

公认文本出版之后，神学家第一次有机会将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与原来的希腊文新约互作比较，发现武加大译本在许多重要的新约经文上，都有严重的误译，如将“悔改”译为“告解”（pennance），将马太福音6:11中的“饮食”翻译成“天粮”（supersubstantial bread），将路加福音1:28“蒙大恩的女子”译成“满有恩典的女子”，将哥林多前书11:14-15中的“有长头发”翻译为“保养（nourish）头发”[14]。由于中世纪教会的一些习俗与信念是建立在武加大译本之上，所以许多天主教人士对伊拉斯谟的主张感到惶恐，纷纷批评伊拉斯谟的做法。一些天主教人士认为武加大译本是默示的，伊拉斯谟的一个朋友多尔坡（Maarten van Dorp）说，如果武加大圣经“在任何地方与希腊语抄本不一致，我就与希腊语说再见了，我还相信我的拉丁语圣经”[15]。但改教家对伊拉斯谟出版希腊语新约则大感欣喜[16]。伊拉斯谟出版的希腊语新约被神大大地使用，祝福了抗罗宗，推动了改教事业的发展。

建立在此文本上的译本

宗教改革时期的众多译本，都是根据“公认文本”而来，如英语的丁道尔译本、日内瓦圣经、钦定版圣经，德语的马丁路德圣经，意大利文的Diodati圣经，西班牙语的Valera圣经，都是依据公认文本翻译的。十九世纪翻译的汉语马礼逊译本、裨治文文理译本、施约瑟文理译本等众多文理译本，以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北京官话新约全书，即京委本圣经，也是以此文本为源文本。中文和合本圣经，在部分地方，也依据了公认文本。

地位下降

拉克曼（Karl Lachmann, 1793–1851）是第一个不用公认文本的人，他的目标是将新约文本恢复到约主后380年的教会所用的文本。他使用了当时已知最老的希腊语抄本和拉丁语抄本。

蒂申多夫（1815–1874）于1844年发现了西乃抄本，他编辑的第八版希腊语新约文本就是基于此抄本，他的文本对公认文本的地位形成了冲击。

在蒂申多夫之后，两名学者威斯科特和霍尔特也认为公认文本的不少经文是后期抄本添加上的，而偏爱两个早期抄本——西乃抄本和梵蒂冈抄本，并基于这两个抄本出版了他们的1881年希腊语新约。自此开始，他们的观点逐渐受到接纳，公认文本的地位下降。从1881年英国修订版圣经问世直到现今，多个现代译本已经不再使用公认文本为底本，而是根据其他文本，一般都是依据Nestle-Aland文本。Nestle-Aland文本与威斯科特-霍尔特的文本是比较接近的。

为公认文本辩护

挪兰（Frederick von Nolan），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和希腊语兼拉丁语学者，花了28年的时间回溯公认文本到使徒。他是公认文本的坚定拥护者，认为它优于其他所有的希腊语文本，并辩称希腊语新约文本的首批编订者们故意选择了此文本，是因为此文本的优越性。 挪兰说：

不要以为新约的最初编订者们在选择抄本时是没有计划的。他们并不是完全不知道存在两类抄本，一类就是我们接受的抄本，一类是M. Griesbach接受的抄本。[17]

此外，伯坚（John William Burgon）、米勒（Edward Miller）、希尔斯（Edward F. Hills）也为公认文本的优越性做了辩护。

别西大译本的见证： 叙利亚语别西大译本，是叙利亚教会使用的古老圣经，与拜占庭文本类型（安提阿文本）是一致的。长期以来，几乎所有人相信别西大译本源于主后第二世纪，因此是最古老的新约译本之一。因为它与传统文本是一致的，所以被视为传统文本古老性的最重要的见证者之一[18]。

关于约翰一书五章七节

从16世纪到今天，这处经文的真实性一直受到争议。很多学者参与了争论，激烈辩论这节经文到底存在不存在原文中。大科学家牛顿对此也有深入研究。他在169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两个著名的篡改经文的历史记录》中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研究，并说自己相信这节经文是在第四或第五世纪被人有意或无意加入到拉丁文圣经中的，那个时候教会充满了败坏的事情。他说：

“在耶柔米的时代，并且在之前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在热烈争论三位一体的教义时，从来都没有想过这节经文。但是现在却挂在了所有人的嘴边，认为是支持三位一体的主要经文。如果当时这节经文就存在的话，那么当时的人们也会经常将之挂在嘴边了。”


参阅

参考
  1. . [2015-02-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08）.
  2. 《希腊文圣经的印刷和公认经文》
  3. A P. S. Allen, H. M. Allen, and H. W. Garrod, eds., Opus epistolarum Des. Erasmi Roterodami, 12 vols. (Oxford 1906–58), 2:226
  4. W. W. Combs, Erasmus and the textus receptus, DBSJ 1 (Spring 1996), 45.
  5. Aland, Kurt; M. Welte; B. Köster; K. Junack (1994). Kurzgefasste Liste der griechischen Handschriften des Neues Testaments. Berlin,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p. 95. ISBN 3-11-011986-2.
  6. Scrivener, Frederick Henry Ambrose; Edward Miller (1894). A Plai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ism of the New Testament 1 (4 e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p. 200.
  7. Scrivener, Frederick Henry Ambrose; Edward Miller (1894). A Plai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cism of the New Testament 2 (4 ed.).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pp. 189–190.
  8. W. W. Combs, Erasmus and the textus receptus, DBSJ 1 (Spring 1996).
  9. Scrivener, Frederick Henry Ambros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4 [2015-02-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2-05）.
  10. Scrivener 1884
  11. Bruce M. Metzger, Bart D. Ehrman, 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ts Transmission, Corruption and Restor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2.
  12. . [2014-03-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20）.
  13. Daniel Wallace, "Some Second Thoughts on the Majority Text", Bibliotheca Sacra, July–September, 1989, p. 276.
  14. 英文Douay-Rheims译本，此译本是按照武加大译本翻译到英语中的
  15. W. W. Combs, Erasmus and the textus receptus, DBSJ 1 (Spring 1996).
  16. 《伊拉斯谟出版的希腊文圣经》
  17. An Inquiry into the Integrity of the Greek Vulgate, or Received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which the Greek Manuscripts are newly classed; the Integrity of the Authorised Text vindicated; and the Various Readings traced to their Origin (London, 1815), ch. 1. The sequel mentioned in the text is Nolan's Supplement to an Inquiry into the Integrity of the Greek Vulgate, or Received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 containing the Vind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employed in its Defence (London, 1830).
  18. . [2014-03-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3-13）.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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