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官
各朝均有设置，《史通》稱：“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但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主要的可以分类记录类和编纂类两者。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在沒有文字的古代現任史官只能從前任史官通過口授習得歷史，容易產生紕漏和歪曲。
戰國時期齊國大夫崔杼殺害齊莊公，史官寫：“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要求史官改寫，史官不肯，崔杼一怒之下杀死多個史官，仍無法改變後繼史官的心意，最後只得屈就事實。中國史學史經常以此強調史官氣節，“不虚美，不隐恶”。[1]事實上，前秦苻坚就曾改写历史。[2]唐太宗强调他在唐朝初年的功绩和他即位的合法性，太原起兵的首功被歸納到李世民身上，高祖李渊则完全消极被动，他对于玄武门之变中弑兄之事一直耿耿於懷，贞观十四年（640年），在皇帝一再要求下，“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唐太宗看過《高祖实录》立即要求重寫[3]，并为自己辩白道：“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後來的《高祖實錄》記載︰“建成幼不拘細行，荒色嗜酒，好畋獵，常與博徒游，故时人称为任侠”，严重歪曲了史实。[4]宋朝司馬光撰寫《通鑑》時也不得不懷疑說：“按：建成、元吉雖為頑愚，既為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5]
注釋
- 《漢書·司馬遷傳贊》：“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 《苻坚载记》曰：“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
- 《貞觀政要》卷七：太宗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鴆叔牙而魯國寧。朕之所為，義同此類，蓋所以安社稷、利萬民耳。史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即改削浮詞，直書其事。”
- 牛致功《唐高祖傳》說：“李世民要史官們把他利用陰謀手段奪取太子地位的宮廷政變寫成‘安社稷、利萬民’的正當義舉，也就是要把他殺兄奪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齡、許敬宗正是遵照這種要求修改《實錄》的。”
- 《通鑑考異》
- 赖瑞和：〈唐代史馆史官的使职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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