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

蕭士塔高維奇1906年生于圣彼得堡。家庭中排行第二。1919至1925年，蕭士塔高維奇进入了當時由作曲家格拉祖諾夫所領導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隨史坦伯格學習作曲，跟隨索格羅夫學習和聲法及對位，並隨尼古拉耶夫學習鋼琴，他的《第1號交響曲》便是作曲畢業作品。

畢業後，蕭士塔高維奇曾打算以作曲家及鋼琴家的雙職身份發展。1927年，他参加了华沙蕭邦国际钢琴比赛，获得荣誉奖。不過，當時的音樂評論家普遍對他的鋼琴詣藝並不欣賞，對他的演奏有「乾硬的風格」、「缺乏情感」等不客氣的批評。比賽過後，蕭士塔高維奇遇上指揮家布魯諾·華爾特。對方對他的《第1號交響曲》十分欣賞，並於翌年在德國柏林作演出。自此，蕭士塔高維奇專心發展他的作曲事業，鋼琴演出亦自此起改為只演奏自己的作品。1927至1928年先後完成了《第2號交響曲》，亦開始創作他的首部歌劇——根據作家尼古萊·果戈理的《賭徒》（The Gamblers）改編而成的《鼻子》。但很快便被帶官方背景的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批評為形式主義，令到1930年1月的首演並不被看好。

而在1920年代末期至1930年代初期間，蕭士塔高維奇受僱於已改名為列寧格勒的聖彼德堡工人青年劇場，因此這個時期他創作了大量的劇場音樂、電影配樂、管絃樂組曲、舞劇等。其中他的三齣芭蕾舞劇：《黄金時代》（1929年－1930年）、《螺絲栓》（1930年－1931年）、《清澈的溪流》（1934年－1935年）都是這段時期的代表作。但諷刺的是，這三首作品當時都全被蘇聯當局認為意識形態有問題，上演不久就被撤換。

與之同時，劇場的工作量亦不算太多，因此他除了創作工作上的音樂外，亦能投放時間在其他類型的創作內。其中《第3號交響曲》、《第4號交響曲》、《第1號鋼琴協奏曲》和《大提琴奏鳴曲》等都是這個時期的作品。另外，他亦將不少時間和精力投放於第二齣歌劇《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上，但他萬萬想不到，這齣歌劇竟然成為了他的音樂生涯的第一次災難。

1932年，“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协会”改组为“苏联作曲家协会”，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要求作曲家“以高度的技巧，简洁、明快、真实地表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内容”。《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的題材敏感，而蕭士塔高維奇和另一位作家共同所寫的台詞亦較為大膽和露骨，所用的配器手法和寫作手法亦屬新穎。但由於是根據十九世紀的俄羅斯自由主義作家尼古拉·謝苗諾維奇·列斯科夫的同名小說所改編而成，屬當時官方認可的作品。作品於1934年首演時，初期還是備受好評，官方評論亦對這首作品予以肯定，表示該劇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正確政策下成功的結果”，及“只有在一個有優良傳統蘇聯文化下的蘇聯作曲家才能夠寫出（這首作品）。”[1]歌劇在往後的一年多時間，不論在蘇聯國內或是国外，每次都座無虛席，並且還得到觀眾和評論家的讚賞。

然而1936年1月，斯大林親自觀看了這齣歌劇後卻大發雷霆，大肆抨擊歌劇的內容意識極度不良，完全不符合「蘇維埃音樂」的標準。於是，他透過官方報章《真理報》，發表了一篇名為《混沌代替了音樂》的社論，斥責這齣歌劇為「低俗、粗鄙、有如原始人的行為」。[2]及後數天，《真理報》連續發表了多篇抨擊《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的宣傳文章，就這樣，《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短時間就被下畫，亦被禁止再作公開演出，連帶蕭士塔高維奇其他的音樂作品也遭禁演。他嘗試以《第4號交響曲》的首演來回應，可惜在人心惶惶，各音樂團體對他也敬而遠之的情況下，本來安排好的首演也要被迫取消。

基於收入上的減少及各類型的壓力，蕭士塔高維奇於1937年另以《第5號交響曲》作為「對黨的批評的回應」。這首作品大幅地減少早期作品中較新穎的創作手法及和聲，當中第四樂章更加是採用近乎保守的傳統創作手法寫成——主調音樂、調性明顯、棄用現代和絃及不協調的音程等等。結果反應正面，官方亦逐步解禁他的作品發表（但如《穆森斯克郡的馬克白夫人》則仍然維持禁演令）。另一方面，蕭士塔高維奇開始意識到要在官方的「意識框架」及「創作自由」中找出平衡點，這因而造就了他開始創作室内樂作品。他寫成了第一首絃樂四重奏，而同年九月，他亦在列寧格勒音樂學院找到了作曲教席，令他得以有較穩定的收入。

自此，世间对其此后的创作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他与苏维埃体制之间的关系暧昧不清”，有人认为“他和马雅科夫斯基一样都是屈从于斯大林体制内的御用艺术家”，也有人认为“他是一位顽强不屈，秉持异议品质，敢于反对斯大林的音乐家”。

1941年，納粹德軍攻打列寧格勒，蕭士塔高維奇在戰火中開始創作《第7號交響曲》（亦被稱為《列寧格勒交響曲》），後來他和家人被安排撤離至古比雪夫，該曲亦在那裏完成。1943年春天，全家再被安排移往莫斯科。在這段不斷搬遷的時期，他的一些創作不幸在途中遺失了，當中包括令他耿耿於懷，未能首演的《第4號交響曲》總譜，一些室内樂作品樂章等。另一方面，蕭士塔高維奇在這時創作了陰沉而帶暴力的《第8號交響曲》及《第2號鋼琴奏鳴曲》。除此以外，他還創作了《第2號鋼琴三重奏》、《第2號絃樂四重奏》以及一些劇樂。

二戰結束後，蕭士塔高維奇獲委約在一場慶祝蘇聯戰勝德軍的勝利音樂會中發表一首新的交響曲（即《第9號交響曲》），而他亦本來屬意像其他作曲家般，將《第9號交響曲》寫成和前兩首交響曲一模大規模，兼且加入人聲的作品，就連史達林亦熱切期待他能寫出比貝多芬《第9號交響曲》更宏大的作品，但最後出來的，卻是一首近似海頓風格：編制小、演奏時間不長、氣氛輕鬆愉快的作品。這明顯和官方所希望的「大規模的勝利讚歌」相距甚遠，結果種下遭蘇共作第二次譴責的伏線。

雖然蕭士塔高維奇在戰爭時期創作了多首重要而愛國色彩濃厚的作品，但一首被認為於1939年寫成，受列寧格勒市黨委書記所委托為慶祝蘇聯在芬蘭扶植的傀儡政權（芬蘭民主共和國）而作的《芬蘭主題組曲》，作曲家一直都否認是他的作品。有學者指出這是因為「芬蘭民主共和國」成立不足半年便垮台，而且蘇聯在後來的冬季戰爭中更慘敗於芬蘭軍中，成為了他們的國恥之一，因此蕭士塔高維奇生前極力否認曾創作過這首樂曲。[3]

1946年，主張藝術作品要社會主義化的安德烈·日丹諾夫被史達林任命為文化部長，便對各文化界進行大規模的整治。1948年2月，他的整頓延伸至音樂界。他藉穆拉德里的歌劇《偉大的友誼》作為借口，以形式主義的指控對當時多位舉足輕重的作曲家進行批評。同年4月召開的蘇聯作曲家協會會議，最後變成批判大會。蕭士塔高維奇是被批判的對象之一，同時期被批判的還有浦羅哥菲夫、米亞斯科夫斯基、卡巴列夫斯基、舍巴林等。和第一次譴責的情況相同，蕭士塔高維奇絕大部份的作品被禁演，國家福利被收回，音樂學院的教職被中止，而且一直由他領導的蘇聯作曲家協會，更被由史達林和日丹諾夫所信任的赫連尼科夫接管（赫連尼科夫一直擔任這個位席，直至1991年蘇聯政權瓦解為止）。但諷刺的是，1949年蕭士塔高維奇又成為了訪美代表團的其中一員，為此蘇共不得不放寬對他的限制。同年，他創作了清唱劇《森林之歌》，當中將史達林比喻為「偉大的園丁」。1951年，他首次晉升入最高蘇維埃。

對於蕭士塔高維奇而言，管治了30年的斯大林於1953年的去世（然而，浦羅哥菲夫亦於同日逝世）讓他踏上全新的一頁，所有在第二次譴責時被褫奪的各種福利和工作慢慢地恢復過來。他的作品亦可以重新演奏。其中，同年首演的《第10號交響曲》成為了新時代的代表作，同時亦開始確立了他以自己命字而創作的「DSCH動機」，學者認為，「DSCH動機」在他晚期的作品不斷出現，背後的象徵意義就是代表個人的意念戰勝了一切的壓制。另外，一些在第二次譴責期間所創作的作品，亦陸續得到公演．這包括了多首富濃厚猶太旋律的作品，如《第1號小提琴協奏曲》、《猶太歌集》、《第4號絃樂四重奏》等。

沃爾科夫聲稱藉由1971年-1974年間所默錄的口述記錄而寫就了《證言》一書，並由作曲家簽名證實後，再整理出版。不過，其手稿卻從未公開過。多位蕭士塔高維奇生前的作曲家好友、他的兩名子女，以及晚期形影不離的第三任妻子伊麗娜等，都質疑此書的可信性[lower-alpha 1]。但亦有多位曾和他共事的親友，包括好友兼前蘇聯的音樂評論家利柏定斯基（Lev Lebedinsky）、女婿馬克列維諾夫（Maxim Litvinov）、大提琴家羅斯卓波維契（Mstislav Rostropovich）等人表態支持本書的真實性。1991年蘇聯解體後，蕭士塔高維奇的兒子馬克森（Maxim Shostakovich）曾公開表示，《證言》的確是父親的親身口述。

由於當時政治環境的特殊，《證言》的內容與取向恰恰滿足了西方人士的期待，使得《證言》在西方風行一時。湯尼‧帕爾瑪在1987年曾將全書拍攝成電影作品[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