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拉維亞宣教運動

摩拉維亞教會在1732年從主護城差出第一批宣教士到海外宣教。他們在8月21日到達丹屬聖多馬群島: 聖多馬島，聖約翰島，和聖克洛伊島 （現稱美屬處女群島）。當時除了丹麥哈萊差會外，他們是唯一有宣教事工的基督新教教會。[5]

摩拉維亞教會在安地卡島的黑奴事工從1756年開始，一直到1760年代跌到谷低，其後重新復興。 Samuel Isles在1756年從聖多馬群島來到了安地卡，開始了當地的黑奴事工。但當他在1764年離開人世時，他留下了三十六個黑奴信徒和一個聯絡人。信徒的人數一直下跌，直到1769年只剩下十四個。就在這時，宣教士彼得和瑪利亞布朗來到了安地卡。[6]

他們到達時，前人已為他們預備好有一些重要條件。摩拉維亞教會在1961年買了一個地方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宣教點，讓宣教士能自由地向當地的黑奴講道和接觸他們。[7] 再者，宣教士Balmforth與一些莊園的主人重新建立了關係。其中Francis Farley在1767答應讓摩拉維亞宣教士在他的莊園試講。之後還被他推薦給當地最有影響力的園主Samuel Martin,在他的莊園講道。[8]

Benjamin Bruckshaw在1771年替換了Balmforth成為布朗的搭檔。可惜他與布朗的妻子在之後的兩年間相繼死去，留下布朗一人繼續當地的黑奴事工，繼續服侍他稱為兄弟姊妹的黑奴信徒,但苦難接踵而來。在1772年八月二十七日，三十年來最具破壞性的颱風侵襲安地卡，宣教中心和教堂都被毀壞並需要重建。雖然如此，也讓宣教士有機會在這關鍵時刻接觸更多的黑奴。 這樣，到了1770年代初，很多當地的莊園都開放給布朗和他的同工。摩拉維亞弟兄會在安地卡的宣教工作也重新興旺了。 在1773年，摩拉維亞教會擇選了第一個黑人同工。到1775年，共100個莊園的黑奴參加摩拉維亞教會的聚會。[9] 當布朗在1791年退休回伯利恆時，安地卡五分之一的黑奴都與摩拉維亞教會有關係，當中有6,000個已受洗的信徒和1,400個準備受洗的人。[10]

十八世紀時，摩拉維亞宣教士在阿拉瓦克人(Arawak)的地方建立了Pilgerhut, Sharon, Ephraim, Daehne, 和Hope五個宣教點來向阿拉瓦克人傳福音。他們的領袖所羅門舒曼從1748年直到他1760年安息主懷時一直帶領著這工作。開始時，舒曼用他的講道，性格和生命帶了一些阿拉瓦克人信主。但蘇利南的布希黑人叛亂後，宣教士也相繼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很多阿拉瓦克信徒因看見宣教士口中的「信基督的永遠不死」不能兌現，就不再相信基督。[11]

布希黑人(或稱瑪倫人)在蘇利南叛亂後，他們一方面得到更多自由，但另一方面郤被一些巫師控制。他們很相信他們的巫師，所以如果巫師讓他們去打仗，他們就會去。這促使當地的白人地主想辨法控制黑人。摩拉維亞弟兄正可在此時給與援手。1769年間，Rudolph Stoll在Quama開展了第一個聚會點。很快地，他得到Arabi王持續50年的支持。在宣教期間，Stoll翻譯了四福音到黑人英語和開展了其他兩個點，邦貝和新邦貝。不幸地，因蘇利南的天氣和疾病，很多宣教士在當地離世，其他的宣教士也相繼退休或離開。這宣教點在1813年正式終止。[12]

摩拉維亞教會在1730到1740年代在歐洲不斷被迫害之際，看到了美國賓夕凡尼亞洲的宗教自由。因此，欽岑多夫帶領一些宣教士到北美去尋找一個可以建立他們理想社區，一個德國人和土人共融的地方。[13]

北美的摩拉維亞教會一般不會超過200人。[14] 整個北美加起來還不到1000個印第安信徒。除了他們一直都住在自己的小社區內，盡力在現世活出最傳統和真實的信仰，[15] 也可能是摩拉維亞教會的宣教觀。他們注重那些被揀選的人而放棄大手佈道的宣講。所以，印第安信徒也比較容易離開教會。[16] 直到美國獨立戰爭破壞了白人宣教士和印第安人的關係，北美的印第安事工也慢慢末落。

在切羅基人中的宣教事工是由三位宣教士建立的。1730年代，欽岑多夫派了他的朋友施潘根貝爾格(Augustus Gottlieb Spangenberg)去倫敦為摩拉維亞教會在美洲尋求一片地土。喬治亞洲理事會在薩凡納給他們一塊500英畝的地，也保證給他們宗教自由和軍事豁免。因此，尼其曼(Bishop David Nitschmann)帶領一些宣教士坐Simmonds號在1735年四月十七日到達薩凡納，他們就是在這船上遇上約翰衛斯理。到達後不久，尼其曼按立了施潘根貝爾格，從此施潘根貝爾格成為了北美印第安事工的領軍人物。

施潘根貝爾格多才多藝，一個人就可以運作整個宣教點：他能管理農地，規劃建築，當醫療顧問，教姊妹們煮飯，和建立一個給印第安小孩的學校等。不久，切羅基人的酋長Tom Tschatchi也來聽福音，福音工作也漸漸興旺起來。但當英國和西班牙發起戰爭，摩拉維亞的弟兄被招入伍，所以他們被迫在這工場最興旺時集體離開，遷移到賓夕凡尼亞洲。[17]

施潘根貝爾格是一個有能力的領袖，到達賓夕凡尼亞後，他在利哈伊河旁創建了一個宣教大本營—伯利恆(Bethlehem)，然後向歐洲的弟兄發出宣教的邀請。Henry Rauch很快作出回應並出發到了Shekomeko。(See also Moravian mission at Shekomeko) 起初，他不被莫希干人接納。但因他讓Tschoop the Drunkard信耶穌和改變，掀起了復興的火。很多莫希干人相信了耶穌，也放棄了他們最愛的濃酒。[18]

但事情並不是這麽順利。因利益關係，一些威士忌商人在1742年控告摩拉維亞教會是服從羅馬天主教和支持法國的。隨即紐約議會勒令摩拉維亞的宣教士離開Shekomeko，這事差一點摧毀了整個宣教工作。[19] 再者，紐約州長George Clinton在1744年通過了議案要關閉州內的摩拉維亞教會。但欽岑多夫作出了抗議，又因這議案原本也証據不足，議案最終被撤銷。[20]

欽岑多夫在1741年到北美宣教時特意去賓夕凡尼亞的Tulpehocken探訪易洛魁聯盟的族長。他成功與族長們簽下協議，讓摩拉維亞的宣教士向六族的族人傳福音，族長們還給他一個用186粒白珠造成的飾品作為信物。欽岑多夫1742年第三次探訪時與奧奈達(Oneida)的王Shikellimey成為了朋友，但懷俄明谷的塞內卡人(Seneca)卻很抗拒他。[21]

在之後的22年中，弟兄們積極嘗試向六族傳福音，但他們面對很多困難，如：政府的張力，美國的政治環境和印第安人喜愛喝酒抽煙的習慣，都影響摩拉維亞的宣教事工。單在紐約就與政府發生了八次大衝突，其中兩次還進了法院。[22] 終於在1749年，英國議會和國王通過正式承認摩拉維亞教會為新教聖公會(Protestant Episcopal)，給與他們一定的自由和免去宣誓和參軍的需要，也停止了對摩拉維亞教會的迫害。[23] 摩拉維亞宣教士又可以在紐約傳道。宣教士David Zeisberger和Bishop Cammerhof曾被納入六族同盟，所以他們得到六族的同意，在易洛魁聯盟的首都Onondaga開始了一個宣教點，而且事工在1735和1755年之間不斷發展。[24]但好景不常，法國和英國爆發了七年戰爭，讓印第安人和英國宣教士形成敵對。塞內卡人有一個晚上血洗Gnadenhütten，殺死了很多宣教士和家人，其中包括 Nitschmann。[25] 其他信徒立即逃到伯利恆。因此，施潘根貝爾格把伯利恆建造成戰爭中的庇護所。不只是宣教士，很多印第安信徒也住進了裡面的印第安屋。但在易洛魁聯盟的福音工作就此結束在廢墟中。在22年的宣教後，只留下170個信徒。[26]

特拉華印第安人原本居住在特拉華河一帶，但當英國移民漸漸增多，他們被迫西遷到俄亥俄一帶。[27] 英法七年戰爭和龐提亞克戰爭(Pontiac’s War)後，Zeisberger帶領摩拉維亞弟兄們來到向特拉華人傳道。他不但學了特拉華印第安語還把部份的聖經翻釋成特拉華印第安語。[28] 在Goshgoschunk的Friedenhütten失敗後, 他繼續在俄亥俄一帶建立了Friedenstadt, Schoenbrunn, Gnadenhütten, 塔斯卡羅瓦斯, 利希特瑙, 和塞勒姆，還與特拉華酋長Glikkikan和族王Netawetwes成為朋友。其中塔斯卡羅瓦斯非常成功，當地的印第安信徒更成了所有基督徒的榜樣。[29]

正當Zeisberger滿心希望建立一個基督教的印第安州，英美爆發了美國獨立戰爭。 很多摩拉維亞教會的印第安信徒被殺，宣教士也被提交法庭。戰爭完結後，政府把土地給Zeisberger作為補償，但俄亥俄的人口轉變已令Zeisberger的基督教印第安州夢破滅。但最少當他在1808年安息主懷時，他的印第安弟兄們在床邊陪伴他，用他教他們的話來安慰他。[30]

摩拉維亞宣教士到達一新地區後會與當地人居住，並以當地人的方式相處、工作，以求盡快投入社區。他們甚至會跟當地人成婚。[31]

當然，當地人不會希望自己的文化被改變，就如印第安人曾說：「我們是印第安人，我們不想轉變成白人那樣。英國人是我們的弟兄，但我們絕不希望變成他們那模樣。」[32] 然而，摩拉維亞人希望在當地人中廣傳福音，並從其中建立一摩拉維亞式的信仰、社會群體。所以，本地的新信徒也可以依從摩拉維亞的教會及傳統。[33]

摩拉維亞教會把他們的宣教點建立成社區、城市模式。人們通常都讚賞這樣的一個社區整潔、乾淨及精心佈置、設計的。摩拉維亞人在搬進這些定居點之前通常都保持簡單的生活方式，避免使用所有的豪華物品。這些社區講求居民的合一性，甚至維持“職業、飲食及甚至生育的一致性。”[34]

當地婦女在這些社區也有一定的參與。宣教士太太、師母肩負起照顧堂會內姊妹的責任。當地的肢體也會協助處理社區內的一些事務。 一些宣教工場的社區甚至培訓出當地的信徒領袖，但卻多沒有本地的委身教牧同工。[35]

基於成本效益的考慮，宣教士通常一起住在一所大房子，單身弟兄，單身姊妹及家庭會分佈在屋子裡的獨立區域。他們為求支持他們自己向當地人的宣教工作，他們多自力更生。他們運用自身的技能，如：自己的勞動力、縫紉、建築、動物飼養，織布，烹飪以及額外的產品銷售，以支持全社區的建造、修理及管理等的營運成本。這讓社區內的所有人，從兒童到老人，都可以參與福音的事奉中。[36]

這樣的社區慢慢發展，直至有類似規章訂立的必要時，社區才會算正式成立。[37] 幾十年後，摩拉維亞教會在歐洲和北美地位暮起，自此，事工的焦點則從宣教轉為堂會內的其他活動。[38]

欽岑多夫在丹麥參加國王的加冕禮時，不單聽到西印度洋的群體需要，而且更叫他關注到格陵蘭的愛斯基摩人對福音的需要。事因於丹麥方面的宣教士因愛斯基摩人對福音沒有興趣，正打算把有關的事工結束，但欽岑多夫卻認為是時候由摩拉維亞弟兄會接棒了。[39]

1733 年，欽岑多夫經過禱告後，決定派遣克里斯提安、馬修史塔赫(Matthew Stach)及約翰史塔赫(John Stach)一同前往北極區的愛斯基摩人社群中宣教。他們在工場中得到從丹麥到當地宣教逾十多年的宣教士汉斯·埃格德協助，幫助他們適應當地的居住及學習愛斯基摩語。[40] 之後，波尼許(Frederick Boehnisch)及貝克(John Beck)亦一度接替回主護城報告的克里斯提安及約翰史塔赫。

然而，他們在當地的宣教工作並非一帆風順，他們被本地人排斥，甚至恐嚇他們不可傳福音，否則會殺死他們，然而他們並不懼怕。1734 年，愛斯基摩人中出現傳染病。摩拉維亞宣教士們用他們的醫學知識，提供了一些即時的護理服務，儘使愛斯基摩人會有些表面性的道謝，但態度依舊，仍是把他們拒諸門外。

面對當地人的冷漠態度、宣教事工的緩慢進展、丹麥宣教士麥斯決定回國，再加上極圈的嚴寒天氣，這叫三位摩拉維亞兄弟會的宣教士的信心開始動搖，並開始生起放棄的念頭。[41] 然而，主護城的禱告守望並未有停止，因著這代禱動力，使他們可以堅持下去。這使三位宣教士於1735 年3月6日立下三弟兄盟約，盟約世則如下：[42]

1. 我們要緊記，我們是因為那位要使萬國得福的救主上帝才來到這裡。我們非倚靠眼見，而是憑藉信心；
2. 因基督寶血得的救贖是我們主要的教義。藉由言行，並因著上帝的旨意與所賜的能力︳我們矢志要帶領未信者歸信真道；
3. 我們要以勤奮、忍耐與盼望的態度來學習本地語言；
4. 我們要尊重彼此所領受的恩膏與感動，看別人比自己強，在主裡互相順服；
5. 我們要遵照基督的教導，忠心踐行紀律與督責，若有人違背了福音的清潔，除非他在上帝與弟兄面前謙卑下來，否則我們將不與他往來；
6. 我們將奉主的名自食其力，並提醒怠慢的人要依此奉行；
7. 我們將不為外在的需要憂慮，而將重擔卸給那照顧麻雀、為野花披紗的恩主。

因此，他們亦繼續努力的投入在當地的生活，一方面學習當地語言，亦一方面嘗試把聖經翻成愛斯基摩語。這舉動常引起當地人興趣，但往往當他談到信仰核心，人群就會散去。有一次，當宣教士把譯好的經文嘗試讀出後，吸引了一個年輕人卡亞納克(Kayarnak)的好奇心，並要他繼續唸下去。這打開他信主的開端，及後，他更於1739年復活節受洗，成為摩拉維亞宣教士六年在極區宣教工作的第一個歸主者。

自從第一個歸主者出現後，宣教士們及卡亞納克所面對的逼迫有增無減，甚至有性命危險。但同時間，當地的宣教活動得以突破進入一個新階段。宣教士們發現愛斯基摩人對神學教義毫無興趣，卻對聖經的故事，尤其復活的故事深深感動，這打開他們對福音興趣之門。這導致愈來愈多人願意相信福音，而且整個族群也漸漸得著改變。[43]

摩拉維亞的北美宣教間接影響了英國的復興工作。早期的美國東岸十三州均隸屬英格蘭殖民地，欽岑多夫為取得殖民政府的信任，以及聯繫英國信徒以得支持，數次差人前往英國協調。Johann Toltschig (1703-64) 是首位被差遣到英國作協調的使者，於1728年到達英國，希望分享摩拉維亞教會於1727年8月13日的屬靈經驗，並尋求與當地信徒的聯合的機會。[44]1737年，欽岑多夫親赴倫敦，為了解英國聖公會就他按立主教一事的意見。[45] 從他們赴英的目的來看，1728-1737年間，摩拉維亞教會仍未有計劃在英國進行宣教工作。[46]

直至1738年，摩拉維亞信徒正式開展在英國的宣教運動，果效甚大。當年二月，四位摩拉維亞的宣教士，分別為波樂 (Peter Bohler)、Georg Schulius、Friedrich Wenzel Neiber和欽岑多夫，取道英國，赴北美宣教。其中剛畢業於葉那大學 (University of Jena) 的波樂，在英國停留三個月，堅固摩拉維亞社群。他該年於倫敦成立主護城式(Herrnhut-style)的小組，設立班長，活化班員間的互動，引導他們與主建立關係。[47] 原本對象只是在英國居住的德國摩拉維亞社群，但短短三個月間，小組人數暴增，也有英國人加入，原本在詹姆士 (James Hutton，1715-1795) 的家裡不敷容納，只好在費特巷 (Fetter Lane) 租下大堂繼續聚會，而此「費特巷會」 (Fetter Lane Society) 則視為英國福音復興 (Evangelical Revival) 的中心。[48]

自此，摩拉維亞信徒不斷上升。1742年，首個正式的聚會點成立，是由Benjamin Ingham 在約克郡 (Yorkshire) 成立的小組演變成的。另一聚會點則由位於倫敦的費特巷會演變成的。雖然欽岑多夫不贊成與英國教會分離，但摩拉維亞教會在英國的發展難免成為獨立教會。[49] 英國國會於1749年通過一條法案，承認摩拉維亞教會為「古代抗議宗主教制教會」(An Antient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標誌摩拉維亞教會在英國公眾的認可性。[50] 聚會人數方面，在1753年則有2,500位在摩拉維亞聚會者 (當中1,000是領聖餐者)。[51] 直至1760年，在英國的摩拉維亞聚會點共十二個。[52] 1760年後，摩拉維亞教會在英國不斷發展，更影響當地的宣教運動復興。

摩拉維亞派人對著名的佈道家約翰衛斯理的影響深遠。1738年，由David Nitschmann der Bischof 帶領的摩拉維亞宣教隊伍正從美國回程，在回程的船上遇上約翰衛斯理。約翰衛斯理形容他們是他所見「最溫柔、勇敢的人」。(Hutton, 79-80) 尚無得救確據的約翰衛斯理便參加了摩拉維亞信眾在亞德斯門街 (Aldersgate Street) 舉行的聚會，感覺「我心異常火熱」，並像重新得救一樣，視之為基督徒生活之始。[53] 無疑摩拉維亞派人對約翰衛斯理靈性的影響極深。及後，約翰衛斯理於1738年造訪德國以了解摩拉維亞社群。然而，他發現其神學立場與摩拉維亞派人頗不同，歧見主要有成聖觀上。1741年，約翰衛斯理與欽岑多夫辯論神學，及後雙方可謂分道揚鑣。[54]

摩拉維亞教會在英國發展迅速，到了1745年，其組織已十分完備，立有主教、長老和執事，有完善的行政架構。其後，英國摩拉維亞教會更編有優美的崇拜禮儀，及完備的讚美歌集，[55] 又於1752年在約克郡設立兩所可供大合唱的會堂，作敬拜和團契之用。[56] 此外，在當時理性主義興起，基督教信仰受威脅之時，摩拉維亞教會仍堅守人的理性不能成為人的所有指引，強調信仰是與上帝建立關係而不只是頭腦的分析，讓人感到平安，願意留在教會中。[57] 另外，他們十分重視對會友個別的牧養，其中一位摩拉維亞領袖施旁恩伯爾 (Spangenberg) 更批評英國教會沒有為教會每個靈魂提供個別牧養。[58] 他們以小組形式聚會，也不時家訪會友，了解他們的需要，亦重視群體生活。此外，為了向英國的兒童傳福音，英國摩拉維亞教會亦興辦學校，於1741年在倫敦成立寄宿學校。英國摩拉維亞教會的完備架構、講求牧養、重視人與神之關係等，都吸引大量英國人歸信加入教會。

摩拉維亞教會是南非的第一個差會。[59] 18世紀的南非為荷蘭的殖民地，已有大批稱為波爾人的荷蘭人定居南非。當中的白人基督徒因優越感的緣故歧視那些原居民——科伊科伊人(Khoi Khoi)。他們認為科伊科伊人是狒狒的後代，一群沒有靈魂的野獸，被上帝預定沉淪下地獄。[60] 因此，並沒有任何一間白人教會牧師願意傳福音給他們。

直至1737年7月來自摩拉維亞教會的史密特，隻身前往南非開普敦宣教。他因想開展原住民的福音工作，而被波爾人排擠及嘲笑，因此只好獨力開展。他在西開普的Baviaanskloof，現稱赫納登達爾(Genadendal原文解作恩典谷)定居。跟其他摩拉維亞的宣教士一樣，史密特亦在當地自己更生，他一方面自己栽種梨子樹，另一方面教導原住民農耕。往後，他再建立學校、教導當地人讀書識字。慢慢地，福音工作展開，他在科伊科伊社群中開展祈禱會，[61] 其中5人更後來信主接受洗禮。[62]

然而，為科伊科伊人洗禮一事卻被當時開普敦都會的神職人員指控，因為史密特只是通過了信義宗牧職認證考核，但並未接受按立牧職，因而被質疑他們的洗禮是否有效。再者，他們更以異端之名控告史密特。亦隨著日後政府實施種族隔離政策，所有外籍宣教士禁止向原住民傳福音。[62]史密特因著事工所遇的挫折，並因著欠缺主護城支援的孤獨感，他於1744年帶著破碎的心離開南非，畢生亦未有再回到南非。

然而，摩拉維亞教會在南非並未因此而終結。史密特帶領信主的原住民海倫娜成了在當地傳福音的重要人物。史密特稱她為「抹大拉的馬利亞」，希望海倫娜能像馬利亞一樣，把遇見復活基督的好消告訴她的族人。[63] 往後接近50年，教會基本上都是由那些歸主者帶領運作。

1793年，黑人的宣教工作再次獲得南非政府正式肯定及批准，各地不同的教會、宣教組織也紛紛到南非開展事工，百花盛放。[62] 摩拉維亞教會亦得以重返南非，他們再次探訪赫納登達爾，發現當時所建立的教會仍然運作。因此，當時的宣教士以昔日史密特的屋子及果園作宣教中心，並開始擴展在開普地區的宣教工作。[61]

另一方面，一位受教育的南非科薩族人Wilhemina 熱切的期盼有宣教士到東開普她們族人的地區宣講福音、解釋聖經。[62] 這亦間接開展了摩拉維亞教會宣教士在十九世紀在東、西開普的發展。

除了在英、美、南非等地宣教，摩拉維亞宣教士的足跡遍及歐亞，深達佛教及伊斯蘭地區。雖然過程中遇上不少困難，但他們意志堅定，不屈不撓，能以播下福音的種子。

1742年，朗格 (Conrad Lange)、希爾胥爾 (Zechariah Hirschel) 與昆德 (Michael Kund) 三人到介於沙皇俄國及滿清中國之間的卡爾梅克汗國 (Calmucks，今日的卡爾梅克共和國) 宣教。[64]卡爾梅克人是蒙古人的後裔，信奉藏傳佛教，當時遭俄國女皇凱撒琳吞併。三名宣教士一心傳道，卻被俄國當局以間諜罪名判入獄五年。

欽岑多夫得知宣教士被監禁，趕忙前往營救。然而，沙皇政府將他們都下監。欽岑多夫與同工們在獄中毫不懼怕，更一同唱詩讚美神。[65]及後，女皇下令將他們釋放，但以後二十年，卻禁止摩拉維亞宣教士入境。雖然宣教工作中斷，摩拉維亞宣教士的見證成為多人的激勵，也在當地留下福音的種子。[66]

摩拉維亞會人除幫助約翰衞斯理解決得救問題外 (詳參「英國」第四部分)，還啟發他發展「小組教會」。[67] 他在1738年曾參加摩拉維亞聖詠團與小班的聚會，深感這些小班不只讓信眾深度相處，能分享聖經的教導，更能扮演傳福音的角色。因此，約翰衞斯理致力發展小組架構，在1739年4月4日正式建立班級制度，並仿傚摩拉維亞社群抽籤選出領袖，並鼓勵信徒多傳福音。[68] 此外，英國三大差會的成立，都受摩拉維亞會人火熱的宣教心及其宣教策略影響，包括浸信差會(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倫敦傳道會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及英國聖公會差會(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69] 摩拉維亞會促基督教得以在英國迅速傳播、發展。

摩拉維亞宣教士多以一技之長進入創啟地區宣教。宣教士如卡姆 (Br. Kamm) 採集咖啡、文茨爾 (Br. Wenzel) 幫人補鞋、司密特 (Br. Schmidt)當裁縫、竇弗 (Br. Doerfer)當園丁等。欽岑多夫亦堅決禁止宣教士不務正業，要求宣教士賺取生活所需，支持宣教。[70] 摩拉維亞教會帶動帶職宣教(tentmaking)，成為後世基督教宣教模式之一。

摩拉維亞教會在1790年出版了基督教界第一本宣教期刊 Periodical Accounts，詳細介紹海外宣教事跡。[71] 其內容亦直接影響被後世尊稱為宣教之父的威廉克理。威廉克理讀過期刊後，吶喊說：「看看這群摩拉維亞人所做的，難道我們浸信會不能為同一位救主至少盡上一份心力嗎？」[72] 於是他便致力發展宣教，使歐美的基督教世界真正進入海外宣教的黃金時代。[73] 另外，摩拉維亞教會亦擬定有效的宣教策略，欽岑多夫曾提及他的宣教策略：[74]

1. 不要以高高在上的姿態對待異教徒，卻要效法基督謙卑住在他們當中。
2. 要先傳釘十架的基督，再談神學主題。
3. 不要急著想讓所有人都悔改，而是先尋得那些渴求真理的人。

摩拉維亞入鄉隨俗的宣教模式，成為後世的仿傚。他們更在十九世紀末成立「民俗文獻博物館」(Volkerkunde Museum)，展示宣教士從各地帶回的文物，教導人謹記宣教行誼。[75]

為培育摩拉維亞領袖和宣教士，摩拉維亞教會在各地興辦訓練學院及學校。其中包括在1742年成立的摩拉維亞學院及摩拉維亞神學院(Morav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 兩所學校位處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伯利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