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血祸

80年代后期开始，为了缓解城市中的“血荒”问题，中央政府采取了“计划献血”的政策，向各地方政府下发采血指标。同时期中国也从国外进口血液制品设备，希望发展血液制品行业[2]。由于卖血既可以帮助完成采血指标，又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地方官员们开始和农村血贩们合谋鼓励卖血，农村也涌现出了大量单采血浆站和农民献血者，献血者每人每次可以领取50元，民间俗称“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3]；而血贩则可以从官方的血液中心及采血公司获取报酬；这也催生出农村的卖血产业链[4]。

“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经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而抽取的血浆并不能直接用于供血，而往往用于医药公司制成血液制品[5]。但在实际过程中，为了加快采血速度，采血站往往会将前一位供血者分离出血直接输给下一位供血者，这也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乙肝等血液传播疾病的感染概率[4]。并且血站有时还会欺骗卖血者回输血球可以控制贫血，从而增加献血次数，献血者往往主动同意回输血液[6]。

此外，艾滋病刚刚进入中国，直到1995年每年报道的艾滋病感染者只有千余，主要通过毒品和性传播，且传播范围相对有限──由于艾滋病在国外主要通过注射毒品与性接触传播──基于中国人婚恋观念相对保守以及国家严厉打击毒品等原因，医疗界许多人都不认为艾滋病有可能在中国大流行，因而也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2]。

河南、贵州等地地方政府对血液买卖采取遮掩或者逃避责任的态度[12][13][14][15]，阻挠政府科学家的调查[16]。英国《卫报》转引中国官员解释隐瞒疫情的原因：“如果他们认为我们省有大量的艾滋病病例，谁会在我们省投资？”[17]中央政府被指责对地方政府的举措保持沉默[18]。相关事件曾为政府的禁忌话题[19][20]，陈秉中等曾呼吁为当年事件追究责任[12][21]。

直到2001年，事故才受到官方承认[2][22][23][24]。据官方估计，截止2004年，吸毒者及血祸受害者在内的艾滋病感染者占中国大陆全国感染者的三分之二以上[4]；自由亚洲电台则保守估计至少有30万人感染艾滋病[8]；2001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在“血祸”报道中估计HIV全国感染者已达60万[25]；香港《亚洲周刊》报道，河南省内共有140万人参与“血浆经济”，上百万人感染艾滋病，数万人因此死亡，并引述“中国民间预防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以每个县平均2万人感染计算，至少有102万人感染艾滋病”，而报道中引述的法国《解放报》更是推测河南有150万感染者[4][6]。但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2006年发表的《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现状及流行形势分析》称全省只确认了31578例艾滋病阳性案例，确诊AIDS现症病人19488例，已死亡4891例，并结论河南艾滋病已进入低流行状态[26]。

事件也导致了乙肝发病率提高，据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统计，中国血浆捐献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献全血者的三倍。美国无偿献血中心直到今天都会在献血前的调查问卷中严格限制来自河南、贵州等卖血重灾区的献血者资格[4]。大量受感染的献血者以及输血者长期以来都得不到相应的补偿[3][27]，乃至受到官方打压[28]。

事发后，河南省内的所有个人商业血站关闭；1998年，中国政府颁布了《献血法》，法律上取缔了血液交易；为了缓解“血荒”问题，政府还命令军人、国企员工以及学生义务献血。但是血站还是在向偏远的贵州、广西等地区转移，一时间贵州供应了全国血液的40%，间接导致了贵州的乙类传染病（乙肝、艾滋病）爆发，贵州也在2006年关闭了全部的商业采血站，但还是一年后重新开放由制药企业主办的商业血站[29]。2004年，中国卫生部宣称，无偿献血已经占到了献血总量的85%，中国已经逐步实现有计划指令向无指标的自愿无偿献血的过渡[30]，但时至今日各地的计划献血指标仍然存在[31][32][33]。

当时主事河南的李长春、以及事件起因相关劉全喜等人都免于问责：刘全喜在2002年当选中共十六大代表，退休后仍担任省人大代表；而李长春则于1997年起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并于1998年离任河南，由李克强接任其职位，2012年顺利退休，而据《亚洲周刊》报道，4名河南纪委长期以来联名举报李长春，但一直未能成功。李克强虽然是临危受命，首次进行了省级的艾滋病普查，最终缓解了艾滋病疫情，但任内仍然封锁有关艾滋病流行的消息，这一事件也成為他一生的污点，却仍得以升任国务院总理[22][34][35]。最早报道这一事件的高耀洁则于2009年8月出奔美国，对BBC记者坦言担心受到中国政府逮捕，并在海外陆续出版有关中国艾滋病现状的书籍[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