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其梅

王其梅是湖南桃源县仙瑞乡桐木村（后划设小乡时分置为三阳乡，今三阳港镇黄土坪村）王家坪人。祖父王成九（派名王帮炼）是清朝秀才。父亲王明皆是三阳港大地主，乡团总（乡长）。

王其梅是兄妹七人的长子。年幼时在祖父王成九所授私塾启蒙。1927年入桃源县立漳江小学。1928年入常德隽新中学，1929年在常德省立三中读书。1930年离家赴北平就读于私立弘达中学。1932年考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1932年经同学沈继芳介绍，加入了反帝大同盟，担任二十三支部书记。1933年1月经同学沈继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共青团支部书记。1933年4月23日参加为李大钊下葬的公祭被捕数日，出狱后决心弃学到革命第一线。1933年5月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宣传队任上尉宣传员。1933年7月经中共张垣前委批准转党，在阮兴武部队当兵。1933年8月被扣押驱离，到宣侠父师的教导大队任副班长，中共支部组织委员。进军到小汤山后，任大队党代表。1933年10月全军覆没后，入北平城，任东城区委组织委员。1933年12月被派到绥远的孙殿英部搞兵运。1934年8月全军覆没，失掉党的关系，返回北平寻找党组织，1934年秋入中国大学经济系学习，任中共经济系支部书记。在学习期间，他进行革命活动被校方发现后，勒令转学。1935年9月转入民国学院，任学院共青团支部书记兼北平西城街头支部书记。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代表民国学院出任北平学联交际股股长、党团委员。1936年3月5月，被叛徒高腾霄出卖，被捕入狱。7月，从北平陆军监狱转押北平军人反省院。在清华大学做校医的堂兄王其楷得知情况后，捎给家中一封信。王明皆才知道王其梅被捕入狱。他又急又恨，立即变卖家产，将所需费用悉数寄往北平；同时修书一封，叮嘱侄子无论如何要多开导开导王其梅，并想方设法将王其梅从狱中赎出来。1936年10月下旬，在北方局的指示下，和同狱的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等共计61人履行手续先后出狱。

1936年12月刘子久传达北方局指示，派遣王其梅到河南省西华县，与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县委书记王子英接上关系，担任普理学校教员（校长是县委书记王子英），党内职务是支部书记。创建了全县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从队员中发展党员。1937年4月任中共豫东特委交通站站长。

七七事变后接任西华中心县委书记、普理学校校长职务，全面主持西华县党内的工作。王其梅的父母打听到他们的儿子在河南当乡村教师，不远千里到西华劝儿子回湖南老家。父亲王明皆对王其梅说：“你作为长子，应回家替我撑立门户。只要你回故乡，我死可瞑目了。”王其梅对父母说：“这里有我所教的学生，他们对我也有了感情，再说现在全国都在抗日，我就是不直接去前线，也不能越走离前线越远啊。”结果，父母在西华住了数日，抱憾而归。这也是王其梅最后一次和父母相见。1937年底，王其梅根据豫东特委的安排，在普理学校所在地陵头岗举办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第二期抗日干部训练班，亲自担任教官和队长，在训练班学员中先后发展党员二十一名，为西华、扶沟、淮阳等县培养了—批抗日骨干力量，也为不久后豫东地区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38年4月下旬，豫东特委召开了扩大会议。省委书记朱理治派栗在山到会传达了省委指示：豫东沦陷后，发展抗日武装，准备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会议作出两个决定：一是改造旧政权，二是迅速建立西华人民抗日武装。以西华县委的党员和抗日干部训练班学员为骨干，1938年5月建立了一支6000多人的抗日武装——西华抗日自卫团（后改为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司令楚博（西华县长，1908～1939），四个区长魏凤楼、胡晓初、屈申亭、侯香山任副司令同时每人又兼本区的团长，参谋长沈东平，政治部主任王其梅。西华的抗日救亡活动以西华“三岗”（陵头岗、都城岗、苗陵岗）为中心。6月中旬，因魏凤楼带几百人武装去扶沟任县长，“自卫团”改称 “自卫军”， 整编为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大队。沈东平、楚博、王其梅职务不变，胡晓初、侯香山、屈申亭分任三个支队的司令。西华全县已“有枪弹齐全并配有机枪、迫击炮，在党领导下的武装3000人，全县民众均已分别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老少指导团、妇女姊妹团等。坚壁清野很好，各种工作亦略具边区规模”。这支抗日武装，“大部如八路军规模，抗大干部亦多，近东游北上活动于杞、太地域，配合我方行动，并可公开在我们指挥之下”。7月，长征干部李耀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任西华抗日自卫军副参谋长。8月，红军团政委滕海清到西华任一支队一大队副大队长。9月，陕北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长征干部孔石泉由延安到西华任二支队政治部主任。

1938年6月9日花园口决堤后，黄河改道。因睢、杞、太地区位于新黄河以东，所以被称为“水东”；而西华、扶沟等县，位于新黄河以西，被人称为“水西”。睢、杞、太三县分属商丘、开封和淮阳3个专区，1938年夏沦陷于日军，成了三不管的地方。豫东特委的领导下，杞县、睢县分别于6月2日、3日成立了本县抗日游击队。6月10日，两支队伍整编为睢杞抗日游击大队，简称“睢杞大队”。7月初，“睢杞大队”又和太康县抗日武装整编为“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三支队”，由原省委组织部长吴芝圃任司令员，老红军营长王海山任副司令员。上级批准，派肖望东组建新四军抗日先遣大队到水东，称“肖大队”。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西华县委书记王其梅和县支队长胡晓初及侯香山、屈申亭等负责人，组成1500多人的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 “东进部队”，于7月中旬渡过新黄河，到睢县的平岗驻扎，距日军据点河堤岭仅12里。沈东平、王其梅等率部刚到睢县潮庄，就消灭了霸占那里的伪匪董蔚亭部400多人。7月28日，沈东平得知日军四五十人押运多辆汽车、马车军用物资，经马路口去河堤岭的消息，当即决定带一个手枪排在马路口伏击。河堤岭之敌很快来援，百余敌人包围了手枪排。在敌人的强大火力下，沈东平等退守一处大院子，最后退守到一楼房据高坚守。很快，睢县、柘城县的日军乘汽车赶到，而西华东进部队的后援部队被日军火力封阻。退守楼上的十八勇士只要敌人接近，就近射击，不让敌人攻占楼房。最后，日军用机枪火力把楼房门窗封死，战士不能抬头把枪伸出去。日军用汽油、柴草放火烧楼，沈东平等十八勇士阵亡。

1938年8月初，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的身份首先到达西华，拜访了西华县长楚博、扶沟县长魏凤楼，部署了西华、扶沟两县以及豫东特委的工作。1938年8月下旬，长江局和河南省委派遣一批干部到豫东特委，周季方任特委书记，组织部长王其梅，统战部长刘作孚，军事部长李耀。1938年9月28日，毛泽东电令中共河南省委：河南要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继而开创豫皖苏鲁边新局面。29日，周恩来急电彭雪枫：“情况紧急你宜速去豫东开展游击”。9月30日，彭雪枫率373人，携长短枪190支，机枪4挺，从确山县竹沟誓师东进，并于10月8日到了杜岗。杜岗（现为西华县红花集镇杜岗村）坐落在新黄河西岸，与对岸日军一水之隔，成为游击支队渡河东进敌后最为便捷和最为理想的前沿阵地。吴芝圃率领的“三支队”、肖望东率领的“肖大队”、西华组建的“东进部队”，也从水东赶赴杜岗集结。10月12日，从竹沟来的彭雪枫东征部队和从水东来的部队，在杜岗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杜岗会师”）[1]，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谭友林任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支队下辖3个大队和一个警卫中队，共1020人。3个大队代号分别为“南阳”“信阳”“淮阳”。

由于1938年6月黄河改道，河南同时存在着两个中共豫东特委，一个在西华，一个在睢杞太。这两个特委领导的抗日武装时有配合相互支援，但在组织上却一直没有统一。吴芝圃是睢杞太的豫东特委书记，周季方为在西华的豫东特委书记。10月10日彭雪枫主持召开“豫东特委扩大会议”，吴芝圃（三支队司令员）、周季方（豫东特委书记）、王其梅（豫东特委组织部长、西华县委书记）、刘作孚（豫东特委统战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郑平、刘道安、王学武、路岩岭、胡晓初、屈申亭等17人参加会议；彭雪枫根据河南省委的决定，宣布豫东军政委员会成员名单：彭雪枫、吴芝圃、萧望东、谭友林、张震、方中铎、周季方（即邹竖)、岳夏、王其梅、刘作孚等10人，彭雪枫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同时宣布以彭雪枫、吴芝圃、萧望东组成军政委员会3人团，以便应付紧急情况。会议听取了周季方所作《特委工作报告》，王其梅所作《西华方面工作报告》，吴芝圃所作《睢杞军队工作报告》，刘作孚所作《豫东统战工作报告》。彭雪枫传达了党中央、长江局、河南省委关于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敌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彭雪枫提出根据“省委决定：西华抗日自卫军大部分留在西华，坚守水西这块根据地。还将安排留下一批军政干部坚持地方工作，以加强西华抗日自卫军的领导。”彭雪枫总结：“自开封失陷后，豫东党为中央和省委工作方针及工作指示而艰苦斗争，创造了相当强大的武装（西华为党所把握之武装约人枪1500，睢杞有把握的人枪1200，工作较差的人枪1700，魏凤楼处人枪1200)，发动并组织了两个半县的民众。”会议决定，对豫东特委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由吴芝圃任特委书记，吴不在时由王其梅代理。王其梅、周季方、郑平、刘道安、刘作孚、路岩岭、王学武、胡晓初、屈守义为特委委员。特委组织部部长王其梅。西华人民抗日自卫军第2支队的一个加强连约140人编入了新四军游击支队，该连的战士一律换成钢枪，配备了120发子弹。

1938年10月24日，在杜岗村休整半个月后，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的率领下在聂堆渡黄泛区东征；吴芝圃率领留下的一小部分武装坚持睢杞太；王其梅全面主持豫东地区的工作，领导西华部队继续坚守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11月，彭雪枫代表河南省委电示西华部队分出一部东进，配合游击支队在太康淮阳一带打游击。西华部队很快组成千人枪的东进支队，由李耀、周季方等带领，下属两个大队。东进支队东渡新黄河后，边筹集冬衣，边与日伪军周旋，以策应游击支队。1938年12月底，东进支队在永城县书案店与新四军游击支队会师并召开会师大会。1939年2月9日，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经永城出发东移，开辟豫皖苏鲁边区。1939年春，王其梅领导的西华抗日自卫军改编为“第一战区自卫军第七路”，司令庞国均，不久由反共的第七督察区专员刘庄甫接任，第一支队长胡晓初，第二支队长侯香山。1939年5月，部队移防周口。1939年6月中旬王其梅把部队移交给王学武，自己回到西华，立即遭到国民政府通缉，不到两个月又组建了一个大队的抗日武装，180人枪，王其梅任大队长，教导员刘荫光。1939年7月河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向明兼任豫东特委书记。1939年11月，王其梅率其组建的西华抗日大队率先东渡黄泛区赴水东，在睢太通边沿作战，称“西华军”。1939年11月，第一战区调西华部队“自卫军第七路”去舞阳整训，豫东特委召开会议研究对策，认为西华部队东进时机已经成熟，各级军政干部的思想工作和物资都要做好准备，决定先西行，佯称接受去舞阳改编，摆脱周口的国民党势力，再伺机东进。第一天，西华部队走了三十里，就吹休息号。第二天又走三十里就准备宿营了。同行的刘庄甫司令很生气，豫东特委则果断决定：停止西进、扣押刘庄甫。当夜立即掉头向东急行军。第一战区闻讯即派骑兵追击。西华部队一路疾进，第三天到界首的新黄河边上，侯香山带一连兵力集中12挺机枪阻击追来的骑兵。过河后，经两天急行军，遇上红枪会联防，派遣一支队三大队长刘少庸按红枪会礼节接洽、借道。在涡河边彭雪枫派人派船接应。至此，西华部队东征胜利完成，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二总队，辖第四、第五两个团，总队长胡晓初，副总队长侯香山、屈申亭，政委向明，辖第四团（团长胡晓初兼）、第五团（团长侯香山兼）；1940年5月，第二总队两个团合编为一个团称二总队第四团；1940年6月底，西华部队缩编为一个加强营，后改编为六支队二团四营。1940年7月，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南下部队与六支队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西华营”成为八路军第四纵队第五旅警卫营。1941年皖南事变后，八路军四纵五旅改称新四军四师十一旅，“西华营”改称第十一旅警卫营。1941年4月，西华营编入新四军四师十一旅三十一团为第二营。[2]

1940年1月，为统一领导水东地区的抗日斗争，水东各抗日武装合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睢杞太独立团，由兰桥任团长兼政委（1940年8月由孔石泉接任政委），王其梅从西华带来两个连，编为该团第3营，由他任营长兼教导员。

1941年1月28日，新四军第6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师。受皖南事变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影响，水东根据地受到日伪顽军联合进攻。为保存实力，水东独立团主力东撤到永城与新四军第四师会合，编为该师第33团，王其梅升任团政委。水东只剩下独立团第1营2连、第2营4连由王广文、马玉堂带领坚持斗争。2月24日，1营2连在睢县葛庄遭日军突袭，全连覆没，地委书记韩达生被捕。4月，刚被营救出狱的韩达生在梁寨与水东党政军干部开会时又遭突袭，韩达生再次被捕遭处决。水东抗日根据地只剩下雎杞太三县边境的部分村庄，而且与上级失去了联系。在此情况下，王其梅奉命于1941年5月份重返水东，传达了上级关于敌后斗争的一系列指示，纠正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整顿领导机构，建立了水东党政军委员会，王其梅任书记；重建独立团，马玉堂任团长，王其梅兼政委，王广文任副团长。1941年7月底进驻聚台岗，建立了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建立了当地政权机关—水东联防办事处。鉴于水东抗日根据地同上级新四军第四师失去联系，且被强敌四面围困，为保存力量并图发展，1941年12月王其梅、副团长王广文、二营教导员王建一率领第二营突破陇海铁路封锁线，北上冀鲁豫边区，向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汇报工作，并请求他们代管。1942年1月和新任独立团团长的林耀斌率部回到水东，开辟了杞通、杞北地区，打通了水东与冀鲁豫边区的交通线，而且和杞南连成一片，扩大了根据地。1942年4月成立了一所抗日中学，王其梅兼任校长并亲自授课。1942年秋，水东独立团转移到杞北，打散了盘踞在那里的顽军薛汝梅部；又转战杞南，击毙顽军张鹏先部数百人。经过几次出奇制胜的战斗，水东抗日武装收复了被顽军侵占的全部地区。没粮吃时，他和战士们一起吃红薯叶、菜叶，还说“饱时肉是腻的，饿时糠也是甜的”。1942年年底，水东队伍由原来的200多人发展到2000多人；活动区域，也由当初睢杞太三县边境的几个小村庄，扩展到连成一片的杞北、杞南和杞通（许），开始在水东建立地、县、区各级政权。1943年2月11日，冀鲁豫区委书记黄敬给上级北方局汇报的电报中称：“王坚持水东斗争有很大成绩，是党的好干部！”

1943年5月，王其梅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4年12月，随河南军区副政委刘子久、豫西二支队政委韩钧的部队南渡黄河，到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1945年1月被分配到二分区，负责改编洛宁县庙山一带的李桂五的抗日自卫军，带领20多个团、营、连八路军干部到李桂五旅，任军政委员会书记兼政委。1945年3月随豫西第四支队到禹县、密县、新郑、临汝一带，新建豫西第四地委、四分区，张才千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与政委，王其梅任地委副书记、副政委。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任桐柏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46年2月，调中原局组织部工作。1946年4月，奉命到湖南桃源老家执行潜伏任务，因身份不能保密，撤回“解放区”，一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邯郸，就被任命为从1946年5月被重兵第二次围剿的水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1946年7月9日，王其梅回到了阔别三年多的“水东解放区”（冀鲁豫边区第六地委第六军分区），担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原地委书记李中一改任副书记。首先传达了上级对水东如何反围剿的指示精神，和军分区司令金绍山率分区武装配合前来支援“水东解放区”反围剿斗争的冀鲁豫军区独立旅，于1946年7月12日一举歼灭柘城守军，端了伪军纵队司令张岚蜂的老窝，缴获大批物资和武器弹药，粉碎了对水东的第二次围剿。1946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陇海破击战役，王其梅和金绍山率领分区武装积极配合，先后袭扰开封机场，攻克通许县城，从而牵制敌一个正规师及四个保安团不能东调投入陇海战场，有力地配合了晋冀曹豫野战军。1946年11月，国军发动了对“水东解放区”的第四次围剿。王其梅率分区武装在杞南刘寨一举歼灭了整编第六十四旅第一九O团，粉碎了第四次围剿。1946年12月12日，豫皖苏区党委和豫皖苏区在睢县平岗成立，吴芝圃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张国华任军区司令员。同时，以冀鲁豫边区十二地委十二分区和原华中淮北路西的八地委八分区为基础，成立了三个地委三个分区。王其梅任第一地委书记、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在一地委工作期间，国民党曾派王其梅的二弟王其桂作说客。王其桂看到其兄立场坚定，未敢策反。1947年7月，豫皖苏区开辟黄泛区以西、平汉路以东、陇海路以南地区，建立五地委、第五军分区，调王其梅任地委书记兼司令员、政委。王其梅带了几十个干部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建立了地委、分区、专署领导班子及鄢陵、扶沟等8个县委、县政府、县大队。率军民开展双减、土改、肃清散匪敌特、安定社会秩序、组织支前等等，扩大“解放区”，支援在中原地区作战的各野战军。1948年10月24日，河南省会开封第二次被共产党占领，任开封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

1949年1月28日出任第二野战军第18军第53师政委。1949年12月任第18军副政委，负责川南地区的接管工作，并兼任泸州地区军管会主任。1950年2月任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兼任十八军政策研究室主任。1950年3月组建18军前进指挥所进（“前指”）驻康定，18军第二参谋长李觉为司令员，王其梅为政委，统一领导政策研究室、侦察营、工兵营及派出的先遣部队。1950年10月昌都战役前，李觉调回18军军部，王其梅任前指司令员兼政委。昌都战役后，王其梅任18军副政治委员、昌都工委书记；1951年1月1日起兼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十七条协议》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支队”先期进入拉萨，王其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1年7月25日率第154团第8连为主的一个加强连及各工作人员共计400多人，与阿沛阿旺晋美夫妇一起从昌都出发，1951年9月9日进抵拉萨。[3]1952年1月，西藏军区成立，任西藏军区副政委。1952年12月调往昌都，兼任西藏军区后方部队第二政委（司令员兼第一政委陈明义），领导康藏公路建设。

1955年开始主持昌都地区工作，任中共昌都分工委第一书记、昌都警备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59年西藏平叛，任301部队指挥所政委（司令员黄新廷）。1962年，王其梅调拉萨工作。1963年3月，兼任西藏工委副书记。1965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成立后，任书记处书记。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4]

1967年，周恩来总理将他接到北京。这时重病缠身的王其梅忍受着痛苦，写出了《对西藏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和《对今后西藏建设的意见》作为遗言。1967年8月15日，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 ”受迫害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终年53岁。 197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为王其梅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追认王其梅为革命烈士。

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批示中写道：“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作了不少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