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亚当斯

1774年在山繆·亞當斯的促使下，首届大陆会议召开，目的在于商讨应对包括不可容忍法案在内一系列通过惩罚马萨诸塞以力图加强英国中央权力和阻止其他殖民地反抗等不欢迎举措。包括亚当斯在内四位代表被马萨诸塞议会所委任，尽管他的一位朋友Jonathan Sewall动人地恳求亚当斯不要出席，但他依然答应出席大陆会议。

在他到达费城不久，亚当斯被列入23位大委员会名单，委员会的任务是草拟一封上呈英王乔治三世的请愿信，以表达马萨诸塞的不满。委员会的成员迅速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方保守一方激进。

虽然马萨诸塞的代表们很大程度举动消极，亚当斯批评如Joseph Galloway, James Duane, and Peter Oliver在内的保守派，这些保守派建议采纳针对英国的和解政策或者认为各殖民地有对英帝国保持忠诚的义务。尽管亚当斯的观点在那时与约翰·狄金森那样的保守派保持一致。

亚当斯寻求废除让人反感的各政策，但是在这个早期阶段他依然认为维系美利坚作为英帝国殖民地的身份的好处。他重新争取陪审团的审判权。

他抱怨道其他代表的自命不凡，写信给阿比盖尔，“我相信，如果有人可以受触动和附议，我们应该达成一项决议，即二加三等于五，我们这个会议也要从逻辑和修辞、法律、历史、政治和数学等这类主题进行整整两天的讨论，我们应该能一致通过这个决议“。亚当斯最终帮助实现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的某种妥协。

大陆会议于当年10月解散 ，在最后给英王发出最后的请愿书，并以支持《沙福克决议》的方式发出其对（英国）不可容忍法案的不满。

亚当斯的离家在外对其妻子阿比盖尔是艰难的，阿比盖尔独自在家照料整个家庭。但她依然鼓励她的丈夫完成他的任务，她写到：“我知道，你不可能我也不希望你是一个不活跃的看客，但是一旦拔剑，我将会向所有的家庭幸福告别，我将盼望这个国家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战争的谣言 ，在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国王的恩慈会让我们共同欢欣鼓舞。”

同大不列颠人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的开战消息 让亚当斯相信独立的那一天很快将成为现实。这次冲突的三天后，他骑行到一个民兵营地，在那时他积极地感受到人们的高涨士气，与此同时被他们艰苦的条件和缺乏作战纪律而沮丧。

在一个月后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作为马萨诸塞代表的领袖亚当斯重返费城。他最初动作谨慎，注意到大陆会议已经划分为效忠派、独立派和犹豫不决者。他开始确信大陆会议在朝着正确的目标前行——脱离大不列颠。

亚当斯公开地支持 “如果实践可行则和解”，但在私下亚当斯同意本杰明·弗兰克林对北美独立是不可避免的秘密观察。

在1775年七月，怀有促进殖民地反英同盟的联合的初衷，他提名弗吉尼亚的乔治·华盛顿作为军队的总司令并在波士顿集结。他称许华盛顿的“技巧和经验”，同时称许他的“卓越普世性格”。亚当斯反对包括橄榄枝请愿书在内的众多提议，这封橄榄枝请愿书旨在寻求殖民地和大不列颠之间的和平。英国反对殖民地独立的既有举措的长清单中，他写到，“在我看来火药和火炮绝对是我们可采取的最有效、最可靠的和解措施”。

在他阻止请愿书方案被执行后，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在其中嘲讽地将约翰·迪金森描述为“狡猾的天才”。这封信被截获，并且在忠诚者报纸被登出。受人尊敬的迪金森拒绝迎合亚当斯，他在一段时间内被孤立。弗林写道：“到1775年秋天，国会中没有人比亚当斯更努力地加快美国与英国分离的步伐。”

1775年十月，亚当斯被委任为马萨诸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但他从未上任，在1777年二月辞去此职务。

为了回应其他代表的质问，亚当斯于1776撰写一本名为《关于政府的思考》的小册子，这本书勾勒出建设共和主义宪法有影响力的框架。

整个1776年的上半年，亚当斯对于他预期中的独立声明 步伐变慢而愈加不耐烦。他在国会里忙得不可开交，帮助推行一项装备武装船只针对敌舰发动袭击的计划。这一年的稍晚他草拟了第一份管理提议中海军的规章。亚当斯草拟了同僚理查德·亨利·李决议的序言。他（亚当斯）跟弗吉尼亚的代表杰斐逊发展了良好关系，杰斐逊之前并不急于支持独立，但是在1776年开始他认为这是必要之举。

在1776年7月7日，亚当斯附议这份方案，这份方案表述道，“北美各殖民地是而且应该有权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states）”

在独立被声明之前，亚当斯组织和选派了一个五人委员会 以起草一份独立宣言。他选择了自己、杰斐逊、本杰明·弗兰克林、罗伯特·利文斯通和罗杰·谢尔曼这五人。杰斐逊认为亚当斯应该撰写这份文件，然而亚当斯却劝说委员会让杰斐逊担任此职务。亚当斯这样记录了他跟杰斐逊关于此问题的对话，杰斐逊问道：“为什么你不来写？你应该写。” 而亚当斯回复道，“我不写，理由充分”。杰斐逊回复，“那你的理由是什么？” 亚当斯回复，“第一，你是一个弗吉尼亚人，一个弗吉尼亚人应该在这项事业上领头。第二，我受人讨厌、太被怀疑、不受欢迎。而你却非常不同。第三，你可以写得比我好十倍”。“好吧，” 杰斐逊说，“如果你已经决定了，我将尽我所能”。

委员会并未留下备忘录，所以这个起草过程本身依然有诸多未确定的细节。多年后杰斐逊和亚当斯所留下的记录，虽然被频繁地引述，但是也多有矛盾之处。虽然最初草稿是杰斐逊首先完成，但是亚当斯被视作对其（《独立宣言》）完成发挥了主要的角色。

七月一号这份决议在大陆会议被辩论。本预期通过的该决议，因诸如迪金森这样的反对者的存在，面临很大的反对阻力。杰斐逊，作为一个很弱的辩论者，仍然缄默不语，而亚当斯则为此方案的通过而慷慨陈词。许多年后，杰斐逊称赞亚当斯为“国会支持宣言的支柱，它最有力的拥护者和辩护者，反对它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攻击。”

在这份文件被进一步编辑之后，大陆会议于七月二号表决通过。十二个殖民地赞成此方案，而纽约州弃权。迪金森缺席表决会议。

七月三号，亚当斯写信给其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说到，“昨天决定了最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曾在美利坚争论过，并且没有任何决定将比这项决定更具有重大意义”。他预言到 “1776年七月的第二天，将会成为美利坚历史上最值得记忆的纪元”，并且会被以隆重盛典的方式所纪念。

在八月27日 于长岛会战击败大陆军后，英国将军威廉·豪决定在取得一个战略性优势的局面下，要求大陆会议排出代表来商讨议和。包括亚当斯、弗兰克林在内的代表团同豪在九月11日于史泰登岛举行和平会谈。

豪的权威是以北美的臣服为前提的，因此各方缺少共识。当豪说到他只能将美利坚的代表们看做为大不列颠臣民时，亚当斯回复道，“你可以把我视作你喜欢看到的任何事物，除了作为不列颠的臣民。在多年后亚当斯才知道他的名字被排除在豪所开列的可赦免人物列表之外。亚当斯让豪并无太深刻印象，并且预言美利坚将会胜利。”

1775年，亚当斯成为了战争与军械委员会的主席，负责准确记录军队中的军官及其军衔、整个殖民地的军队部署和弹药。他参加了90个委员会，担任了25个委员会的主席，在国会议员中工作量是无与伦比的。如本杰明·拉什描述，他（亚当斯）被公认为“掌权的第一人”。他被引述为 “一个人的作战部” ，每天工作长达十八小时，掌管组建、 装备和守备军队等一切文官控制细节。他撰写了《条约计划》，阐述了国会与法国签订条约的各项需求。

在第一届大陆会议期间，亚当斯时不时被征问他关于政府的观点。尽管意识到其重要性，亚当斯曾经私下批评托马斯·潘恩1776年的《常識（小冊子）》，在这本小册子中潘恩攻击所有形式的君主制，即便是约翰·洛克曾倡导的某种君主制。它支持一院制和一个被议会所选举的弱的行政长官。在亚当斯看来，小册子的作者有“一只更擅长摧毁而非建造的手”。他认为在这本小册子中所表达的观点，“如此民主化色彩，没有任何制约甚至没有哪怕任何关于控制和平衡的手段，所以它肯定会产生更多的邪恶和混乱”。潘恩所倡导的是一个激进的民主政府，在该政府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既不没有制衡也没有平衡。这与像亚当斯这样的保守派所实行的制衡制度不相容。一些代表敦促亚当斯将他的这些观点登诸于报。他在与这些同僚的不同的信件中交代了这些观点。

理查德·亨利·李对此印象深刻，获得亚当斯的同意后，李将这些涉及众多（主题）的信件出版。题名为《关于政府的思考》而体例上作为“一封来自绅士给他朋友的信”，在1776年四月被匿名出版。很多历史学家同意亚当斯的其他著作都无法这个小册子的持续和不朽影响相媲美。亚当斯建议，政府的形式应该被用来选择能够实现理想的目的——人民最大数量的幸福和德性。

他写道，“除了共和式政府外，别无好政府。英国宪政中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此处，因为共和国的定义就在它是一个法律帝国而非人的帝国”。此论文捍卫两院制，因为“单一议会会像一个人一样（在没有别人的建议和外部制衡下）行为犯错、举动愚蠢和经不住动荡”。亚当斯建议应该在行政、司法和立法各分支间的权力分割，并进一步建议如果一个大陆政府被建立，那么应该“被神圣地局限于”某些被具体列举的特定权力。

《关于政府的思考》被所有北美各州宪法写作所引用。亚当斯用这封信来回击那些反对北美独立者。他声称约翰·迪金森对共和主义的恐惧造成了他拒绝支持北美独立，并写道南方种植园者的反对根植于他们担忧其贵族式的蓄奴状态可能会被（独立的共和政府）所威胁。

在1779年第一次出访法国返回马萨诸塞后，亚当斯被任命到马萨诸塞宪法议会，旨在确定马萨诸塞的新宪法。委员会中他跟塞缪尔·亚当斯、詹姆斯·鲍登一起起草宪法，新宪法的写作任务由约翰·亚当斯主要完成。以此产生的马萨诸塞宪法于1780年通过。

这是第一部被一个特别委员会起草，而后被人民批准的宪法，也是第一部采用两院制的宪法。包括一个独立的行政长官——虽然被一个行政委员会所约束 ，行政委员会三分之二可否决行政长官的命令，还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分支。法官们可终身任职，“行为良好可继续供职”。马萨诸塞宪法确认个人有“义务”去尊崇“至高无上的存在”（指至高的“神”），并且个人有权在不受骚扰的情况下以“最符合他自己良心指示的方式”这样做。

宪法建立了一个公共教育系统，该系统为所有公民的儿童免费的三年公共教育。亚当斯深信良好的教育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之一。他相信人民在“无知的状态” 会更容易被奴役，而那些“被知识启蒙者”则更有能力保护他们的自由。亚当斯是1780年成立的美国文理科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并担任该学院的首任院长。

1780年的马萨诸塞宪法对之后的新罕布什尔宪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到1787联邦宪法。跟之前的各殖民地宪法相比，该宪法加强了行政权的力量，行政长官拥有了更强的人事任命权，而各邦在1776年左右制定的宪法较少地给予地方行政长官以人事任命权。

亚当斯从未拥有过奴隶，原则上拒绝使用奴隶劳动，他说：“我一生都非常憎恶奴隶制，我生活了很多年，从来没有拥有过黑人或任何其他奴隶，尽管奴隶制并不被人们视为可耻，尽管我周围最优秀的人也不觉得使用奴隶与自己的性格不符，尽管这些年我要多花几千美元来雇佣自由人做工，而我本可以通过在黑人非常便宜的时候购买他们来节省这些钱。”战争前，他偶尔打官司的时候站在奴隶一边，为奴隶争取自由。

因考虑到参与蓄奴的南方的反对，当需要团结一致以实现独立时，亚当斯于是通常将此问题（奴隶制）排除在联邦政治议题之外。1777年他发言反对一份在马萨诸塞解放奴隶的法案，说该项动议在当时太过招致分裂，所以这项议案应该“沉寂一段时间”。

因为南方人士的反对，他也反对在美国革命中使用黑人士兵。大概1780年马萨诸塞的奴隶制被废除，奴隶制被禁止因为这与约翰·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宪法》所写的权利宣言 部分的含义相背。阿比盖尔·亚当斯为反对奴隶制而大声疾呼。

亚当斯一生都对君主制和世袭政治制度的优点表达了饱受争议和不断变换的观点。有时，他表示对这些路径的大力支持，例如说，“世袭君主制或贵族制”是“唯一可能维护法律和人民自由的制度”。

约翰·亚当斯，由吉尔伯特·斯图亚特所作 (1823). 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请求下，这是亚当斯留下的最后肖像.[1]

然而，在其他时候，他却与这些想法保持距离，称自己是“君主政体的死敌和不可调和的敌人”，并称自己是“绝非美利坚有限世袭君主制的朋友”。 这些否认 并不能平息对他的批评，并且亚当斯经常被指控是一个君主制的拥护者。历史学家Clinton Rossiter 将亚当斯描绘为一个革命的保守派而非一个君主制拥护者，他致力于在共和主义和君主制的稳定间寻求平衡 以创造“有序的自由”。 他的《关于Davila的论述》在美利坚的报刊 于1790年刊载，再次警告缺乏制约的民主制的危险。

很多这类的攻击被认为太粗鄙，包括暗示他（亚当斯）曾计划 “让自己戴上王冠”并且“把约翰·昆西·亚当斯作为诸君那样来打扮”。Peter Shaw说到：“这些不可避免的针对亚当斯的攻击，那样粗鲁，弄错（stumble）了一个他（指亚当斯）自己都不承认的一个事实”。他曾倾向于君主制和贵族制。毫无疑问 ，在他成为副总统后的某些时候，亚当斯认为美利坚本该采纳一个世袭的议会和一个君主……并且他勾勒了一个计划，在该计划中 各州会议将能委任世袭参议员同时可任命一个终身的总统。

与这种观念（观点）相反，亚当斯在一封与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中断言：

“如果你觉得我曾有过尝试引入一个国王、领主和平民（这样的阶层划分）的政府设计，或用其他的表述说 是一个 世袭的执政官，或 一个世袭的参议院，不管是在美利坚的联邦政府，抑或是在这个国家任何的邦/州政府，那你就完全搞错了。从未有过这样的一种表述或暗示，不管在我的公开的著作或私人的信件，我可以确信挑战/质疑所有这种人，要求其出示引用的段落和章节引用。”[2]

据Luke Mayville的观点，亚当斯综合了两脉思想：过于和当时关于政府实践的研究和苏格兰启蒙运动关于个人在政治中的各欲求的思考。亚当斯总结到，最大的危险来自于 一个富有者的寡头集团会损害平等。为了应对这种危险，富有者的权力需要被制度所引导 ，并被一个强的行政长官所制衡。

因为先祖是清教徒，所以亚当斯被作为教友会会友抚养长大。通过传记作家David McCullough记载，“他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亚当斯同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一个独立的思想者，他并未觉得这有什么冲突”。在一封写给拉什的信中，亚当斯将他先祖自从他们移民到这个新世界的成功归功于宗教。他认为定期地去教堂对个人的是非感有益。Everett总结到“亚当斯致力于一种立足于常识理性基础上的宗教”并坚持认为宗教必须改变和进化以趋向完善。Fielding认为亚当斯的信仰综合清教徒、自然神论者和人文主义者的观念。亚当斯一度（at one point）说，基督教本来具有启示性，但现在却因迷信、欺诈和肆无忌惮的权力滥用而被曲解。

Frazer（2004）年写道 尽管亚当斯与自然神论者共享很多观点并常用自然神论的术语，“亚当斯显然并非一个自然神论者。自然神论者拒绝承认来自上帝的所有超自然活动和干预；因此，自然神论者也并不相信神迹或上帝的天意”……亚当斯确实相信神迹，天意，在某种程度上《圣经》是启示。Frazer认为 亚当斯的信仰是 “有神论的理性主义,如同其他的美国国父一样，居于某种清教主义和自然神论的中间地带 ”。在1796年，亚当斯声明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自然神论式对基督教的批评，“基督教是 超越所有的曾经盛行或存在于古代和现代的宗教，不管流氓潘恩他怎么说，基督教是具有智慧、德性、公平和人文性的宗教。”

但历史学家戈登伍德（2017）年写道：“虽然杰斐逊和亚当斯都否认圣经的神迹和耶稣的神性，亚当斯总是有一种杰斐逊却从来没有过的对宗教徒尊重；事实上，杰斐逊在私人社交中更倾向于嘲讽宗教体验。”

在他退休的时期，亚当斯他青年时期的某种清教感情中移向更靠近于 主流启蒙运动的宗教观念。他责备 基督教制度（指教会）带来如此多的苦痛，但还是继续作为一个活跃的基督徒，因为对社会来说维系这个宗教是必需的。他变成了一位论派者，拒绝耶稣的神性。大卫·L·福尔摩斯认为，亚当斯在采纳一位论信条的中心原则的同时，接受耶稣作为人类的救世主，圣经对他的奇迹的描述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