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
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一般來說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則為1924年，由張我軍發起，抨擊台灣舊文學阻礙台灣文學改革腳步的事實。第二階段則是陳虛谷針對舊文學文人支持台灣總督府的逢迎行為所引發。
有的論者認為該兩階段論戰，台灣新文學陣營因得其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的「言文一致運動」的啟發和中國大陸五四運動的影響，佔其絕對的優勢。然若觀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發展實源遠長，共有590則論爭文獻。以往檢討日治時期傳統文學，常批判舊文人逢迎當道、逐利，耽溺於僵化的文學形式，這僅反應問題的一面；日治時期一般台灣人並不熟悉華北官話，賴和、鍾理和、吳濁流創作官話白話文都遇過語言轉譯的困境，閩南語與日語才是日治時期台灣最流行的語言，然知識份子無教育主導權，「我手寫我口」的目標難以達成，官方白話文在台灣不易推行，故被郭秋生批評為「新文言」，闡釋日治時期各種「文體」的特殊情境亦須注意此問題，在日本強權統治之下，不論文言文、官話白話文、台灣話文或是教會羅馬字都曾遭到統治者的打壓，各種型態的台灣語文固然相互競爭，但在「以大局為重」的前提下，日治時期出現37篇呼籲新舊文學兼容並蓄，不同文體相互扶持的現象不容忽視，才能了解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的複雜面向。
過程
1924年4月與11月中文新文學作家張我軍，於《台灣民報》發表的《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與《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該兩篇抨擊台灣舊文學與舊詩人的文章，不但引起頗多共鳴，更引發新舊文學論戰。
其中對古典文學特色、功能、價值與未來走向抱否定態度的新文學作家除了張我軍之外，還有賴和、張梗、蔡孝乾等人。他們就五四運動獲得的成果與經驗，大力提倡新文學的適用性，除此還聲稱文言文有所不適用，阻礙文學改革，並指陳台灣舊文人的墮落保守。
另一方面，以連橫、鄭坤五、黃文虎為首的舊文學代表，則強調古文對台灣文學基礎的重要性。而該論戰自1924年4月張我軍發表文章起一直到1926年3月，才宣告平息。
1926年9月，新文學支持者陳虛谷再發起該新舊文學的第二階段論戰。此一直到1932年才截止的論戰，則是針對舊文學文人支持台灣總督府的不合時宜做法行為。而第二階段論戰裡面，新文學代表除了陳虛谷之外，尚有陳逢源與葉榮鐘。
1941年至1943年還曾發生新舊文學論戰，以往的研究者常接受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台灣文壇一筆流水賬〉說法的限制，而以為這只是舊文人的內訌，然而1941年至1943年共出現152則新舊文學論爭文獻，這數量比1924年的37則論爭，1925年的91則論爭文獻都還來得多，而且論爭的人物如林荊南（嵐映）、廖漢臣也是站在新文人的觀點來批判舊文人。所以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爭至少有3個時期，只是以往較被忽略而已，但只要檢視《風月報》、《南方》就可掌握多數的論爭文獻。除此之外，江亢虎1934年到台灣帶動一場新舊文學論爭，亦不容忽略。
影響
由於知識份子求新求變的心理，企圖改造既有的文學環境，於是產生「日治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這股文化改造運動同時也是社會運動的一環，昭和六年（1931年）謝春木在《》指出：「張我軍的舊文學打倒運動」是日治時期七大社會運動之一。2004年由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的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研討會，「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爭」被票選為台灣新文學發展的第二重大事件。
參考文獻
- 廖漢臣〈新舊文學之爭——臺灣文壇一筆流水賬〉，《臺北文物》3卷2期、3期，1954年8月、12月。
- 施懿琳〈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再觀察——兼論其對台灣傳統詩壇的影響〉，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第四次會議：台灣古典文學與文獻，1998年5月2日。（收於氏著《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第4篇第2章，春暉出版社，2000。
- 葉連鵬〈重讀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起因、過程與結果的再思考〉，《台灣文學學報》2期，2001年2月。
- 洪銘水〈日據時期新舊文學論爭〉（《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 姚人多〈「文學的輪子是向前跑」：日據時代新舊文學論戰中的非文學「化身」〉，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15至16日。
- 黃美娥〈對立與協力——日治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戰中傳統文人的典律反省及文化思維〉、〈醒來吧！我們的文壇——再議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台灣新舊文學論戰〉，收於氏著《重層現代性鏡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
- 翁聖峰《日據時期台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台北：國立編譯館編，五南出版社印，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