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

造反派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群众组织、派系、个人,一整套思想方法、行为特征、价值取向与他们的政治实践相关连。

1967年上海造反派庆祝游行

起源

1966年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大字报《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7月4日,红卫兵又贴出大字报《再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并且在最前面引用了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8月1日,毛泽东写了《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毛泽东把这封信和《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份大字报作为大会正式文件,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散发。此后,“两报一刊”全文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个“造反有理”的时代来临了。

文革時期

与“保皇派”(當權派)相对。指文革初期在红卫兵之后走向社会,以下犯上,对当时的领导体制和具体负责人持对抗、批判态度,并采取实际对抗行动的群众组织。最初受到歧视和压制,如被视为调皮捣蛋、不安分守己的害群之马,被宣布为非法或反动组织,扣发参与者的工资,整理参与者的材料等。

造反派组织与此前兴起的红卫兵组织的不同之处在于造反派组织的成员不限于青年,而是包括各个年龄层次者。

“造反派”一词当时仍按传统价值来阐释,含贬义。1966年秋冬,通过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学生等青年为主体)造成的气候,造反派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已占压倒优势;而党政领导和基层单位失去了运转、整合功能,陷入瘫痪状态。参加这类组织就成了时髦──进步、革命的标志。文革早期的“保皇派”纷纷转而加入造反派了。造反的本质就是造反,鼓吹打乱、改变现有的秩序。造反派赖以成事的最大秘密(公开的),就是他们其实是奉旨造反。对最高权力来说,表层的反社会行为下面是实际上的亲社会行为。“造反”一词遂变几千年贬斥色彩而含褒义:由“乱臣贼子”、“无赖轻薄”摇身变成了“社会中坚”、“文化英雄”。该词感情色彩的改变,是毛泽东发动、操纵的文革引致中国民间社会、社会心理、组织结构……一整套组织、秩序、价值颠覆性巨变的反映,是传统文化断裂的最显著的表征。

由此进而扩展为,对除红卫兵以外的文革中群众组织的统称。以产业工人为主,农、商、文、卫等系统辅之。在大联合、夺权阶段,红卫兵仍在舞台上,但文革的主角已经由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造反派来充任了。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指的就是他们。在这类组织中,组织成员的品类更加芜杂,派性更为严重,组织的松散程度更大,造反动机的功利性更明确──就是要瓦解、摧毁科层制势力,占山为王,“掀翻金銮殿,轮番来加冕”。要取代走资派,成为新的掌权者。有相当一部分人顺应时代潮流,进入官僚阶层、权力体制实现了自己的抱负。

在造反派内部,因派性斗争,对立两派经常将对方指为“保皇派”或“保守派”。中央或地方掌握政治权力的机关也曾将某些造反派组织打成“保皇派”或“保守派”。

造反派组织

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普遍被称为“勤务员”,来源于毛泽东语录“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也有地方称“服务员”。

文革後口語化

引申为借指参加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一般成员。“1966年抄家,‘造反派’搬走几件,王家姆妈又变卖几件。”(陆星儿《同一扇石库门》,载《文汇》月刊1990年3月号)说话的那口气,在当时是无奈、艳羡,在事后是鄙夷不屑、诛心剿灭、丑化刻毒。

文革后称文革中参加过这类群众组织的人。仍然用以文革当时的称谓指称他们,可以看作该名词的过去时态。受到清查的“三种人”,主要就是指其中因与林彪、四人帮集团有组织联系而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有打砸抢劣迹的人。

比喻义。文革后,比喻行为方式、价值观、性格等方面与造反派相似的人。含贬义。例:小造反派;造反派脾气。这是一种弹性比较大、却又偏于严重的指控,因为文革在政治上被全面否定,造反派受到严厉追究;该词所包含的历史追溯、政治判断内容,会引起个人经历、情感方面的联想,乃至过分反应。重归威权体制的旧轨道,再次强化官本位、肯定知识精英的主流地位,赋予阶级分化以合理性,这是后文革以来社会心理的最大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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