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南光

鄧騰輝出生於北埔，17歲就前往日本接受高中、大學教育[1][5]。就讀法政大學經濟系時，參加寫真俱樂部，從此喜歡上攝影[5] [6]。他最初使用的相機是Kodak Autographic Camera[6]。該年代攝影相機為奢侈品，但因家境好能給予支持，母親鄧吳順妹也賣了首飾支持[5]。當時他每天都背著沈甸甸的相機上學，並隨時用來捕捉身邊的人、事、物[1]。

念大學時，鄧騰輝與家住新埔的潘慶妹結婚，一起到東京，作品首次投稿日本《Camera》雜誌就入選，更激發他對攝影的興趣，用萊卡拍攝的作品也入選上海一屆國際攝影展[5]。他的題材多元，參加比賽也頻頻獲得獎賞，還成為全日本萊卡協會與全關東學生寫真聯盟的會員[1]。1932年，長子鄧世光出生[5]。

當時源自德、法的新興攝影浪潮在日本萌芽，其美學與形式強調即興、自由速寫、蒙太奇組合、中途曝光、潛意識意境等，為對保守、傳統畫意攝影的反動。身處日本的鄧南光受此攝影思想的影響，信奉木村伊兵衛所說要相機用起來跟自己身體形成一體、要成為自己眼睛或頭腦的延伸的觀念，並認為現代攝影是動的、寫實的、實用的，要與過去靜的、人為的、裝飾的畫意沙龍有所區隔。[1]

鄧南光在1935年拍攝北埔慈天宮廟坪的照片。

攝影家張照堂評論鄧南光的作品，「充滿浪漫與落寞」，鏡頭單純，直接觸動人心，並將鄧南光攝影生涯分三個階段，一是留日時期的戰前風情，二是台灣風貌寫真，三是人像、女性特寫，其中以台灣風貌寫真最為豐碩[5]。鄧世光回憶父親早年是用較不易潮溼的紙做的底片保存冊，來收藏底片，並以微粒子顯影技術親自沖洗，品質較佳，因此很多底片重新放大還依然一樣精細[6]。

1935年，鄧騰輝取得學士文憑後，回到台灣，在台北京町（今博愛路）開了一家照相材料行，名為「南光寫真機店」[1][5]。因此店名，同好都稱「南光先生」，後鄧騰輝乾脆以「鄧南光」自稱[5]。在《鄉愁．記憶．鄧南光》中，張照堂寫道，鄧南光店務之餘所思所想，是如何尋找拍攝題材、如何將寫實攝影在臺灣落實、如何使自己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攝影家，而他選擇用行動來解決心中的疑惑[1]。

兒子鄧世光表示，1935年到1944年為父親攝影巔峰期，父親走訪全臺灣拍攝了近六千張底片，有台北、新竹市街販夫走卒、北埔迎神賽會、客家婦女浣衣、採茶、樵夫砍樹、燒炭、牧童放牧、中壢望族吳鴻麒、吳鴻煎兄弟送行出征的鏡頭[5]。此外，鄧南光於1938年左右，對八釐米電影發生興趣，也嘗試拍了幾十卷，被日本當局選為台灣總督府登錄寫真家[6]。他也曾以子女為主角，以8mm攝影機拍攝「漁遊」、「動物園」兩部動態影像作品獲獎[5]。兩片被日本人頒獎為八釐米電影片佳作獎[6]。後來，因二次大戰趨烈，他關閉台北的店，返回北埔故居[5][6]。張照堂認為，該段時間為鄧南光創作量的顛峰階段，以相機作筆，撰寫影像日記，替該時代的臺灣情境，留下許多珍貴的見證[6]。

戰後時期，鄧騰輝再回台北重開照相器材行，1951年獲聘為台灣文化協進會攝影委員，翌年創設自由影展社，每年舉辦一次攝影展[6]。他投入攝影的推廣，於1952年和張才、李鳴鵰一起出錢舉辦台北攝影月賽，後由台北攝影會接辦，更名「台北攝影沙龍」，每月舉辦比賽和展覽，繼續由他們擔任評審，長達十年之久，提攜了不少年輕攝影家[1]。鄧南光也與張才、李鳴雕三人被冠稱「台北攝影三劍客」[7]。

此外，鄧南光想自組攝影團體，曾申請了好幾回，都遭警備總部駁回，只好在1953年聯合同好一起發起地下社團、名為「自由影展」同人會，輪流在每位發起人家中開會。其創辦宗旨是走出畫意沙龍，推廣樸素、富有內涵的寫實風格。大家經常帶著便當、騎著單車，到各地郊外拍照，故有「便當隊」之稱。[1]

在朋友眼中，鄧南光平時少話、隨和、溫文儒雅，拍照時不慌不忙，沈著穩定，在擔任評審時看到不佳的作品，也只淡淡地用客語婉轉說生趣（意指有意思）[1]。他也拍攝大膽開放的戶外裸女寫真，有第一酒店酒家女和北投茶室女[7]。1960、1970年代，當時民風保守，人體模特兒難找，連一般女性也不輕易出場給人拍照，常去到酒家消遣娛樂的會員為捕捉女性倩影，邀請的模特兒常是酒家女[5]。

1960年，南光寫真機店終因營運困難而關閉，鄧南光到美國海軍第二醫學院研究所負責醫學攝影工作，並自費出版兩本書：《最新照相機指南》、《攝影術入門》[1][6]。另一方面，1963年，自由影展擴展為全臺灣性的聯誼組織，更名「台灣省攝影學會」，由他連任台灣攝影學會七屆理事長，直到去世[1]。1971年因心肌梗塞逝世[6]，妻子潘慶妹活了百歲以上[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