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惠偵

1978年出生于台湾，从6岁开始跟随母亲在台湾传统丧葬仪式上从事牵亡者。由于不堪忍受父亲的常年家暴，在黄惠侦10岁那年，母亲便带着她和妹妹离开了家，也因此黄惠侦不得不在小学三年级就辍学跟随母亲到台湾各地做牵亡仪式来维持生计，由于没有机会上学，她在平时会通过一些漫画书和电视节目来学习阅读和写字。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经历使得幼时的黄惠侦没有太多朋友，因此文学作品和电影变成为了她与外界交流的方式。通过这些作品，黄惠侦一直在思考自己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在20岁的时候，黄惠侦积极投身社会运动成为了一名社会运动分子，也就是在这一年她尝试着用摄像机开始记录自己与母亲的生活[1]。

2016年參與臺灣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舉辦第二場「同性婚姻法制化」公聽會上演講表示，分享自身家庭經歷及支持婚姻平權。[2][3][4]

黄惠侦的成为一名导演可以说是机缘巧合，1998年，台湾著名纪录片作者杨力州想要拍一部关于从事牵亡阵（台湾的一种传统民间巫术仪式。由灵媒主持，通过诵经、歌舞仪式等形式，为亡魂启行）这一行业年轻人的纪录片。因此，二十岁的黄惠侦成为了杨力州导演的拍摄对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黄惠侦对于纪录片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认识。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家庭录像很流行，于是黄惠侦就存钱买了一台家用的小型摄像机来记录自己的生活。同样，九十年代的台湾也是社区大学蓬勃发展的时期，黄惠侦参加了新北市芦荻社区大学，这所学校的办学目的是要做到“知识解放”。黄惠侦在这期间除了学习到影像制作的基本知识和技术，同时也学习到了一些关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知识，明白了如何把一个话题放到社会的语境下去探讨，这些对于黄惠侦日后的纪录片拍摄工作有很深的影响。 黄惠侦在参加社会运动期间先后拍摄了两部关于外籍劳工的纪录短片《八东病房》和《乌将要回家》，之后她把镜头对准自己的家庭，希望通过镜头来讲述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拥有一个同性恋的母亲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和我的T妈妈》和《日常对话》是关于同一个话题的长短两个版本，在向日本电视台寻资遇到困难的时候，与黄惠侦在社会运动中结识的台湾导演侯孝贤主动担当这部作品的监制，来帮助这部记录片能够顺利拍摄[1]。

• 黃惠偵在互聯網電影數據庫（IMDb）上的資料（英文）
• 如何理解自己的同志母亲 她用18年完成这部纪录片 （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