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二十四烈士

王明联合米夫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成了这次龙华二十四烈士事件的导火索。

1931年1月7日，王明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这次的召开并未事先通知任何筹备进展，会前才突然通知各位代表前来参加会议，以至于大多数与会者都并不清楚此次会议的实质，部分人认为此次会议为临时召开的紧急会议。这导致会议召开没多久，与会者就对“此次会议是否是六届四中全会”的问题展开争论[1]。这次会议的成员大多为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所直接选定，其中有多达15名的非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王明[3]。这次会议在米夫的授意下迅速通过了王明所主张的相关路线计划，并且很快就通过了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党中央，这导致关于这次会议的争议一直在持续[4]，其中包括何孟雄、罗章龙、林育南等人[1]。

1月17日，上海各级中共组织以“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由，组织党员在上海市内各秘密地点分别讨论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相关决议[lower-alpha 1]。当天中午，南京国民政府出动军警和便衣特务对中共的几处会议地点进行了包围，一同参与行动的还有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这些人员首先来到东方旅社[lower-alpha 2]，先由一名特务化装成茶房进入房间打探情况，在大致确认后进入房屋，逮捕了李云卿[lower-alpha 3]、林育南、苏铁、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彭砚耕等8人[lower-alpha 4][7]，会议的相关文件没来得及销毁就被缉捕人员全部缴获[8]。在留下部分人员埋伏后，国民政府的抓捕人员前往中山旅社，逮捕了在中山旅社开会的阿刚、蔡伯真、欧阳立安、伍仲文4人，并同样留下部分人员埋伏[1]。

东方饭店，即现在上海市工人文化宫

17日下午，黄理文赶到中山旅社准备参与会议讨论，发现情况不对后立刻从旅社离开，在离开的路上遇到了从杭州赶来参加会议的龙大道，二人没过多久就被追出来的巡捕逮捕；而赶到东方旅社的罗石冰和王青士在发觉情况不对后也准备离开，没走多远就被埋伏在周围的特务逮捕。当天傍晚，赶到中山旅社的何孟雄也被特务抓获。17日晚上，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据点之一的华德路鸿运坊152号被国民政府的缉捕人员查抄，房内搜出大量左翼作家联盟的文件，房主汤士佺及其妻子王孙氏[lower-alpha 5]被逮捕。缉捕人员从文件中找到了一封信，继而发现了其他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的住址，并在这些住址中的“华德路明园坊11号[9]”逮捕了费达夫和刑红珠[1]。

18日凌晨，汤士佺的哥哥汤士伦在昆明路被逮捕。18日清晨，李求实在发现林育南等人彻夜未归后外出寻找，在东方旅社被埋伏的特务逮捕。这一系列的逮捕事件后来被称作“东方旅社事件”。18日下午，国民政府的缉捕人员突查华德路小学，没有发现之前情报中提供的开会迹象，但还是逮捕了贺林隶、王佩云夫妇、刘桂贞和随后进来的刘争，然后查封了校产[1][lower-alpha 6]。

19日缉捕人员搜查了华通书店，逮捕了郑襄阁。20日早晨，江苏省委宣传部的秘书李初梨带着写着暗语的纸条赶到沪东区委书记罗铁成家里，准备向罗铁成传达王明等人的讨论结果，但此地已经被缉捕人员控制，李初梨随即被逮捕[10]。此外，何孟雄的家中被缉捕人员查抄，何孟雄的妻子、妻妹和两个孩子以及前来联系工作的刘诗人[lower-alpha 7]被逮捕；从南京刚到上海的南京市委书记恽雨棠[lower-alpha 8]、李文夫妇也被逮捕[1]。

在被逮捕后，绝大多数人为了避免暴露身份而给自己起了一个化名，并且他们在被审判前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牢房内。其中李云卿、柔石（化名赵少雄）、林育南（化名李少堂）、殷夫（化名徐英）、胡也频（化名蒋文瀚）、冯铿（化名冯梅岭）、彭砚耕（化名刘后春）、罗石冰（化名孙玉法[lower-alpha 9]）、王青士（化名王子官）、李求实（化名李伟森）、阿刚（化名赵子芝）、蔡博真（化名李文斌）、欧阳立安（化名杨国华）、伍仲文（化名吴惠英）、龙大道（化名王明石）、黄理文（化名黄理海）、何孟雄（化名陈方）被关押在老闸捕房；费达夫（化名费德弗）、刑红珠（化名王小妹）、汤士佺（化名王阿金）、王孙氏、汤士伦（化名黄崑）、贺林隶（化名贺治平）、王佩云、刘桂贞、刘争（化名王和鼎）被关押在汇山捕房；李初梨（化名李宜兹）被关押在杨树浦捕房；郑襄阁（曾用名陈迪威）、何孟雄的妻子和妻妹、以及刘诗人被关押在虹口捕房；恽雨棠（化名胡铁生）、李文（化名胡李氏）被关押在戈登路捕房[6][2]。在林育南等人被捕后，中共特科方面曾经试图劫囚车，但是由于时间差错，没能成功[13]。

1月19日上午，林育南、李求实、柔石、冯铿、殷夫、胡也频、李云卿、彭砚耕、王青士、罗石冰、何孟雄、阿刚、蔡博真、伍仲文、欧阳立安、龙大道、黄理文等被送往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接受庭审。庭审过程当中由租界工部局等列举出的证据显示，有叛徒出卖了这几次会议的相关信息。庭审中，林育南等人均以事先在捕房内沟通好的供词回答法庭提问[14]。庭审中，有之前叛变的与共产党员有联系的人出庭指证，并指出了欧阳立安的真实身份[5]^:84。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当庭裁定林育南等人与共产党有联系，并将他们移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但并没有宣判具体的刑罚。此后，包括在19日至21日期间被捕的其他共产党员也被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1]。

20日起，上海市公安局对林育南等人进行分批提审，经被提审的人们确认，在审讯何孟雄、李求实等人时，有一个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的女生隐蔽在提审官的后面，指认出何孟雄、李求实等人的真实身份[4]。此外，在提审官手中已经获取到了几乎所有人的照片以及真实姓名，但这些信息的来源不得而知。一同被关押的恽雨棠则因为在此之前的战场上所导致的断指而被认出，出于类似原因而暴露身份的还有汤士伦[15]。在全部人员都经过审讯后，1月23日，在此前被逮捕的36人被转移至淞沪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内看押[14]。

在转移至龙华看守所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熊式辉原计划将36人全部立即处决，但此时警备司令熊式辉的小老婆被共产党买通，熊式辉在其小老婆的劝说下决定先对该36人进行审讯。在林育南等人被捕后，王明停止了林育南所在的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的活动，这直接导致了林育南等人与中共在监狱内部的组织的联系断绝[14]。在被关押期间，中共派人向监狱内送来了部分日用品及少量钱物，丁玲和沈从文还曾专门看望胡也频，发现包括胡也频在内的这批被捕人员脚上一直戴着脚镣[16]。2月后，淞沪警备司令部开始对林育南等人继续进行单独提审，但没能得到更多的其他中共组织信息[14]。

2月7日晚上，林育南等20余人被号房中提出，押往刑场行刑，但具体被枪杀的人数至今无法得到最终确认[14]。在枪杀完毕后，林育南等人的尸体被放入事先挖好的坑中，两人一组进行掩埋。掩埋进行的非常仓促，以至于很多人的镣铐都没来得及解下来。2月8日，中共继续派人前往监狱探监，但被告知大部分人已经被枪杀[2]。在此之后，由于其他人无法被指认身份或者被国民政府认定为情节较轻[17]，同案被捕的李初梨、陈铁如、黄理文、郑襄阁、孙阿芳、黄淑芝、邢红珠、王孙氏、刘诗人等人被分别判处了不同的有期徒刑[6]。

查证叛徒的相关行动，从林育南等人入狱之后就已经开始了，恽雨棠在被认出之后，表示自己的断指仅告诉过《红旗日报》的交通员王拙夫[lower-alpha 10]一个人，这基本上确认了王拙夫叛变的事实[14]，其他关于龙华二十四烈士的研究当中均认为王拙夫已经叛变[15]。

但由于王拙夫仅为一名交通员，而中共的特务机关历来都是保持单线联系的，仅凭一个王拙夫几乎不可能导致如此大范围的被捕事件[4]。而之前在事件中险些被捕的罗章龙指出，王拙夫与王明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且在此之前曾有过贪污前科，后来担任特科工作时也是主要作为王明的眼线，在党内从事反王明活动的探听工作，至此罗章龙认为这次大规模被捕事件与王明脱不了干系[19]。此后据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张金保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部门曾经在大连截获了一批国民党的档案，其中提到了关于王明告密的事情，这批资料后来转交给了中共中央组织部[15]。此外，由于何孟雄等人对王明的公开反对，王明撤消了何孟雄等人的生活经费以及活动经费，停止了党内的保护措施，并且曾经放出话来早知道他们会被逮捕，并且以“来不及了”、“太危险”等原因阻止中共特科的相关人员对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前往营救，并且于2月19日在中共中央各委员之间派发关于何孟雄所谓“所犯错误”的材料[13]。但对于同一时期被逮捕的其他人员有時會行賄將其救出獄中，比如此后被捕的没有参加任何六届四中全会讨论的向忠发的秘书[20]。

根据罗章龙在事后的记述，这次事件的主要叛徒嫌疑对象还有顾顺章，认为这次事件是顾顺章向租界工部局打电话告密的[21]。此外，在这次事件发生后，王明专门派遣顾顺章去搜查其他共产党员的住址，并曾对这些被搜查过的共产党员威胁以“你们快离开上海罢！否则，我们对你也不客气了！”之类的言论[4]。

关于是康生告密的说法主要出自《康生传》，这本书中采信了两个在1931年后转投国民党、1949年后被捕的原共产党员王云程和吴滨沭的证词，称是由于康生的出卖导致了龙华二十四烈士的遇难，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清党，同时巴结王明[22]^:56。

烈士遇难的消息最早是由龙华看守所内的中共秘密党支部传达出去的，相关的消息随即刊登在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上，所写标题为“二七纪念日龙华司令部 秘密枪杀廿三名战士”，这也是关于龙华烈士的最早报道[23]，一同被捕的黄理文和郑襄阁在事后的回忆中也认为实际人数为23人[24]，丁景唐等人于此后的考证也声称是23人，但张文秋的回忆录中认为仅有21人[17]，夏衍在相关回忆文章中认为仅有22人[25]。但在1931年4月25日，鲁迅连同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所发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中则指出，遇难人数实为24人[26]，此后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当中再次提出了这种说法，其中提到“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27]^:82。此外，王明在其所发表的悼词当中认为遇难者共有26人，但并没有给出具体名单[19]。此外，还有说法提出死者人数有25人[28]。

1950年4月，在龙华就义地发掘出来的冯铿的遗物——羊毛背心。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谢觉哉专门发函，要求上海市政府找到24烈士的遗骸[lower-alpha 11]。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经过当地居民的指认，在原龙华看守所的刑场，即林育南等人遇难处附近找到了多具遗骸，其中完整的18具，还有几具残缺，此外还有部分遗物[lower-alpha 12]，这次挖掘行动也没能证明遇难人数[29]。由于无法分清遗骸归属，这些遗骸随后被合葬于一口大棺材中，并在旁边立碑，但由于当时未经过多调查，墓碑上所写文字为“林育南等二十三烈士之墓”[2]。最终龙华烈士陵园再经过详细的考证以及对其他当时幸存者的采访之后[2]，最终采信了鲁迅的24人说法，并于1980年将龙华二十四烈士的说法定为官方说法[30]，但这种说法也招致了争议[23]。

由于死者的具体数字无法得出结论，死者名单的确认也受到了影响。1949年，黄理文撰文提及了17位龙华烈士的名字，分别是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龙大道、恽雨棠、李文、蔡博真、伍仲文、欧阳立安、阿刚、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费达夫、汤士伦、汤士佺[24]。1950年，上海市民政局开始确认龙华烈士的具体名单，但最终仅确认了10人。1950年5月31日，陈毅市长收到一封自称刘贞女友的人写的信，信中写出了刘贞和贺林棣的具体去世时间和大致地点，同时还说明同时遇难的还有何某和傅某。信中所提供的信息与龙华24烈士高度一致。随后上海市政府对此展开了调查，但最终没能从这条线索上得到任何进展。在经过询问当时的其他幸存者之后，调查人员最终确定所谓的“刘贞”极可能是“刘争”的讹误，而“贺林棣”则极可能是“贺林隶”的讹误[2]。随后各位幸存者逐渐回忆起更多的相关信息，并确认了罗石冰也在龙华24烈士之中，截至1990年，最终确认的名单达到了22人，另有2人身份无从得知[lower-alpha 13][31]，对此不少说法都对此给出了自己的推断[1][32]。

关于这次事件的定性问题一直以来也是研究的重点之一，大量的证据都倾向于王明利用工部局和南京国民政府制造了这一次事件，而其他研究结果当中的主流意见也认为主要问题出自党内，关于这次事件的发生原因基本可以归纳为“叛徒出卖说”和“党内陷害说”两种论调[28]，甚至有说法直接指出这二十四人是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牺牲品”[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