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援華法案

援華法案分為兩部分，一部份為3億3800萬美金的經濟援助，用于进口美国的食品，棉花，石油，化肥，药品，煤炭和金属（但1948年6月众院拨款委员会又把经费减为2.75亿元）；另一部份為1億2500萬美元特種捐赠（实际为軍事援助）。美中双方约定在各自政府内部设立援助机构，监督、协商相关经济援助的使用情况。美中双方成立乡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帮助中国农村地区实现经济复兴。美中政府之间将签署一个经济合作协定，以促进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

《援华法案》的实施由美国经济合作总署负责。1948年5月，原旧金山市长赖普汉被任命为该署中国分署(Mission to China)署长。6月7日赖普汉到中国，分署正式开始活动。1948年7月1日，国民政府专门在南京成立了“美援运用委员会”，行政院长张群任主席，委员包括了财政、外交、交通等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资源委员会主席，上海市长等。国府代表外长王世杰、外交次长刘师舜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经援团团长赖普汉于7月3日订立《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8月5日又换文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由美方2人、中方3人组成)。

《中美救济协定》正式签订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使用其中的3950万美元采购大米和面粉，在北平、上海、南京、广州、天津五大城市向市民抛售平价粮食。行政院为此成立了“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并通过了《京沪平津穗五市民食配售通则》，旨在利用“美援物资”解决五市民生问题。中美经济合作分署、美援运用会对配粮价格每月核定一次，2周或10天调整1次。售粮所得所有款项全部用于在华资助304个医药救济计划、96个福利计划、22个公共事业计划和85个农业救济计划。

1.25亿美元的赠款购买军事物资。但从1948年8月开始，国军在各路战场形势导致款项已全部拨付，但军事物资却难以运入中国。直到1949年4月1日，仍有三分之一的军事物资尚未交付。据联勤副司令黄仁霖回忆：[1]

1948年底，蒋中正命令我把一船550吨的军火，运往北平，那是“华北剿总”所在地，由傅作义指挥。我告诉傅作义：虽然这550吨轻武器军火，数目不大，但是这批军火是1.25亿美元‘援华法案’中的第一批，蒋先生要我向你保证，随后的军火将继续不断地运来。

原计划在1950年6月前援助资金全部落地。1948年秋，国民政府卷入了美国总统大选的选边站队。1948年11月30日，宋美龄抵达华盛顿访问；12月10日，她与杜鲁门会谈，提出：

1. 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
2. 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制定作战计划以及后勤供应等工作；
3. 希望华盛顿能提供30亿美元的援助。

1948年12月杜鲁门派经济合作总署署长保罗·霍夫曼作为"总统特使"到中国，实地了解中国经济及过去的美援运用状况。1949年2月初，国务卿艾奇逊坚决主张停止向国民党政权运送《援华法案》的剩余物资，杜鲁门决定：“不停止对中国的军援，但要尽可能采取非正式行动，拖延启运。”艾奇逊认真执行总统的“拖延启运”政策，使从美国开往中国的货船暂停出港。

1949年年初，美國決定將援華法案延長至1950年2月15日，不過款項仍未悉數匯入；停止該法案也讓國共內戰戰況急轉直下。1949年末，中國共產黨佔領中國大陸大部分地区，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台灣。1950年1月，美國杜魯門總統停止該法案軍援部分，但宣稱仍繼續進行援華法案中的經濟援助給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同年3月，在親國民黨的美國議員運作下，該法案宣佈延長到翌年。

1950年6月，韓戰爆發，美國對台的中華民國政府態度轉變，之後，該法案的4億多美金軍政援助陸續合併至「共同安全法案」、國際開發法案，該等法案為1950年代－1960年代的美援台灣法源，也陸續增加其金額。而法案金額操作者則為台灣政府與美方的美援運用委員會。

• 趙既昌，《美援的運用》，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