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聯合準備銀行
概要
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爆发後，日军在中華民国的軍事衝突扩大，在中国大陆使用何种通貨成为问题。如使用日本银行券，则会使日本的通貨供給量增大，而使用中华民国国民党系发券银行的通货法币（有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等数家发券机关）则有导致日元流失产生利敌行为的危险[1]。此外，当初为逃避战时国际法的适用，故称作「事变」，所以军票的使用当初未被考虑，而使用朝鲜半岛的日元发券银行发行的朝鲜银行券。但是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操作使法币的汇价上升，朝鲜银行券的信用力下降，至9月停止使用。9月12日内阁会议决定，在与法币对抗的前线使用河北省銀行券[1]，但因为战端扩大超越了银行的支付能力，故日方终于在11月发行了「甲号军票」。
甲号军票的设计照搬了明治时代的明治通宝的纸币设计，因为粗糙而容易伪造，在中国方面不普及，发行额只有4381万日元，其中1027万日元被使用[2]。
此后，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发券银行设立，即中国聯合準備銀行（第一代总裁汪时璟）。同样作为日本方面的傀儡政权的发券银行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下的华兴商业银行，后来汪精卫政权下的中央儲備銀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下的蒙疆银行等先后创立。这些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在如今的中国被分类入「日伪政权银行券」，成为收藏的对象。由美国的克劳泽出版社出版的「标准世界纸币目录」中，上述银行被划分入“Japanese Puppet banks”（日本的傀儡银行）分类中。
后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40年同汪精卫政权合流而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不过两者的发券银行未合并，一直存在到1945年日本投降[3]。
发行銀行券
紙幣的设计最初照搬清朝時代的大清銀行兌換券[4]，後来采用岳飛、孔子等中国偉人肖像以及万里長城等建築物[5]。中国聯合準備銀行的通貨供給量持续增加，结果造成剧烈的通货膨胀，面額出现了高額化[3]。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先是宣布联银券继续流通，与法币等值，让接收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继续发行联银券用于支付伪军军饷。1945年11月22日，宣布法币1元折伪币5元收兑。晋察冀、冀南解放区于1946年春限期禁用联银券，向外推出，用于采购物资。
相关法規
- 中国聯合準備銀行条例
- 在外公館等借入金の返済の実施に関する法律
注释
- 石原幸一郎編纂「日本紙幣収集事典」、原点社、2005年、504頁
- 石原幸一郎、前掲書、506頁
- 石原幸一郎、前掲書、512頁
- 石原幸一郎、前掲書、507頁
- 石原幸一郎、前掲書、514頁
参考文献
- 日本紙幣収集辞典 原点社
- 華興商業銀行券の機能 德永淸行 著
- 神戸大学 電子図書館システム --一次情報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