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爭

此次戰事名稱，中華民國方面稱其為「第四次江西剿共」或「第四次江西剿匪」，民間一般簡稱「第四次圍剿」[1]；中華人民共和國方面稱其為「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或「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民間一般簡稱「第四次反圍剿」；国际上一般称为（意思是「對江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后，国民政府军事重点北移应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在江西对红军转入守势。1932年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约后，国民政府北方军事压力减弱，遂重新开始筹备对红军的围剿。国民革命军首先将重点放在对外围较弱的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边苏区的进剿上，在成功地将两地红军击败后，于1933年2月集中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进攻。

中国共产党则在同时陷入内部倾轧，前三次反围剿的主要军事领导人毛泽东已于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托病隐居于闽西长汀福音医院。中央苏区的领导人是1933年1月7日刚刚从上海迁来中央苏区的博古等人，前线实际指挥者是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政委周恩来。为了应对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中共中央军委将红十二军和红二十一军划归红一方面军，使其下属兵力达到三个军团和四个军，令其在敌人部署尚未完成之际，先发制人消灭抚河流域敌人主力，进而夺取整个江西。

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令，红一方面军自2月9日起开始主动出击，对南丰发起进攻，然遭到南丰守军陶峙岳第8师的坚决抵抗，红三军团红三师师长彭鳌战死于城下。红军被迫撤围，准备袭击援军。国民政府方面在得到红军动向消息后，迅速调集中路军主力南下南丰，准备与红军决战。

红军指挥员朱德、彭德怀鉴于敌强我弱，遂令红十一军伪装成为主力部队吸引国军中路军2、3两纵队往黎川地区调动，同时将其余主力部队集结于广昌以西休息待机。国军指挥员陈诚中计，将红十一军认作红军主力，命令第1纵队集结于宜黄以南，第2纵队自南丰出击建宁，第3纵队正面进攻黎川，预备将红军包围于黎川加以歼灭。

红军在发现国军动向后，抓住第1纵队第52、59两个师与其他部队相隔较远且疏于配合之机，决定由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伏击52师，由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伏击59师。2月27日，战役在登仙桥和黄陂相继打响，3月1日，52师和59师全军被歼，师长李明和陈时骥被俘（李明后因伤势过重而死）。由于国军第2纵队和第3纵队兼程来援，红军放弃了继续伏击第11师的计划，转入休整。

3月中旬，陈诚调整军事部署，以第2纵队为前军，以第1纵队余部和第3纵队为后军，向广昌地区进攻。红军则仍然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摆出保卫广昌的态势，主力则潜入后军北方。陈诚再次中计，强令前军加速前进包围红军，造成前后两军脱节50公里。3月20日，主力红军在草台岗突然袭击后军的第11师，到次日中午，歼灭了11师的主力，重伤师长萧乾。在此情况下，国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笫四次战事结束。4月，江西新淦為中國工農紅軍攻克。[2]

此次战斗至1933年3月，蒋中正的直属部队遭到了惨重损失，近三个师被全歼，使其痛心异常；隨後，蔣中正離開江西進行對日本的長城抗戰。但是这次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动摇蒋中正进剿中央苏区的决心，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著名的塘沽协定后，腾出手来于10月集结100万兵力（含50万中央军），对中央苏区亲自指挥了一轮新的攻势，中央苏区被迫开始第五次反围剿。而红军领导人博古转而重用共产国际于9月25日派来的顾问李德，造成战略严重失误，被蒋介石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最终将红军主力逐出中央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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