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

1886年12月1日（大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朱德生于四川省北部山区仪陇县乡间一户客家人贫苦农家[2]^:1。少年就读于私塾，1905年用“朱建德”的名字考中府试[2]^:10。次年清朝即废除了科举制度，于是进入顺庆府（今南充市）中学堂[2]^:11。1907年前往成都，进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就读，一年后毕业，回仪陇县当小学体育教员[2]^:14。1909年，朱德徒步跋涉三个月到昆明，考入由蔡锷所主办的云南讲武堂[2]^:21。在讲武堂中，朱德加入反清革命的同盟会[2]^:25。

1916年的朱德

1911年，朱德从讲武堂毕业，被派到云南新建陆军任副目、司务长、队官[2]^:27。同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发生兵变，反抗清政府，引起各地响应，即辛亥革命。10月30日，昆明新军发起“重九起义”，朱德率部参加攻陷总督衙门的战斗[2]^:28。后参加援川军支持四川[2]^:29。1912年起，任云南讲武堂军事教官，滇军营长、团长等职[2]^:30-32，镇守蒙自、个旧地区[3]。1915年在蔡锷滇军中参加護國戰爭，担任第三支队支队长[4]，在棉花坡战役中成名[5]。1917年因战功升至滇军靖国军12旅旅长，军衔为少将，参加护法战争[2]^:46。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孙炳文，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等书刊[2]^:53。1921年，在顾品珍的提拔下，任云南省警察厅长、宪兵司令[6]。

1922年，唐继尧在这一时期云南政局的变乱中打败顾品珍[7]，并想捕杀朱德等人[2]^:57。此后朱德离开军界，外出学习。朱德到上海见到孙中山。孙中山以十万元军饷相许，请朱德出面组织桂军、滇军攻打陈炯明。朱德认为革命不能靠与军阀结盟，对此表示婉拒[2]^:60。之后，朱德面见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陈态度冷淡，认为他军阀气息太重，不愿接收他为共产党员[2]^:61。之后，朱德又留学德国哥廷根大学，进修社会科学[8]。1922年10月，朱德在德国柏林见到了周恩来，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9]，对外仍以国民党员名义活动[2]^:63。

1925年，朱德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2]^:69。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2]^:71。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2]^:72。1926年夏，朱德回国，受邓演达之命，利用旧有关系到杨森川军动员北伐[2]^:75。这一时期发生了“万县惨案”，他与陈毅等共产党人支持杨森与英国对抗[2]^:77。11月，与杨闇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泸顺起义，策应北伐战争，打击四川军阀刘存厚[10]。1927年1月，朱德到南昌找老同学朱培德，在南昌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建國滇軍”）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2]^:83，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2]^:88。朱德多次派出学员帮助开展工农运动，并拨出枪支武装江西省农民协会组织的农民自卫军[2]^:88。

1927年8月1日，朱德以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副军长、南昌市公安局长身份参与指挥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南昌起义」[11]。國民政府方面則馬上調集軍隊包圍了南昌。8月3日，中共部隊按计划撤离南昌。8月7日，張發奎率第四軍入南昌，接著追擊中共部隊[12]。而中共方面，蔣光鼐、蔡廷鍇師在南進廣東途中脫離了部隊。又因天氣暑熱，長途行軍，且未鼓動群眾，後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士兵很多[13]。南下中共部隊在途中遭粵軍和中央軍夾擊。在部隊到達廣東大埔县三河壩後，周恩來決定主力南下进击潮汕地區，企圖獲得蘇聯共產國際海運的援助。留朱德率第25師堅守三河壩[2]^:99。

起义军主力于潮汕地区失败后，朱德率部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地区[2]^:102。同时与陈毅在赣南天心圩、大庾、上堡对部队进行三次思想和组织纪律整顿[2]^:108，开展群众工作，支持农民运动，建立统战关系，并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政治工作[14][15]。12月，率部投奔驻守韶关的滇军故旧范石生，以王楷的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武力[2]^:116。1928年1月，朱德与陈毅在湘粤赣边境发动「湘南起义」，占领宜章县城，组建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2]^:123。月底在坪石战斗中，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接连打垮国民革命军许克祥部6个团[2]^:125。2月起。又率部攻克多座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并将各县农军组编为3个师和两个独立团。4月，国民革命军发起进攻，朱德同陈毅率起义军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2]^:144。

1931年11月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依次为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项英、毛泽东、王稼祥

1928年夏，朱德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一举歼灭国民革命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这是红四军成立以来取得的较大的胜利[2]^:157。这一时期，朱德率先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后为毛泽东加以发展应用[16]。1929年初，与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相继建立了赣南、闽西苏区[17]。在此期间，朱德和毛泽东对许多问题产生了分歧和矛盾，形成了“朱毛之争”[18]。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免去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职务，改由陈毅担任[19]。会后，朱德和陈毅成为了红四军的最高领导。但在朱德主持下，红四军在向广东和福建的两次突击中损失惨重[2]^:223-224。11月，毛泽东重新回到前委[2]^:225。12月，在古田会议上作军事报告，并参与制订会议决议[2]^:227。

1937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在延安

1930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十二军和红六军（7月改称红三军）在福建长汀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朱德任总指挥[2]^:244。1930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合后，组成红一方面军[20]，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2]^:251。1930年10月到1931年9月，朱德与毛泽东等领导红军反击国民政府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并取得胜利[21]。1931年1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2]^:280。7月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了红军的阶级性质、历史任务和必须具备的6项基本条件，明确红军建设方向[22]。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23]。1933年，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红军从游击战向大规模山地运动战转变[2]^:363。6月，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指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2]^:364。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378。2月，在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2]^:379。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中央红军开始长征[2]^:389。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会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24]。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作战。6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8月，朱德离开中央红军，随张国焘左路军行动[2]^:419。其后，红军分裂，张国焘率部南下，另立中央，朱德对此表示反对[2]^:428-429。10月，他参与指挥红四方面军绥崇丹懋战役[25]。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会师后，继续对张国焘进行斗争，推动两军共同北上[2]^:451。10月，朱德、贺龙、任弼时、张国焘率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长征结束[26]。12月，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27]。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任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1937年8月，朱德与周恩来、叶剑英出席蒋介石主持的南京国防会议[2]^:475。会后返回陕北出席洛川会议，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2]^:479。8月25日，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并担任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书记，晉升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上將军衔[28][29][30]。1937年9月6日，朱德率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五台，指挥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2]^:483。9月11日，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担任总司令[2]^:488。此后，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大捷[2]^:502、摧毁日军阳明堡机场等胜利，配合国民革命军组织的太原会战[2]^:504。10月，与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2]^:505。太原会战后，朱德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和晋西南等根据地[2]^:510。

1938年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左起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張聞天、朱德、博古、王明、康生、項英、劉少奇、陳雲、周恩來

1938年2月，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2]^:522。此后，指挥八路军和部分国民革命军开展晋东南1938年战役，击败日军九路围攻[2]^:540。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八路军各部挺进冀南、冀中、豫北和山东，开展游击战争，并扩大根据地[2]^:541。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意义和战略作用[31]。1939年3月，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2]^:563。1940年3月，与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先后进行了卫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击败国民革命军石友三、朱怀冰部[2]^:574。5月，从华北前线前往洛阳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之后经西安返回延安[32]。

1940年8月，与彭德怀、左权共同部署八路军开展百团大战[2]^:595。同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2]^:611，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下垦荒屯田，逐步做到生产自给，并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1941年11月起，负责领导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曾发表多篇文章，论述军队建设及战略战术的演变。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决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主席团成员，处理中央日常工作[2]^:640。1945年4月，出席中共七大，作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6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排名仅次于毛泽东[33]。1945年8月，在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和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之后，朱德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军队下令，向日軍展开大反攻，要求敌后战场的日军絕不能向國民政府投降，要向当地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2]^:650。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抗日战争结束后，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授予抗战胜利勋章[34]。

1946年3月4日，三人小组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左起周恩来，马歇尔，朱德，张治中，毛泽东。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进行重庆谈判期间，朱德与刘少奇在延安继续处理中共中央日常事务，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及早占领东北[2]^:656；参与制定和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现战略转变等决策。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后，同毛泽东指挥中共军队作战[2]^:664。1947年2月10日，开始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35]。1947年3月，由于胡宗南的军队进攻陕北，朱德参加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委，开赴河北西柏坡，负责中共佔領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工作[36]。1947年10月，朱德指导华北野战军举行了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攻克坚固设防的大城市[2]^:689-698。此后他总结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在各战区迅速推广[2]^:701。

1948年4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部分人员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同朱德、刘少奇会合[37]。随后，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前往濮阳地区指导华东野战军工作，作了中原会战动员报告，提出加强部队团结和纪律问题[2]^:715。同年9月至1949年1月，朱德以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身份协助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等[2]^:719-722。1949年4月20日，国共最后和平谈判完全破裂；次日，毛泽东和朱德即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38]。9月30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39]。

集美解放紀念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政府成立朱總司令在北京天安門前閱兵」浮雕。

1950年冬季，朱德视察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朱德在聂荣臻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40]。10月19日，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2]^:741。朱德参与制定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致力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领导空军、海军、装甲兵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2]^:748-749。他重视部队训练和兴办各类军事院校，强调部队在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过程中，既要保持优良传统，又要摆脱经验束缚[2]^:757。重视发展尖端武器，主张国防工业实行军民结合、平战结合[2]^:759-760。

1954年，朱德、毛泽东、陈云、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

1949年11月9日，朱德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直到1955年3月[2]^:763。1950年5月6日，朱德作《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讲话，反对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作风，强调党员在党纪面前一视同仁[2]^:764-766。1951年，参加三反五反运动[2]^:769。1月26日，向毛泽东建议加强纪检工作[2]^:770。1952年6月22日，朱德向毛泽东报告中建议健全党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进行遵纪守法教育[2]^:772。1954年4月25日，针对高岗饶漱石事件，朱德发表讲话，强调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2]^:775。

1954年9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41]。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42]。1956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作出世界战争短期内打不起来的战略判断，主张抓紧时间尽快发展经济，增强国防事业的物质基础。9月，出席中共八大，作《加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发言[2]^:775，会后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43]。1957年3月，致函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军工、民用生产相结合。1958年1月，发表《勤俭持家》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实行的按劳分配原则并不是“吃大锅饭”[44]。

1959年3月，访问波兰和匈牙利。4月，出席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819。他在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参与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2]^:820。7月，出席庐山会议；期间批判彭德怀，朱德在发言时肯定彭德怀的积极一面，被毛泽东批评为“未抓到痒处”[45]；9月，朱德被迫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做检讨，之后担任军委常委[46]。此后，朱德到各地视察。1960年，提出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2]^:835。1961年，建议停办农村公共食堂，恢复集市贸易[47]。

1962年1月，出席七千人大会[2]^:844。此后致函中央，认为对农民限制得过死，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2]^:847。1963年，提出应当注意发展经济作物，发展集体副业和社员的家庭副业；特别是山区和丘陵地区，搞多种经营的门路很多，应大力恢复和发展[2]^:854。1965年12月，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称，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就不能发展了[2]^:863。

1966年5月4日-26日，朱德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受到林彪、康生等的批判，把朱德不同意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的意见说成是“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是党内危险的定时炸弹”等等。[48]。会后发出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爆发[2]^:865。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再次受到批判。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排名降到了第九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

1967年1月，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文化大革命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2]^:866。之后，在江青授意下，造反派称朱德是“大野心家、大军阀、黑司令”，朱德受到政治迫害，勒令交代反毛罪行[2]^:867。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朱德、陈云、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人被分为不同小组，进行批判[2]^:872。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元帅继续被分组批判。不过，朱德因为毛泽东的有意保护，仍被列入中央政治局[2]^:874。

1969年10月，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各军队将领被迫疏散离京。其中朱德去广东从化、叶剑英到长沙、刘伯承去武汉、陈毅在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49]，徐向前在开封。10月20日，与张云逸、陈奇涵等同乘一架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不许他们进入广州市，只在机场休息片刻就被直接送到从化。

1970年7月，从广东回到北京，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8月，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2]^:875。1971年10月22日，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销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1973年8月，出席中共十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2]^:876。1974年8月，到秦皇岛视察海军舰艇部队[2]^:878。1975年1月，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879。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11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15日，因身体原因，未能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送了花圈。6月25日，在人民大会堂等候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在有冷气的房间等待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染上感冒[50]。1976年7月6日15時01分，朱德因感冒、心脏衰竭、糖尿病多种病症并发，在北京逝世[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