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毛攝於1919年

毛泽东早期受到多种思想影响。毛澤東後來回憶說：「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新青年》）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一時成了我的楷模。」[21]^:1251918年11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親聽李大釗《庶民的勝利》演說，11月15日李大釗把演說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刊登在《新青年》雜誌上，使毛澤東開始具體瞭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11]^:50。毛澤東對政治興趣繼續增大，思想越來越激進；在讀無政府主義小冊子以後，也很受影響[11]^:50。無政府主義是毛澤東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經歷之環節[11]^:59。毛澤東認為在北京生活條件差，住在三眼井，同7個人合住小屋[20]^:34。許多人把希望寄託在地方自治或聯省自治上面；李大釗、陳獨秀等也曾表示贊同；李大釗說過：「依我看來，非行聯治主義，不能改造中國」[22]；流行政治主張對毛澤東影響不小[11]^:69。毛澤東早期即開始革命活動，接受並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1]^:3813。

1919年4月6日，毛澤東回到長沙，住在修業小學；經周世釗推薦，校方聘請毛澤東擔任歷史教員，每週上6節課[11]^:53。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提議，決定創辦《湘江評論》雜誌，並聘請他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毛澤東準備10多天，7月14日《湘江評論》創刊號正式出版，「創刊宣言」稱：「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11]^:54-55。7月21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第二號「民眾的大聯合」稱：開始覺得許多人雖然「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民眾聯合的基礎是由於有著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11]^:56-57。8月中旬，《湘江評論》第五期剛剛印出，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查禁，罪名是宣傳「過激主義」，被迫停辦；湖南學聯也同時被強行解散[11]^:57-58。當時新民學會有一個爭取湖南「獨立」之綱領，所謂獨立，實際上是指自治；新民學會厭惡北洋政府，認為湖南如果和北京脱離關係，就可以更迅速現代化，所以鼓動同北京分離；當時毛澤東堅決擁護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20]^:37。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聯署發出公啟，揭露張敬堯派其私黨操縱改選並控制省教育會之內幕，反對張敬堯摧殘教育事業；公啟於1920年2月20日在《湖南》月刊發表[23]^:46。11月8日至11月10日，長沙《大公報》連續三天刊登特別啟事稱：「本報添約毛潤之先生為館外撰述員」，此後三年中，毛泽东同《大公報》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為該報撰寫不少文章[23]^:47。

1919年12月6日，毛泽东率驅張請愿團離長沙赴北京，代表團在漢口停留10天左右，分頭動員旅鄂湖南學生一道驅張，聯絡湖北學生支持驅張運動，在赴京期間毛泽东等發表「快郵代電」，向全國揭露張敬堯在湖南的罪行；12月18日，湖南驅張請願團到達北京，鄧中夏等十餘人到車站迎接，毛泽东到北京後主持驅張運動，北京成為當時湖南驅張運動之大本營[23]^:49。12月，楊昌濟病重，在北京德國醫院治療，毛泽东到醫院探望，楊昌濟在病中給滯留上海之章士釗寫信，向他推薦毛泽东、蔡和森[23]^:50。

1920年1月17日，楊昌濟在北京病逝，毛泽东曾與楊開慧、楊開智一起守靈；1月22日，同蔡元培、范源濂、章士釗、楊度、黎錦熙、朱劍凡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稱：楊先生操行純潔，篤志嗜學，無意于富貴利達，依薪資維持生計；為撫恤遺孤，請諸知交慨加賻助[23]^:51。1月23日，父親毛貽昌在家鄉病逝，與母親文氏合葬於韶山土地沖；毛泽东在北京忙於驅張活動，未能回湖南奔喪[23]^:52。3月14日，毛澤東始終是主張出洋，主張吸收西方知識；在致周世釗信中，他稱自己「是一個主張大留學政策的人」[11]^:52。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會」在上海成立，是尋求如何改造和建設湖南之群眾性政治團體，由彭璜、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發起，由一些旅滬之新聞、教育人士組成[11]^:64。6月11日，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毛泽东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6月12日，湘軍前鋒部隊進入長沙；6月14日，湘軍總指揮趙恒惕到長沙；6月17日，湘軍總司令、湖南督軍兼省長譚延闓到長沙；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23]^:59。

1920年9月，毛泽东應湖南省教育會長兼第一師範校長易培基聘請，任一師附屬小學主事（至1921年夏），被一師校友會推舉為會長（連任2年半），毛泽东題寫一副對聯「世界是我們的，做事要大家來」，掛在附小禮堂，以勉勵學生[23]^:67。10月21日，代表制憲請願團參加由自治期成會等召開之各公團聯席會議，自治期成會等6團體提出仍由省議會起草憲法，要求表決，毛泽东、龍兼公等代表制憲請願團和報界聯合會，聲明不加入表決；至此，湖南自治運動宣告失敗而終止[23]^:69。

毛泽东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和共產主義小組[1]^:3813。1920年11月間，毛泽东應陳獨秀函約，創建長沙共產主義組織，參加發起者還有何叔衡、彭璜、賀民範等[23]^:73。

1921年6月29日，毛泽东與何叔衡作為湖南共产主义组織之代表，離長沙同赴上海參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23日至8月初，毛泽东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參加會議之代表12人（毛、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会议由張國燾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任記錄，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23]^:85。會後，任中國共產黨湘區（包括江西安源）委員會書記，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和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1]^:3813。10月10日，湖南省共產黨支部成立，毛澤東任書記，成員有何叔衡、易禮容等[11]^:85。

1922年9月初，毛澤東第五次來安源，和蔣先雲、朱少連等分析安源鬥爭形勢，一致認為罷工時機成熟；接著召開黨支部會議，研究罷工方案；毛澤東提出「哀兵必勝」策略，以爭取社會輿論同情，孤立分化路礦當局；9月14日，安源路礦工人舉行大罷工，李立三任總指揮，劉少奇任工人總代表；罷工宣言提出17項政治和經濟要求；根據毛澤東意見，提出「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口號；經過5天激烈鬥爭，工人俱樂部「未傷一人，未敗一事，而得到安全勝利」[11]^:90。12月，毛澤東等23人就政府表示對工界之態度，關於結社、集會自由，表明工界本身態度等10個問題展開談判；迫使趙恆惕等宣稱，政府對工人全採保護主義，並無壓迫之意，還承認省憲法第12條規定人民有自由結社、和平集會之權利，「不受何種特別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澤東等還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會主義，因為它於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難做到，故以民治主義為原則，絕不是官廳文告說的無政府主義[11]^:92-93。

1923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派李維漢去湖南擔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書記，接替即將調中央工作的毛泽东[23]^:109-110。4月，毛泽东离長沙去上海，到中共中央工作；行前向繼任中共湘區委書記之李維漢移交工作，把領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之具體工作，分別交給郭亮、夏曦等[23]^:113。6月，毛泽东到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局秘書[1]^:3813。总书记陈独秀颁发的中央文件由中央秘书毛泽东副署后发给各级党组织。

毛泽东參與中國共產黨幫助孫中山改組中國國民黨之活動，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並任宣傳部代理部長；提出堅持無產階級對民主革命之領導權[1]^:3813。

1924年2月，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參加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工作，任組織部秘書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11]^:99。5月10日至5月15日，毛泽东出席在上海召開的擴大之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毛泽东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羅章龍兼任中央宣傳部部長，王荷波任中央工農部部長，向警予任中央婦女部部長[23]^:126。7月，由於同中國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負責人經常發生分歧，毛泽东辭去組織部秘書職務，只領導文書科工作，另推薦中國共產黨員張廷灝繼任組織部秘書[23]^:128。12月，毛泽东因工作過於勞累患病；經中共中央同意，回湖南療養；年底，偕楊開慧等回到湖南[23]^:130。

毛澤東攝於1925年

1925年1月，毛泽东缺席中共四大，并落选中央局委员。1月中旬，毛泽东同楊開慧攜毛岸英、毛岸青到長沙板倉岳母家過春節[23]^:131。2月6日，毛泽东同楊開慧攜毛岸英、毛岸青到韶山，並帶回一百多斤重書籍[23]^:131。五卅運動後，湖南許多地方成立「雪恥會」；毛澤東同毛福軒、鍾志申以「打倒列強、洗雪國恥」為口號，以秘密農協為核心，在韶山一帶成立20多個鄉雪恥會，作為公開合法群眾組織，開展演講、散發傳單、遊行示威、檢查洋貨、禁止銷售洋貨等活動，是國民革命一項基本內容[11]^:115。6月中旬，毛澤東在自家閣樓主持鍾志申、龐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入黨儀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軒任支部書記[11]^:114。8月28日，趙恆惕電令湘潭縣團防局急速逮捕毛澤東；縣議員、開明紳士郭麓賓在縣長辦公室看到此密電，寫信交人快送到韶山[11]^:116。9月，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事，於10月5日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11]^:103。毛澤東寫兩本小冊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趙恒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20]^:44。

1926年春，毛澤東前往上海[20]^:44。3月18日发生中山舰事件，已经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能跨党兼职。3月19日，毛澤東被任命為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之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11]^:118。毛泽东主持广州农民運動讲习所（第六屆），為黨培養大批農民運動骨幹[1]^:3813。根據整理党务案，5月25日毛泽东離開代理中國國民黨中央宣传部长位置[11]^:110。毛澤東在上海主持中國共產黨農民部工作，接著被派到湖南擔任農民運動視察員[20]^:44。10月中下旬，毛澤東在廣州參加中國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會後毛澤東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11]^:121-122。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3813。11月下旬，毛澤東赴長江沿線一帶視察，聯絡江西、湖南、湖北諸省中國國民黨省黨部，商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事宜[11]^:122。12月初，毛澤東從南昌到武漢；在漢口設立中央農委辦事處，同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籌商農講所事情[11]^:123-124。12月13日至12月18日，毛澤東以中央農委書記身份在漢口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11]^:124。中國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召開常務會議，決定派黨部監察委員戴述人陪同，毛澤東以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下鄉考察農民運動[11]^:126。

1927年的毛泽东

1927年到武漢任全國農民協會總幹事，主持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1]^:3813。從1月4日開始，毛澤東考察湘潭縣、湘鄉縣、衡山縣、醴陵縣、長沙縣，32天行700公里[11]^:126。提出依靠農民同盟軍進行革命鬥爭之主張，揭露和批判陳獨秀之右傾投降主義[1]^:3813。2月12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漢；很快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2萬多字[11]^:127-128。毛澤東同時同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提議，農講所直接由中央辦理，名稱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提議得到批准；於3月7日開課，學員來自17個省739人；每個學員發一支漢陽造七九式步槍，規定每天訓練兩小時，每週野外軍事演習一次[11]^:130-131。3月10日至3月17日，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出席在武漢召開之中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11]^:131。3月30日，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正式組成，毛澤東擔任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長；4月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決定，由鄧演達、徐謙、顧孟餘、譚平山、毛澤東5人組成土地委員會；4月4日，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常務委員，毛澤東負實際主持之責[11]^:130。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陳獨秀、譚平山、林伯渠、徐謙、吳玉章、惲代英、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國民黨左派193人被列在「南京國民政府」第一號通緝令上[11]^:133。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11]^:133。毛泽东參加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11]^:134。5月17日，夏斗寅駐宜昌獨立十四師進攻武漢，發表反共通電；毛澤東組織中央農講所400餘人槍編入葉挺部隊，配合討伐叛亂[11]^:135。5月21日，許克祥駐長沙第三十五軍獨立三十三團發動馬日事變；6月3日，毛澤東任常委之全國農協發出聲討通電，要求國民政府對許克祥「立予免職查辦」；毛澤東要求湖南工農幹部「回到原來的崗位，恢復工作，拿起武器，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堅決與敵人作鬥爭，武裝保衛革命」[11]^:135。6月17日，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根據湖南情況，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湖南暴動計劃，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拒絕，周恩來向來不輕易發火，和他大鬧一場；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議改組湖南省委，由毛澤東任書記；6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之新湖南省委[11]^:136。

1927年四·一二事件和七·一五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之政治局擴大会议（通稱「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著名論斷，毛泽东等7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創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在井岡山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1]^:3813。8月12日，毛澤東秘密回到長沙[11]^:142。8月18日起，毛澤東出席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之湖南省委會議[11]^:144。8月下旬，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和平江、瀏陽工農義勇隊負責人，在江西修水山口鎮舉行會議，決定合編為一個師；因為盧德銘已去武漢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由余灑度任師長；是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主力[11]^:147-148。9月6日，毛澤東通知在銅鼓之第三團將參加起義部隊名稱定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11]^:148-149。毛澤東看到實際情況，當機立斷，改變原來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已由5,000人銳減到1,500餘人，受到嚴重挫折；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原來準備在第二天發動之長沙暴動[11]^:151。9月19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主持前敵委員會會議，認為當地農民起義並沒有形成巨大聲勢，單靠工農革命軍之現有力量不可能攻佔國軍強固設防之長沙，湖南省委原來之計劃已無法實現，斷然主張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之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當時需要極大勇氣提出主張；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在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持下通過毛澤東之主張，「議決退往湘南」[11]^:151-152。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斕獲悉起義軍「係全國著名共產黨首領毛澤東在主持」後，「立即加派第八軍一團車炳謙營長於二十四日全部赴瀏陽協剿，一面通令各軍，如獲毛逆者，賞洋五千元」[11]^:153。9月25日，向蓮花縣方向前進，因第三團團長蘇先俊偵察不力，情況不明，後衛遭國軍襲擊，人槍各失300；總指揮盧德銘為掩護後衛撤退而犠牲，年二十三歲；毛澤東十分痛惜，怒斥蘇先俊指揮錯誤：「還我盧德銘！」[11]^:153行軍艱苦，毛澤東腳被草鞋擦破，步履艱難；戰士們臨時捆一副竹竿擔架，要抬他走，他堅決不肯；譚希林回憶：「他拒絕說，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贏就慢慢跟著走。他忍著疼痛，一邊走一邊同戰士們親切交談。毛澤東同志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使我們非常感動。」[11]^:154-1559月28日，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稱：「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11]^:1469月29日晚，毛澤東在永新縣三灣村「泰和祥」雜貨舖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部隊現狀及其解決之措施，決定三灣改編[11]^:155。10月3日，工農革命軍到達寧岡縣古城，召開兩天前委擴大會議；會議總結秋收起義以來之經驗教訓；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人少了，但是很精幹，大有希望；會議認為在井岡山落腳是理想場所；要從政治和軍事團結和改造袁文才、王佐兩支地方武裝[11]^:156-157。余灑度脫離工農革命軍後，到湖南省委告狀，說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打長沙城市之指示，逃避鬥爭，到山區同綠林為伍，並送大批槍支；所以，12月28日湖南省委代表何資深在中共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上報告：「潤之在贛時曾有一大錯誤」[11]^:161。

1928年初，贛軍第二十七師楊如軒部以1個團和1個營進攻萬安，又以1個營進佔寧岡東部新城；2月4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從遂川趕回井岡山；2月18日，經數小時激戰，攻佔寧岡縣城，全殲守軍1個營，俘虜近300人，打破國軍對井岡山第一次「進剿」[11]^:167-168。3月初，中共湖南特委代表周魯到井岡山，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並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之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以他為書記之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之師委，以何挺穎為書記[11]^:169-170。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對毛澤東是極嚴重打擊，但革命意志沒有一點動搖，積極擔當師長職務；後駐軍酃縣中村時，看到中共中央文件，澄清毛澤東「開除黨籍」之誤傳，毛澤東又可以在部隊中發揮領導作用[11]^:170。4月24日前後，毛澤東率第一團返回寧岡礱市，同先兩天到達礱市之朱德、陳毅部隊會合；毛澤東見到朱德時說：「這次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竟沒有整倒你們」；朱德說：「我們轉移得快，也全靠你們的掩護」[11]^:171。後與朱德、陳毅率領之一部分部隊會師，組成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1]^:3813。4月下旬，贛軍第二十七師兩個團從永新、遂川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二次「進剿」；毛澤東主持召開第四軍軍委會議；月底，朱德和王爾琢按計劃率領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主力，打破國軍第二次「進剿」[11]^:171-172。5月2日，毛澤東以中共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書記名義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寫報告，𢑥報打退贛軍第二次「進剿」，繳獲300支槍[11]^:172。5月20日，經中共江西省委同意，毛澤東在寧岡茅坪主持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大會選舉產生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中共紅四軍軍委書記由陳毅接任；建立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11]^:174。5月中旬，贛軍五個團在第二十七師長楊如軒率領下第三次「進剿」井岡山，朱德、王爾琢擊退；6月下旬，贛軍第九師師長楊池生五個團第四次「進剿」，湘軍吳尚部三個團配合，朱德和陳毅、王爾琢分別擊退[11]^:173。6月，按中共中央規定，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11]^:171。6月4日，中共中央回信，確定成立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11月才送到[11]^:172。井岡山根據地割據區域面積達7,200多平方公里，共50多萬人，毛澤東在《井岡山的鬥爭》稱：「是為邊界全盛時期。」[11]^:1747月中旬，湘贛兩省國軍向井岡山發動第一次「會剿」，紅四軍分兩路反擊，「八月失敗」[11]^:180-181。9月至10月，打破湘贛兩省國軍對井岡山根據地第二次「會剿」[11]^:182。11月6日，在茨坪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議，成立中共中央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統轄邊界和紅四軍軍委，毛澤東為書記，與朱德、譚震林、宋喬生、毛科文組成[11]^:183。11月7日，蔣介石任何鍵為湘贛兩省「會剿」代理總指揮，金漢鼎為副總指揮，由湘贛兩省集中6個旅約3萬兵力，1929年1月1日進攻井岡山[11]^:187。從1928年開始，先後寫《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創造性地提出建立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之戰略思想[1]^:3813。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3,600人進軍贛南[11]^:187-188。2月10日之大柏地戰鬥，後來陳毅於9月1日《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現狀的報告》：「是役我軍以屢敗之餘作最後一擲，擊破強敵。官兵在彈盡援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扎始獲最後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11]^:190-1913月，毛澤東、朱德在長汀整編紅四軍，成立第一、第二、第三縱隊；根據中共六大決議，原紅四軍工農運動委員會改為政治部，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各縱隊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各支隊、大隊只設黨代表不設政治部[11]^:195-196。4月13日，毛澤東《紅軍前委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在接近總暴動之前群眾政權的形式有由公開割據改變為秘密割據的必要」，「強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11]^:193。6月，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寫信給毛澤東，請江華轉交，江華後來稱：「當天夜裡，林彪給毛澤東同志送來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贊成毛澤東同志離開前委，希望他有決心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11]^:198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岩城內召開，由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流寇思想和集權制領導原則之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中共中央指定之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11]^:199。7月上旬，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份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11]^:200。經李立三、周恩來、陳毅3人多次討論，陳毅執筆起草，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九月來信」；指示信肯定毛澤東提出「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之基本原則，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11]^:203。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會議，是紅軍發展史上十分重要會議，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共中央指示[11]^:206。

紅軍一部分人等疑问「红旗到底打得多久」[11]^:183。1930年1月5日，毛澤東在古田就時局和紅軍行動問題覆紅四軍一縱隊司令員林彪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目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指明中國革命之發展前途[24]^:3512。閩、粵、贛三省14個團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第二次「會剿」；1月上旬，毛澤東決定率紅四軍回師贛南，吸引金漢鼎部第十二師離閩回贛[11]^:209。2月6日至9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二七會議」；組成紅四、紅五、紅六軍和贛西、贛南、閩西、東江地區之共同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11]^:210。建立農村根據地，積蓄革命力量，以此為依託波浪式向前發展，是贛南、閩西等蘇區和紅軍能不斷鞏固和發展之重要原因[11]^:212。5月，毛澤東在尋烏縣社會調查，整理成《尋烏調查》；並寫出《反對本本主義》（原題是《調查工作》）：「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11]^:216-217。6月，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由紅四軍第三縱隊和贛南地方武裝合編而成）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紅軍第一路軍總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全軍團1萬多人，黨員4千人，槍7千支[11]^:223-224。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1]^:226。9、10月間，中共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在第一軍團及贛西南、閩西巡視工作情況報告：「據我在那裡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説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意見，但沒有甚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11]^:20410月，毛澤東做興國縣調查，在整理後記中説：「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11]^:219-220

1930年9月13日，紅一軍團朱德、毛泽东部向株洲、醴陵轉移[24]^:3669。10月14日毛泽东給黨中央寫信，說各級指導機關「多為AB團的富農所充塞」，「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目前總前委正計劃這一工作」，11月下旬紅一方面軍在整軍中開展肅「AB團」半個多月，在4萬紅軍中肅「AB團」4400餘人，12月發生「富田事變」，肅「AB團」持續進行，從贛西南到全蘇區，從1930年到1934年，據事後調查，蘇區殺「AB團」達7萬餘人[24]^:3602。

1931年，毛泽东在中央苏区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瑞金成立，任命周恩來為書記，未到職前由項英代理，同時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兼軍委主席，毛泽东、朱德為副主席，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撤銷[24]^:3764。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在瑞金召開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泽东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24]^:3997。此后毛泽东开始被称呼为“毛主席”。

1932年8月8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通令宣布：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為紅軍第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24]^:4210。10月上旬，寧都會議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開會體會議，會議根據臨時中央之決議和指示，指責毛泽东「誘敵深入」方針、反對打贛州等是「純粹防禦路線」、「右傾主要危險」，要求紅軍在敵合圍開始之前，粉碎敵人進攻，奪取中心城市，實現江西首先勝利，會後毛泽东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24]^:4245-4246。在毛泽东、朱德、周恩來等領導下，紅軍從1930年11月到1933年3月，連續粉碎國軍四次大規模軍事「圍剿」[1]^:3813。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由上海迁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24]^:4316。临时中央政治局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毛泽东为其成员[lower-alpha 1]。被補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委員[1]^:3813。

毛澤東攝於延安，1930年代

但由於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排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红军虽经苦战而未能粉碎国军第五次军事「围剿」[1]^:3813。

1935年，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結束，確立新中央領導[1]^:3813。此後黨和紅軍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和國軍圍追堵截，完成二萬五千里長征，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1]^:3813。闡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理論、路線和政策[1]^:3813。

毛澤東攝於陝北，1936年

1936年，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他擔任此職務直至逝世[1]^:3813。

毛澤東攝於延安，1930年代

毛澤東在延安写作《论持久战》，摄于1938年

毛澤東摄于1939年

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之認識論和辨證法[1]^:3813。7月13日，在延安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到會動員，號召「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25]^:11。7月14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致葉劍英電，要他轉告蔣介石：「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25]^:117月19日，蔣介石廬山談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25]^:12；毛澤東很快表示歡迎：「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26]^:3447月28日，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電：「紅軍八月十五日改編好，二十日出動抗日……三個師以上必須設總指揮部，朱正彭副，並設政治部，任弼時為主任，鄧小平為副主任（不要康澤），以便指揮作戰」[25]^:13。8月1日，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林伯渠電：「（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只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遊擊戰，而易受敵人的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25]^:15同日，洛甫、毛澤東致朱德、周恩來轉彭德懷、任弼時電：「紅軍抗日出動的路線、出動的兵力、作戰的方法都不應請求蔣介石決定頒發，這些都只能待適當的時機，由我們提出與之商定不吃虧。」[25]^:15據同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南京共商國防問題[25]^:15。8月8日，洛甫、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電：「在紅軍開動時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作戰問題，地點在洛川。」[25]^:178月9日，在延安之中共中央和各部門負責人先開一次會，是盧溝橋事變後中共中央一次重要會議，由張聞天作報告，毛澤東在會上講話[25]^:17。8月22日至8月25日，洛川會議召開，毛澤東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報告[25]^:19。會議決定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增加為11人，書記毛澤東，副書記朱德、周恩來[25]^:21。8月22日，蔣介石正式發表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副總指揮；8月2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改稱第十八集團軍），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政治部主任任弼時，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參謀長葉劍英，副參謀長左權[25]^:23。洛川會議結束後兩個多月裡，毛澤東幾乎全力指導八路軍華北作戰[25]^:24。9月21日，毛澤東同意前方提出想以一旅集中，相機給敵以打擊、暫時不分散之意見；9月25日，八路軍一一五師利用有利時間和地形，集中兵力發動平型關戰鬥，取得中國軍隊自抗戰以來首次大捷[25]^:28-29。9月22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周恩來在7月廬山談判時向蔣介石提交之《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蔣介石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之合法地位，稱有必要團結救國，標誌正式形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25]^:55。9月25日，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電：「我們宣言及蔣談話宣佈了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了兩黨團結救國的必要基礎。」[25]^:55會議還決定中央負責處理來往電報分工：張聞天處理黨的工作；毛澤東處理軍事問題；王明處理統一戰線，外出回到延安前由張聞天負責[25]^:64。

1937年10月10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軍委總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澤東[25]^:24。11月29日，王明、康生和陳雲同機到延安，毛澤東第一次會見王明[25]^:60。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常被稱為十二月會議[25]^:61）上發言：「在持久戰中領土與軍隊甚麼最重要？軍隊較重要。軍隊失敗，領土不能保。應向國民黨提出保存軍隊是基本的，過去紅軍便是採用這個原則。」[25]^:62-6312月17日，毛澤東致鄧小平、程子華、彭雪楓等電，要求各地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同各友軍和地方士紳搞好關係，「減少磨擦，團結對敵」[25]^:64。12月24日，毛澤東、蕭勁光、譚政致邊區各軍政首長電：「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始終是我們的中心與方針。」[25]^:64-65

1938年1月，中國鄉村建設派領導人梁漱溟到延安後，就抗戰前途和階級鬥爭等問題同毛澤東交談八次，每次時間都在兩小時以上，最長時間通宵達旦；對階級鬥爭等問題，雙方有著不同看法，毛澤東並不把自己之意見強加於人[25]^:83。2月23日，毛澤東、任弼時致八路軍總部及各師、北方局、長江局電，主張國民政府應採取「攻勢防禦」方針，結合內線防禦和外線進攻，但蔣介石沒有採納：「如果近百萬軍隊均退至黃河以南、平漢以西之內線，而隴海、平漢盡為敵佔，則將形成極大困難。故總的方針，在敵深入進攻條件下，必須部署足夠力量於外線，方能配合內線主力作戰，增加敵人困難，減少自己困難，造成有利於持久戰之軍事政治形勢。」[25]^:382月2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日軍的戰略企圖如果實現，「將造成中國割斷為許多塊」，根據蘇區時期的經驗，要形成許多獨立的作戰區域來堅持長期的抗戰[25]^:38-39。8月6日，毛澤東、洛甫、陳雲、康生、王稼祥、劉少奇致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葉劍英電：「保衛武漢重在發動民眾，軍事則重在襲擊敵人之側後，遲滯敵進，爭取時間，務須避免不利的決戰。至事實上不可時，不惜斷然放棄之。……在抗戰過程中，鞏固蔣之地位，堅持抗戰，堅決打擊投降派，應是我們的總方針。而軍隊力量之保存，是執行此方針之基礎。請加注意為盼。」[25]^:45-469月至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等講話，批判王明右傾投降主義[1]^:3813。毛泽东批判速勝論和悲觀論兩種錯誤思想[1]^:3813。

抗日戰爭期間，毛澤東在延安親自領導開辦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青年幹部訓練班、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中國女子大學等[25]^:76。每當抗大舉行開學典禮或結業式時，毛澤東通常到會講話，鼓勵學員在學校裡要好好學習，走出校門要向社會學習，指出「那是無字之書」；毛澤東常常告誡他們，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樣曲折蜿蜒，要準備走「之」字路，走「之」字路，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發展的原則[25]^:77。

1939年12月，合作寫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25]^:116保衛參謀蔣澤民回憶：「毛澤東寫好文章，有的進行反覆修改後，讓我們送給中央首長傳閱，有關軍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給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給王稼祥看，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27]^:27-29[25]^:124

1940年2月22日，毛澤東、王稼祥致賀龍、關向應並告朱德、彭德懷電：「以後對外立詞，請注意和緩些。……你們準備派兩個團向南行動，現不適宜，諒已停止。如未停止，請即設法停止退回來。」[25]^:107第二天毛澤東寫信給閻錫山，希望和平解決晉西事件，並決定派蕭勁光和王若飛代表赴秋林鎮會晤閻錫山；經談判協議：晉西南為閻軍活動區域，晉西北為八路軍活動區域；同時在河北等地，八路軍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談判協議：以臨屯公路和長治、平順、磁縣之線為界，以南為國軍防區，以北為八路軍防區[25]^:107。

1941年5月1日，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發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之《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大部分重要內容是毛澤東審閱初稿時重新改寫，共21條，在政權建設規定貫徹「三三制」原則：「本黨願與各黨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25]^:159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作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28]^:801-803根據九月會議之決定，成立中央研究組（又稱中央學習組），毛澤東任組長，王稼祥任副組長[25]^:191。11月，在陝甘寧邊區二屆一次參議會上，李鼎銘等提出有關財政問題之議案，建議「政府應徹底計劃經濟，實行精兵簡政主義，避免入不敷出經濟紊亂之現象」，還提出五項實施辦法；毛澤東看到提案後非常重視，把整個提案抄到自己本子上，用紅筆圈起重要地方，並在旁批語：「這個辦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們的機關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對症藥」；毛澤東後來説：「『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12月，中共中央發出精兵簡政之指示，要求切實整頓黨、政、軍各級組織機構，精簡機關，充實連隊，加強基層，提高效能，節約人力物力[25]^:174。

1942年號召開展全黨範圍之整風運動，統一思想、組織，從而為戰爭取得徹底勝利奠定基礎[1]^:3813。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演説〈整頓黨的作風〉：「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一個人發了䦨尾炎，醫生把䦨尾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這個工作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28]^:8283月31日，毛澤東在延安各部門負責人和作家座談會上談話：「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25]^:20112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報告《關於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正確的口號，這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公私關係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雖在困難時期，我們仍要注意賦税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借以休養民力。」[28]^:894-895

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1]^:3813。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由毛澤東兼任[25]^:203-204。據8月2日康生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單在延安地區十幾天內就駭人聽聞地揪出所謂特務分子1，400多人，造成大批冤假錯案，使審幹工作大大偏離正確軌道；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和中央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看到問題嚴重，向毛澤東作報告；毛澤東聽完後説：我看是擴大化了；我們要很快糾正這一種錯誤做法；我們的政策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些同志的問題是會搞清楚的，現在可不能隨便作結論；我們如果給哪一個同志作錯了結論，那就會害人一輩子；現在作錯了我們要給人家平反，給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徹底糾正這種「左」傾擴大化的錯誤[25]^:207。9月，毛澤東到南泥灣視察時，看到王震第120師359旅開荒生產取得成就，興奮説：「困難，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25]^:172-173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第一個形態，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第二個形態。……所以破壞整個宗派主義，首先應從破壞教條宗派開始。」[25]^:213-21411月13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所有經驗宗派的人，與教條宗派是有區別的，大多數是被欺騙的，不覺悟的。」[25]^:216-217

1944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經過遵義會議和六中全會，黨內沒有宗派了，現在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山頭主義[25]^:219。4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作報告：「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覆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後應該改善這種狀況。」[25]^:219-2205月15日，毛澤東致電林伯渠，告知明日由電台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拍發給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將這個意見書交給王世傑和張治中，以此作為談判之具體內容；毛澤東起草該意見書[25]^:229。一份經過毛澤東修改之葉劍英向中外記者團之講演《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通過中外記者之報道，廣泛傳佈到大後方和許多國家，引起強烈反響；國內外輿論開始重新評價中共在抗戰中之地位和作用[25]^:234。9月27日，毛澤東為林伯渠起草之致王世傑、張治中的信手稿：「現時唯一挽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並由這個政府宣佈並實行關於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這樣的新政府，但決不是請客式的、不變更一黨專政實質的、不改變政策的所謂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發出積極抗戰的軍令與民主主義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增強抗戰力量，停止敵人的進攻與實行我們的反攻，也才能實行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大會與實現民主選舉的政府。」[25]^:239

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上稱：《論聯合政府》「這個報告與《新民主主義論》不同的，是確定了需要資本主義的廣大發展，又以反專制主義為第一」[25]^:261。1945年4月20日，任弼時主持召開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上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言：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後要少戴帽子為好；凡是過去政治上犯過錯誤的同志，現在都改正了，都要如《決議》所説的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決議》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賬上，我的錯誤缺點沒有掛上，不是我沒有而是沒有掛，為了黨的利益沒有寫上；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即使到七十歲，相信一定也會逾矩的[25]^:225-226。4月24日，毛澤東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8]^:1031同日，毛澤東向大會做口頭報告：「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肯定的，就是孫中山所説的『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的資本主義」[25]^:263。本次大会确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系统形成并趋于完善[1]^:1455。

1945年6月1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泽东、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康生、高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張聞天、彭德懷13人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25]^:269。建立起以毛澤東為核心之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25]^:269。7月5日，黃炎培在延安同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問題，據黃炎培7月5日日記記載：「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4]^:7753[29]^:23黃炎培認為：「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於公眾，個人功業慾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於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週期率，怕是有效的。」[25]^:2718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討論蘇聯參戰後之形勢和黨之任務；毛澤東首先説：中共中央準備發表一個關於蘇聯對日宣戰問題的聲明[25]^:272。會後，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發出指示，要求立即佈置動員一切力量向敵偽軍進行廣泛的進攻，擴大解放區，並準備於日本投降時迅速佔領可能的城市和交通要道[25]^:273。8月1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下《關於日本投降後我黨任務的決定》：「蘇聯參戰後，日本已宣佈投降。國民黨積極準備向我解放區收復失地，奪取抗日勝利的果實。這一爭奪戰，將是極猛烈的。……在此情況下，我黨任務分為兩階段：甲、目前階段，應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敵偽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體情況發動進攻，逐一消滅之，猛力擴大解放區，佔領一切可能與必須佔領的大小城市與交通要道，奪取武器與資源，並放手武裝基本群眾，不應稍存猶豫。……乙、將來階段，國民黨可能向我大舉進攻，我黨應準備調動兵力，對付內戰，其數量與規模，依情況決定。」[30]^:1-28月13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評論，提醒中國人民：「蔣介石在挑動內戰」；同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講演〈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對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我黨所採取的方針是明確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堅決反對內戰，不贊成內戰，要阻止內戰。今後我們還要以極大的努力和耐心領導著人民來制止內戰。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保，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公開的全面的內戰會不會爆發？這決定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因素。國內的因素主要是我們的力量和覺悟程度。會不會因為國際國內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經過我們的奮鬥，使內戰限制在局部的範圍，或者使全面內戰拖延時間爆發呢？這種可能性是有的。」[31]^:1125-11308月14日、8月20日、8月23日，蔣介石連續3次致電毛澤東，邀請毛澤東速到重慶「共定大計」[25]^:278。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現在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和平能否取得，內戰能否避免？……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恩來同志馬上就去談判，談兩天就回來，我和赫爾利就去。這回不能拖，應該去，而且估計也不會有甚麼危險。……我是否出去？我們今天還是決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我出去，決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職務，書記處另推陳雲、彭真同志為候補書記，以便我和恩來出去後，書記處還有五人開會。」[25]^:278-2808月2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可以去，必須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由於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涉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簽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25]^:2808月28日下午，在張治中、赫爾利陪同下，毛澤東和周恩來、王若飛從延安飛抵重慶，蔣介石代表周至柔，還有邵力子、張瀾、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黃炎培、郭沫若等到機場迎接[25]^:282。下機後，毛澤東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書面談話：「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25]^:28210月11日，毛澤東偕同張治中、王若飛回到延安[25]^:290。11月中旬，毛澤東病倒，得神經系統疾病，用毛澤東的話是「神經疲勞」[25]^:299。1946年開春毛澤東的病逐步好轉，工作逐漸恢復[25]^:300。

毛泽东与蒋介石舉杯歡慶抗日戰爭勝利，摄于1945年9月的重庆谈判

毛泽东在延安，攝於1946年

1946年1月10日，蔣介石同意中共代表團提出之無條件停戰之建議，同中國共產黨签訂停止國內衝突的協定[25]^:299。3月27日，又達成《調處東北停戰的協議》[25]^:312。

1947年3月18日，毛澤東離開延安；3月25日，毛澤東聽任弼時説山西文水縣女共產黨員劉胡蘭在敵人面前就義事跡，寫下「生的偉大，死的光榮」[25]^:344-345。3月29日、3月30日，毛澤東、劉少奇等在棗林溝召開中央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留在陝北主持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工作，劉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4月11日又決定葉劍英、楊尚昆等率中央機關大部人員到山西臨縣組成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25]^:345。毛澤東、周恩來分別用李德勝、胡必成之化名，示意解放戰爭必勝，中國革命必成[25]^:345。7月21日至7月23日，毛澤東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決定陳賡率部南渡黃河作戰；晉綏、陝甘寧兩區合併，由賀龍以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資格統一指揮[25]^:363-364。10月上旬，毛澤東在神泉堡，修改審定《土地法大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訓令》，重新修訂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25]^:366。先是7月上旬南京政府通過蔣介石提出《國家總動員案》，並頒佈《戡平共匪總動員令》；10月10日，毛澤東選定由新華社向全中國、全世界公佈《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第一次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立刻轟動國際[25]^:367。10月下旬，經毛澤東自己調查研究，又聽取任弼時𢑥報各區土改情況，毛澤東敏鋭發現黨內「左」的傾向正在抬頭；毛澤東把看重此問題，認為要堅決克服正在抬頭「左」的傾向[25]^:367。12月25日，毛澤東在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習慣稱為「十二月會議」[25]^:368。毛澤東在會議上書面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1]^:1254-1255[25]^:371同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會議上講話：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既要反右，又要反「左」，才能劃清界限，避免自己的孤立和失敗[25]^:373。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周恩來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代總參謀長，與毛澤東商議後就實施許多重大戰略決策；後來周恩來稱：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裡，指揮最大的人民解放戰爭[25]^:362。

1948年3月21日，為直接掌握各戰場情況便於指揮作戰，也為書記處幾位書記書記能及時研定新時期重大問題，毛澤東和周恩來、任弼時等商議後決定率中央和軍委機關東移，前往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會合[25]^:381。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稱：「我們所犯的錯誤，研究其發生的原因，都是由於我們離開了當時當地的實際情況，主觀地決定自己的工作方針。這一點，應當引為全體同志的教訓。」[25]^:385-386

集美解放紀念碑「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人民政府成立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上升旗」浮雕。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25]^:465。4月15日，毛泽东在香山「雙清別墅」接見當時任太行區黨委書記陶魯笳等人談話：「我們的經濟政策可以概括為一句話，叫做『四面八方』。甚麼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勞資、城鄉、內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兩方，所以合起來就是『四面八方』。……當然，在實行『四面八方』的經濟政策時，對投機商業不加限制是不對的。應當在政策上加以限制，但限制不是打擊，而是要慢慢引導他們走上正當的途徑。」[29]^:68-69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式上講話[25]^:481。會議選出毛澤東為籌備會常務委員會主席[25]^:482。9月21日，毛澤東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在會上致開幕詞：「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5]^:490-491。毛泽东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32]^:839月25日，毛泽东、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29]^:11-13。馬敍倫提議用《義勇軍進行曲》暫代國歌，周恩來稱用原來歌詞：「這樣才能鼓動情感。修改後，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情感」；毛澤東最後拍板，歌詞不改[29]^:13。9月27日，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為北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25]^:492-493。9月30日，政協全體會議，選出毛澤東等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委員；選舉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25]^:493。會議發表由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宣言》[25]^:493。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會議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政府施方針[29]^:9。下午3時，开国大典開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佈開會，毛泽东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29]^:11升旗結束後，毛泽东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29]^:13。

1950年4月21日，毛泽东同李維漢、徐冰談話：「要實行民主。現在有人有好多氣沒有機會出，要讓他們出，除了泄密的、破壞性的，都讓人家說。所以，政治局最近通過了一個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出的氣不外是兩種，有理的，應當接受；無理的，給他說理。我們要有氣魄，不怕駡，只要君子動口不動手。不讓講話就會鬧宗派主義，黨內也一樣。」[29]^:26

1950年3月27日到4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財政經濟、土地改革和軍事等問題，毛泽东在會議上說：「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我們是一個大黨，策略上要特別注意。尤其是我們現在勝利了，要鞏固勝利，更要注意，要反對『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33]^:10310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34]。

1951年4月，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之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團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團談判，5月23日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和平解放[29]^:20。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國財經會議上講話：「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裡面。一曰不做壽。做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於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29]^:259

1954年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來為出席日內瓦會議之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第一次參加由世界各主要國家出席之國際會議[32]^:93。

1954年10月19日至10月31日，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是非社會主義國家政府首腦第一次來華訪問，毛泽东極為重視，同他舉行3次會談[32]^:108。

1955年4月18日，亞非會議在萬隆獨立廳開幕，4月23日周恩來在亞非會議政治委員會會議上，代表中國代表團向會議提出關於和平宣言之議案，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32]^:107）為基礎，提出七點建議：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採取侵略行動和威脅；互不干涉或干預內政；承認種族的平等；承認種族的平等；承認一切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尊重各國人民有自由選擇生活方式和政治、經濟制度的權利；互不損害；此外，周恩來說在中國之提案中還加上一條，即用和平方法解決國際爭端，支持一切正在採取的或可能採取的消除國際緊張局勢和促進世界和平的措施；5月7日周恩來回到北京，當天下午毛泽东在頤年堂召開會議，周恩來、陳毅和政治局委員參加，毛泽东還請他們一起吃飯[32]^:128-129。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不久，毛泽东曾察覺和思考中國經濟構成過於單一[29]^:447：「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釦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這樣定息也有出路。重慶的低質產品，旺季不合規格，淡季合規格了，是因為旺季社會需要太大，供應不足。供應不足是長期的，是好現象，是因為購買力增長。要想辦法。定息時間要相當長，急於國有化，不利於生產。公私合營有優越性，比不合營好，工人的積極性提高了，資方的態度也改變了。」[35]^:170-171

毛泽东的調查研究從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共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之工作彙報，還有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之彙報，實際聽彙報時間為43天[32]^:11。2月16日，毛泽东聽第一、第二、第三機械工業部彙報；根據前兩天彙報，毛泽东首先提出意見，就是寫東西要發點議論，講講有些甚麼意見；毛澤東並且警告說，不發議論，究竟那個部長能做到幾時[32]^:13？2月17日，毛泽东批評只講多快、不講好省之片面性：多快好省（事業辦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須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據的基礎上多快；你們只講多快，不講好省，誰幹[32]^:14？2月19日，毛泽东對中宣部2月1日報告蘇聯學者在中山大學向中國陪同人員談對《新民主主義論》中關於孫中山世界觀之論點看法不同，批語手稿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彭真、鄧小平、陳伯達、陸定一：「我認為這種自由談論，不應當去禁止。這是對學術思想的不同意見，甚麼人都可以談論，無所謂損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談此事。如果國內對此類學術問題和任何領導人有不同意見，也不應加以禁止。如果企圖禁止，那是完全錯誤的。」[32]^:272月20日，毛泽东聽建築工業部彙報時說：每講一個問題，總要講例證，講措施，然後講結果；要發議論，要有典型，要有前後的比較[32]^:15。2月21日，毛泽东聽城市建設總局和二機部彙報時說：現在北京不擺大工業，不是永遠不擺；按自然發展規律，北京會發展到一千萬人，上海也是一千萬人；將來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會把天津、保定、北京連在一起；北京是個好地方，將來會擺許多工廠的[32]^:15。3月2日，毛泽东聽地方工業部彙報時說：有甚麼辦法使人聽了不致忘記？照這樣彙報，聽過去就忘記了；講存在問題，要舉事例，把人指出來，不舉事例等於無用，別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為了使人懂，長一點也不要緊；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對標語口號嗎？就是要有具體形象，有人物；沒有具體形象，作品就沒有生命；半個月來彙報都存在這個問題，這是使我強迫受訓，比坐牢還厲害；坐牢腦子還自由，現在腦子也不自由，受你們指揮；只有觀念形態，沒有物質，要脫離實際；你們這些條條，一定是從許多具體問題的材料中得出來的，應把具體問題寫清楚[32]^:17。3月4日，毛泽东聽取手工業管理局彙報時說：提醒你們手工業中許多好東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了，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32]^:18-19。4月19日，毛泽东聽李富春彙報第二個五年計劃時警告說：現在的危險是忽視個人利益，基本建設和非生產性建設太多；應該使百分之九十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32]^:21-22。

1949年12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斯大林71歲生日，出席生日慶典的有蘇聯元帥尼古拉·亞歷山德羅維奇·布爾加寧（左三）、中共總書記毛澤東（左二）、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一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左五）、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尤睦佳·泽登巴尔（最右）、最左者不詳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開；2月24日夜至2月25日晨，赫魯曉夫突然召集與會蘇共代表，作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之4個半小時秘密報告，集中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犯一系列嚴重錯誤，包括違背民主集中制原則搞個人崇拜，肅反擴大化，在反法西斯之衛國戰爭前夕對德國之進攻喪失警惕，在國內民族問題上之錯誤處置，以及在對待南斯拉夫問題上之錯誤態度等[32]^:33。3月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開會，由鄧小平作關於參加蘇共二十大情況之彙報；3月12日晚，毛泽东在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蘇共二十大之問題，會議開到次日凌晨，毛泽东在會上講話：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揭了蓋子，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正確的，破除了迷信；一是捅了漏子，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32]^:35-36。4月5日，毛泽东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名義、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討論，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32]^:38-45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表《論十大關係》[32]^:23。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國務會議第七次會議上講話，正式宣佈「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之方針：「在藝術方面的百花齊放的方針，學術方面的百家爭鳴的方針，是有必要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範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32]^:31

1956年9月15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開幕，毛泽东致開幕詞[32]^:46-479月27日，在八大閉幕會上，一致通過關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32]^:74根據毛澤東建議，八大通過之黨章增加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32]^:57-61

1956年，被毛泽东稱為「多事之秋」；10月21日，蘇共中央通知中共中央，說波蘭情況極為嚴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個代表團去莫斯科商談；當晚，毛泽东在頤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波蘭問題，由於情況緊急，討論結束時毛泽东立即約見蘇聯駐華大使尤金，毛泽东答覆尤金同意派代表團去莫斯科；會議決定由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胡喬木組成中共代表團於10月23日赴莫斯科[32]^:138-139。11月1日劉少奇、鄧小平一行回到北京，當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彙報；11月2日和11月4日，毛泽东分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討論波匈事件[32]^:142。

1956年11月24日、11月25日、11月27日、11月29日和11月30日，毛泽东在頤年堂連續召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估計國際形勢，分析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主席鐵托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濱城市普拉發表演說：「問題不僅僅是個人崇拜，問題是使得個人崇拜得以產生的制度」，「在於官僚主義組織機構」等；最後決定就目前東歐各國發生之問題寫一篇文章，12月2日毛泽东提出文章題目可以考慮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32]^:144。1956年下半年，國內經濟出現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供應緊張；在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從10月起還發生部分農民要求退社；對事件怎樣處理，全黨既沒有思想準備，也沒有經驗，一些幹部習慣於按照革命時期之經驗辦事，用類似處理敵我矛盾之辦法處理罷工、罷課事件，造成矛盾激化，引起毛泽东嚴重注意[32]^:148。

1957年1月18日至1月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有人習慣稱作「一月會議」，毛泽东在第一天會議上宣佈，會議議題主要有3個：思想動向問題，農村問題，經濟問題[32]^:152。2月16日，毛泽东在頤年堂召集中央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和青年團負責人開會，談文藝思想問題，共28人參加，其中有幾位黨外人士，周恩來、鄧小平也參加；毛泽东反覆強調「雙百」方針，因為他認為：屬於精神世界的問題，屬於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鬥爭，只能用說理的方法和爭鳴的方法來解決，決不能用壓制的辦法來解決；他說：列寧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說理寫成《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他說開始批判胡適的時候很好，但後來就有點片面，把胡適的一切全部抹煞，以後要寫一兩篇文章補救一下；對康有為、梁啟超也不能抹煞；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以便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應該貫徹「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之方針，筆下也是如此[32]^:154-155。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講話[32]^:156-164。在毛泽东的建議下，3月6日至3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而且破例邀請黨外人士160多人參加，佔全部與會者五分之一[32]^:166。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高壓政策不能解決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不能採取高壓政策。」[32]^:184同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黨員幹部會議上講話：「不但在純粹科學藝術的問題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問題上，只要不屬於反革命一類，也讓他們自由講話。一般人民說錯了話，或者鬧了事，不能對他們使用專政的方法，只能採取民主的方法。」[32]^:1864月4日至4月6日，毛泽东在四省一市黨委書記思想工作座談會上插話：「不能靠歷史吃飯，不能靠威勢吃飯。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勢力大也不能解決問題。以力只能服敵。敵人是不和你講理的，你跟他講理他不聽，他只講力。對人民只有說理，只要沒理，不管勢力多大，資格多老，也輸了。……一聽到鬧事，就想到敵人，就實行專政。階級鬥爭搞慣了，將對付反革命的辦法用到鬧事的人民身上。過去在革命的時候，我們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勢力要民主。現在我們勝利了，自己掌握政權，很容易強調專政，忽略民主的一面。……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是有矛盾的。現在的生產關係是集體所有制，是國家所有制。一萬年後生產關係總要改變，最後要以地球為單位，不是國有化，而是『球有化』。當然，總不會回到剝削關係。剝削是生產不足的表現。」[32]^:188-1964月10日，毛澤東同人民日報社負責人等談話，對《人民日報》工作提出批評[32]^:197-202

1957年，直到3月底，毛泽东說整風是今年準備，明年、後年推開；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全黨整風開始[32]^:203。4月30日，毛泽东為《人民日報》轉載李汝祺《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一文寫編者按手稿：「這篇文章載在四月二十九日《光明日報》，我們將原題改為副題，替作者換了一肯定的題目（《發展科學的必由之路》），表示我們贊成這篇文章。我們歡迎對錯誤作徹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錯誤的思想和措施都應批判乾淨），同時提出恰當的建設性的意見來。」[32]^:32同日，毛泽东在頤年堂召開國務會議第十二次（擴大）會議，議題就是關於全黨之整風運動[32]^:204。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受中央委託，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徵求對黨之工作之意見[32]^:218。5月14日及5月16日，毛泽东在頤年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沒有留下會議記錄，可以推斷同整風鳴放有關[32]^:223-224。6月8日和6月10日，毛泽东接連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和《關於反擊右派分子鬥爭的步驟、策略問題的指示》[32]^:238。《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從4月24日至6月17日，毛泽东三次自修稿加徵求意見十次稿，共十三稿，6月19日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32]^:239。7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人民日報》發表，從最近《光明日報》和《文匯報》的檢討談起，然後談到有些民主黨派在運動中之表現，特別點名民主同盟和農工民主黨、「章羅同盟」；事實證明，批評並不能成立[32]^:242-243。7月9日，毛泽东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等問題的通知》，全國右派骨幹名單從4千人增加到8千人，北京從4百人擴大到8百人；到10月上旬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時，全國已劃右派分子達到6萬多人；到1958年整個運動結束時，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32]^:243。7月17日至7月21日，毛泽东主持召開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之青島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之建議，確定整風分為4個階段：大鳴大放階段、反擊右派階段、著重整改階段、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階段；會議期間，毛泽东找一些省市委書記談話，歸納談話要點寫成《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32]^:245。7月26日至7月30日，毛泽东主持召開另一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之青島會議，討論《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等[32]^:245。8月3日，《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一文，作為黨內文件印發；毛泽东很看重此文，改十一稿[32]^:245。8月11日，毛泽东從青島返回北京[32]^:247。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10月9日，八屆三中會會舉行閉幕式，最後毛泽东講話[32]^:248-252。

毛泽东攝於飛機，1957年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領中國代表團乘專機飛往莫斯科，是毛泽东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出國[32]^:255。

「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合起來被稱為「三面紅旗」[32]^:367。

毛泽东與赫魯曉夫攝於北京，1958年

1958年7月28日，美國才將派駐波蘭大使參加中美會談之決定，通過美國駐英使館正式通知中方代表王炳南[32]^:382。

1958年7月，台灣不斷炮擊福建沿海村鎮，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奉命於8月23日開始炮擊國軍金門防衛部和炮兵陣地等軍事目標，封鎖金門島[36]^:23。8月23日下午5時30分，近3萬發炮彈從福建前猛轟金門國軍陣地[32]^:373。9月初美國向台灣海峽地區大量增兵，派軍艦、飛機直接為國軍運輸護航，解放軍前線部隊又於9月8日對金門全面炮擊[36]^:23。

1958年秋，很多地方宣佈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並且搞「向共產主義過渡」之試點；河北省徐水縣率先成立全縣範圍之特大型公社，號稱實現全縣「全民所有制」，並提出「向共產主義過渡」，引來不少人參觀；毛泽东曾經派人去徐水了解過，發現不少問題；為進一步弄清情況，他決定親自到河北看一看[37]^:9。

毛泽东起草〈鄭州會議紀要〉：1959年2月27日，在鄭州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5日結束，中央20人、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27人到會，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首先由毛泽东講意見，然後討論幾次，結果同意毛泽东的意見，並規定14句話作為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之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起草一個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36]^:14-15。3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再次強調所有制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之合理性，並且作自我批評[37]^:41-42。會議糾正「一平、二調、三收款」之「共產風」，確定以生產隊即原來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為基礎，在公社內部實行等價交換原則，取消一縣一社之體制等等，決策一定程度上否定原先設想之「一大二公」之大公社[37]^:45-46。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集團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毛泽东不得不分出精力，指導平定叛亂及相關之宣傳輿論工作[37]^:47。叛亂分子打傷西藏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殺害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官員堪窮·索朗降措，還拖屍示眾；3月12日，毛正在武昌，指示西藏工委[37]^:49-503月17日，達賴喇嘛暗自離開拉薩逃往印度，叛亂分子更加有恃無恐，直到3月20日凌晨向駐藏部隊武裝進攻；3月28日，國務院發佈命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解散藏軍[37]^:50-52。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於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開；3月25日，毛泽东就人民公社問題講話，提出12條問題要大家討論[37]^:57。會議文件實際上是反映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在認識上之局限性，還表現在：一是農業生產繼續搞高指標，維持八屆六中全會之決定；二是仍然保留公共食堂和供給制，脫離實際、群眾，嚴重影響生產積極性、束縛生產力發展；三是整個政策調整，還是放在將來要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之集體所有制過渡之基礎上[37]^:59。中共八屆七中全會4月2日至4月5日召開，決定降低鋼產指標；繼續維持原來六中全會公佈之糧、棉、鋼、煤四大指標，主要顧慮是怕泄氣，怕政治影響不好[37]^:60。4月5日，毛泽东以「工作方法」為題發表講話，共談十幾個問題：多謀善斷；留有餘地；波浪式的前進；依照形勢改變計劃；善於觀察形勢；當機立斷；與人通氣；解除封鎖；一個人有時勝過多數人，因為真理在他手裡，不在多數人手裡；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來；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找幾位通訊員，等等[37]^:61。當天毛澤東來到杭州，4月12日回北京[37]^:63。4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最後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國務會議；4月18日至4月28日，北京舉行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根據憲法之規定選舉國家領導人，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37]^:64。6月20日，劉少奇在中南海西樓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報刊宣傳問題；會後毛泽东在住處聽取彙報，毛泽东說：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37]^:72。6月26日，毛泽东來到毛震公祠，已經沒有祖宗牌位，還是堅持要進去行三鞠躬禮，邊走邊自言自語地講：菩薩是迷信，但烈士墓和祖宗牌子是個紀念[37]^:77。

從1959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開始[37]^:87。彭德懷作為一名老共產黨員，給毛泽东寫信，本著對黨、對人民負責之精神和實事求是之原則，如實指出「大躍進」中之一些偏差和錯誤，反映廣大黨員和群眾之意見和要求，不論從信內容還是組織原則，都是正確；但是，由於毛泽东的「左」指導思想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變，糾「左」糾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許之範圍時，就會不可避免提出反右之問題；彭德懷為中國革命做出重大貢獻，同任何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家難免有缺點和錯誤，問題早已解決；因發生意見分歧而算歷史舊賬，無助於弄清是非，必然傷害同志；1957年反右派鬥爭擴大化，導致改變中共八大關於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之正確判斷，而把階級鬥爭作為主要矛盾，成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廬山會議把階級鬥爭直接延伸到共產黨內，使階級鬥爭進一步擴大化，成為毛泽东又一個失足的地方[37]^:128-129。

毛泽东在杭州閱讀《人民日報》，攝於1961年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37]^:218。當時鋼鐵及整個工業之困難還沒有充分暴露；毛泽东等人對工業之困難形勢完全估計不足；在鋼、鐵等工業產品產量問題上，他們基本上還沒有跳出高指標[37]^:225。1月9日，毛泽东向會議印發胡喬木起草之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草案，要各組討論：「三大紀律」：（一）有事同群眾商量，永遠同群眾共甘苦；（二）重要問題事前請示，事後報告；（三）自己有錯誤要檢討糾正，別人做壞事要批評揭發[37]^:226。毛泽东修改為：（一）一切從實際出發；（二）提高政治水平（經過會議討論，修改為「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三）實行民主集中制[37]^:226。

1962年5月19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主持起草批發《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財經小組〈關於討論一九六二年調整計劃的報告〉的指示》，連同中央財經小組之報告一起，請李富春閱後立即送毛泽东審批：「如主席一時無暇看，最好先閱指示，由田或林閱後將報告大意說給主席聽聽，看這個文件可否照中央指示發下。報告第一部分，主席在京時已看過。在五一節政治局常委會上，主席說同意這個方針。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就是按這個方針開的。主席如有暇，希望能約富春同志（他現在上海）去杭州當面報告一次。這兩個文件，主席如同意發，請告田或林以電話告尚昆辦。」[37]^:324

從1962年初開始，新疆伊寧、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現居民越境前往蘇聯，越境居民纍計達到6萬餘人；有確鑿證據表明，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等機構捲入事件，蘇聯邊防部隊還為中國居民越境提供便利[37]^:326-327。根據毛泽东意見，4月30日周同賽福鼎談話，就如何處理這一事件做明確指示；隨後賽福鼎緊急趕赴新疆，協助中央處理事件[37]^:327。邊民越境外流事件發生後，中國方面查封參與事件之伊犁、塔城地區之蘇聯「僑民協會」；蘇聯方面關閉蘇聯駐烏魯木齊總領事館和駐伊寧領事館；事件迅速平息[37]^:327。北戴河會議期間，8月3日，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方負責人談話摘要：新疆的主要危險來自蘇聯現代修正主義，新疆鬥爭的主要方面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37]^:327。

1962初起，印度當局在中印邊境加緊推行「前進政策」，向中國境內縱深進逼；到7月，印度在中印邊境西段中國境內加緊增設據點；印軍有些據點乾脆設在中國邊防哨防之間甚至側後，衝突一觸即發[37]^:328。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斷中印邊界將是一個犬牙交錯、長期武裝共處之局面，要使外交鬥爭同軍事鬥爭相配合，軍事鬥爭服從外交鬥爭[37]^:328。2月26日、3月22日，中國政府兩次照會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政府改變中印邊界是危險，「就中國方面來說，談判之門總是開著的」，希望印度政府和平解決邊界問題[37]^:328。到6月，印軍在中印邊界西段繼續增兵，並擴大蠶食範圍；7月5日，印度軍隊侵入加勒萬河谷地區；7月8日，中國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強烈抗議[37]^:329。毛泽东的意見是：印度在我境內設點，我們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現在還要克制，不能急於打；一要進一步揭露尼赫魯之真面目；二要爭取國際上正確認識中印邊境鬥爭之是非問題；有些國家想利用我們國內存在暫時困難之機會，推我們上陣，整我們一下，但我們不上他們的圈套；我們現在堅持不打第一槍；我們方針是「決不退讓，避免流血」；毛泽东又補充：「武裝共處，犬牙交錯。」[37]^:329-330

10月17日，印軍在中印邊境東段和西段同時向中方猛烈炮擊[37]^:365。同日毛泽东主持召集會議，決定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當日中央軍委下達《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37]^:365。10月20日晨，中國邊防軍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開始自衛還擊；10月20日至10月29日，自衛反擊戰第一階段東段收復克節朗河以南、達旺河以北、不丹以東之全部領土；西段清除加勒萬河谷和新疆阿克賽欽地區部分入侵印軍[37]^:366。10月24日，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建議雙方確認中印邊界問題必須通過談判和平解決；當天印度政府發表聲明，拒絕中方建議[37]^:366。11月14日至11月16日，印度又一次猛烈進攻中國軍隊；中國邊防軍自衛反擊戰第二階段從11月16日至11月21日，東段推進到「麥克馬洪線」以南之傳統習慣線附近；西段清除入侵阿克賽欽地區之全部印軍據點[37]^:366。11月19日，毛泽东從當天《參考資料》上看到，印度總理和總統在11月18日講話中都說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衝突；毛泽东當即在《參考資料》第五四〇六期上批示[37]^:367。毛泽东抓住契機，作出大膽決策：中國邊防部隊在自衛反擊戰取得勝利下，主動全線停火並後撤；11月20日，毛泽东和劉少奇、周等研究決定，先走一步，主動採取積極之步驟，扭轉中印邊境之緊張[37]^:367。

4月間，中央軍委注意到蔣介石有跡象派軍犯境；5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強備戰[37]^:330。6月8日，毛泽东在杭州約見楊成武、許世友等，楊成武、許世友向毛泽东彙報蔣最近可能在東南沿海軍事冒險之動向，並談6月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討論情況[37]^:330-331。6月24日，《人民日報》以《全國軍民要提高警惕準備粉碎蔣匪幫軍事冒險》為題，發表毛泽东審閱定稿之新華社電稿，揭露蔣「反攻大陸」，立即引起國際輿論關注，美國人連忙向蔣施加壓力，勸阻蔣放棄「反攻大陸」計劃[37]^:331-332。6月27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就台灣海峽局勢聲明，不支持蔣進攻中國大陸[37]^:332。

1962年7月8日，毛泽东在住處召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田家英等參加之會議；會上，毛泽东介紹河南、山東之夏收情況，說形勢並不那麼壞，建議劉少奇等找河南、山東、江西之同志談談，了解一下農村形勢；毛泽东表明反對包產到戶，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熱心搞甚麼包產到戶、分田單幹；毛泽东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之決定[37]^:337。

從7月25日至8月24日，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召開[37]^:339。8月24日下午，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陳毅作關於國際問題之報告，當晚毛泽东乘專列回到北京；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從思想、理論、政策準備中共八屆十中全會；9月24日至9月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召開，會議開法基本上是大會發言[37]^:354。

從此，「反修防修」作為一個基本戰略，成為當時全黨重要指導思想；以後一系列重大事件，從中蘇論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演變成為「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正是思路之延伸和發展[37]^:364。毛泽东肯定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口先進技術，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從1960年代起，中國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大量成套設備；1963年6月，經毛泽东批准，中國同日本簽訂第一個採用延期付款方式進口維尼綸成套設備之合同；隨後，又從英、法、德、瑞典、意、瑞士、荷、比、奧等國進口石油、化工、冶金、礦山、電子和精密機械等84項成套設備和技術[38]^:31。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以後，毛泽东從「反修防修」之戰略出發，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場普遍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9]^:9。1962年冬和1963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長沙、武漢、鄭州、邯鄲等地，分別找來一些省委負責人談話，只有湖南省委書記王延春、河北省委書記劉子厚向他彙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情況；毛泽东感到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問題並沒有引起各地負責人之高度重視，感到不滿，決定在1963年2月召開之中央工作會議上專門講一下[39]^:10。

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離開北京南下視察工作，繼續了解農村社教，對運動中提出之問題做調查研究[39]^:38。中央工作會議，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開，主要議題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第三個五年計劃之初步設想、三線建設問題等[39]^:44。5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專門研究第三線建設問題，他提出兩個「注意不夠」，一個是對第三線建設，一個是對基礎工業[39]^:60。8月29日至9月1日，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召開，會議同意劉少奇關於社教運動部署之意見，並通過劉少奇起草之轉發批示[39]^:55。12月15至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舉行中央工作會議，集中討論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之一些問題，毛泽东與劉少奇在農村社教運動問題上之分歧公開化[39]^:64。1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會堂過生日[39]^:70，「陸續批評社教運動中的一些錯誤認識和提法，說甚麼四清四不清，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指責中央有的機關搞『獨立王國』；還談到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席間鴉雀無聲。」[40]^:1166-1167

中央工作會議又在1965年元旦以後繼續召開[39]^:73。1月3日晚，毛泽东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不點名批評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中之一些做法[39]^:73。1月14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最後定稿[39]^:77。當天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正式通過「二十三條」，成為指導「四清」運動之重要文件[39]^:79。薄一波後來回憶說[39]^:81：「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毛主席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的那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少奇同志的一條罪狀。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回顧說，在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當斯諾問毛主席從甚麼時候明顯感到必須把劉少奇從政治上搞掉時，毛主席也回答說是制定《二十三條》那個時候。」[40]^:1169-1170「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中共中央規定，「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運動實際上也就不了了之[39]^:82。

1965年，美國在越南擴大戰爭，大規模轟炸越南北方，威脅中國安全；蘇共召開三月會議，使中蘇關係惡化；為應付戰爭危險，4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泽东審閱同意之《關於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39]^:89。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10月10日毛泽东在會上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之問題[39]^:92。

上海《文匯報》在11月10日突然刊出姚文元在江青策劃下寫出、給毛泽东看過並經他同意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指名批判《海瑞罷官》作者、著名明史專家、北京市副市長吳晗[39]^:94。同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通知，免去楊尚昆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由汪東興接替[39]^:95。11月12日，毛泽东乘專列離開北京，經天津南下[39]^:95。11月30日，林彪派葉群帶著他的信和11份材料坐專機趕到杭州，單獨向毛澤東作幾個小時彙報；12月8日至12月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與會人員開會時才知道是批判羅瑞卿，葉群在會上發言，羅瑞卿在12月11日被召到上海，但沒有得到在會上申辯之機會[39]^:97。

人民日報社社長吳冷西回憶道[39]^:99：「以彭真同志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於1964年，成員還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一九六六年二月初開會研究當時學術討論的情況，認為要把這場討論置於黨中央的領導下，要降溫，要真正做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因而起草了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的提綱。當時在北京的政治局常委（少奇同志，周總理和小平同志）開會討論並認可了這個提綱中提出的意見，同意在學術討論的文章中不涉及廬山會議，並且要五人小組去武昌向毛主席彙報，最後由毛主席作決定。」[41]^:150這個彙報後來被稱為「二月提綱」[39]^:99。

1966年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等專程飛往武漢，向1月5日從杭州到這裡之毛澤東彙報；彭真等以為毛泽东已經同意這個提綱，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轉《彙報提綱》[39]^:100。

從1966年2月2日至2月20日在上海主持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主要是聽江青講話，會後有關人員整理一份「座談會紀要」，提出所謂「黑線專政論」[39]^:100。紀要最初沒有下發，但在黨內高層已傳開；後來經毛泽东批准，在4月10日由中共中央轉發，要求各級黨委「認真研究，貫徹執行」[39]^:101。

1966年3月17日至3月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出席會議除毛泽东、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因在西北三線視察而請假）外，有各大區中央局第一書記和中央有關負責人，會議議題事先沒有通知，只在開會時說要討論中央是否派代表團參加蘇共二十三大，還有甚麼問也可以談談[39]^:101。對蘇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張不去參加[39]^:101。列席會議之吳冷西回憶道[39]^:102-103：「從會議廳出來，我向周總理說，主席這次批評很重，我要好好檢討。總理對我說，不光是批評你，也是對我們說的。回到西冷飯店，我又對彭真同志談了這事，他也說，主席的批評不僅對你，也是對我們說的。他們兩位的話可以說是安慰我，但我隱約感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41]^:1523月28日至3月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後同康生、江青、張春橋等進行多次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39]^:103。3月31日，回到北京之康生向周恩來、彭真等中央負責人詳細傳達毛澤東幾次談話之內容，4月9日至4月12日康生又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泽东的談話[39]^:103。根據毛泽东的意見，書記處會議批評彭真，彭真和到會一些領導人「對這次重大錯誤都作了初步檢查」，並「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評和指示」[39]^:103-104。書記處會議決定：一、擬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個通知，徹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彙報提綱」的錯誤，並撤銷這個提綱；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報毛澤東和政治局常委批准[39]^:104。起草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江青、劉志堅任組長，康生任顧問[39]^:104。「通知」由陳伯達起草後，4月14日送給在杭州之毛澤東[39]^:104。4月16日，周恩來、鄧小平、彭真、陳毅、葉劍英等和各中央局負責人再次來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劉少奇因出訪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在4月20日才到杭州出席會議，4月22日毛泽东在會上作長篇講話，一開始就提出吳晗之問題「朝裡有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有[39]^:104。毛泽东說：「出修正主義不只文化界出，黨政軍也要出，特別是黨軍出了修正主義就大了。」[39]^:105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初步通過毛泽东修改審定之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它是在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之基礎上經少量調整而成）[39]^:105。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毛泽东晚年常住杭州刘庄（现西湖国宾馆一号楼），并视其为第二故乡[42]

毛泽东攝於1967年

1966年6月1日，在陳伯達率領之工作組主持下，《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39]^:110。6月3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張承先為組長之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同日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意北京市委向各大中學派出工作組[39]^:112。6月10日，毛泽东把各大區負責人找到杭州去談話，向他們打招呼，要在各地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放手發動群眾揭露問題，最初打擊面寬也不可怕，以後再分類排除，要依靠運動中湧現之積極分子，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39]^:114。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給江青寫信，給正在武漢的周恩來，以後由周恩来把信帶到上海交給江青，毛泽东還委託周到大連去向林彪講信中內容：「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39]^:116-1177月16日，毛泽东七十多歲在武漢暢游長江[39]^:118。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已離開半年多的北京，連續聽取各方彙報[39]^:118。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會上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講話，承擔派工作組一事之責任，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大會結束時毛泽东會見全體代表，表示肯定和支持[39]^:122。

1966年8月1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在北京開幕[39]^:122。8月5日，毛泽东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7日印發中央全會[39]^:124-125。毛泽东通知林彪要到北京參加會議，林彪8月6日中途到會[39]^:125。全會最後一天補選中央政治局委員6人、候補委員3人，選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依次是：毛泽东、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以後只把林彪稱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再提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之副主席職務[39]^:125-126。8月8日，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通常稱為「十六條」）[39]^:126。8月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毛泽东在閉幕會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39]^:126-128。8月16日晚，中共中央決定要在北京召開百萬人規模之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毛泽东表示將出席這次大會，要求為他準備一套綠軍裝，是毛泽东在建國後第一次穿軍裝[39]^:130。8月18日，百萬群眾慶祝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許多人流下眼淚，幾萬名紅衛兵出席[39]^:130。紅衛兵開始「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之「破四舊」活動，大多數人充滿熱情，認為自己所做都是正當之「革命行動」，但他們處於狂熱狀態，政策和法律觀念淡薄，無政府主義思潮迅速氾濫起來[39]^:133。從8月20日起，在「破四舊」之旗幟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裡都普遍發生強迫抄家和打人等踐踏法制之行為，一些被任意指責為「黑五類」之人員被打致死，更多被強行遣送回鄉，同毛泽东初衷並不相符[39]^:133。9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用文鬥，不用武鬥》提出：「毛澤東同志反覆地告訴我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又說，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鬥，不用武鬥。」[39]^:133經毛泽东批准，解放軍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在8月21日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中共中央又在8月22日轉發公安部《關於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39]^:134。由於參加「大串連」之學生一律免費坐火車，他們之伙食和住宿由當地政府安排，費用由國家財政開支，「大串連」發展得如火如荼；到11月下旬止，毛泽东共8次接見北京和到北京串連之紅衛兵總共1,100多萬人次[39]^:137。

周恩來根據毛泽东的意見，立即採取保護措施，並寫一份應予保護之名單，包括宋慶齡、郭沫若、章士釗、程潛、何香凝、傅作義、張治中、蔡廷鍇、邵力子、蔣光鼐、沙千里、張奚若、李宗仁等[39]^:136。儘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對他個人頌揚之調子，並在1966年7月25日在陶鑄送審的新華社電訊稿上對中央宣傳部負責人批示「以後請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8月31日，林彪在接見外地到北京革命師生大會上之講話中，稱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39]^:137-138。中共中央從10月9日起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由毛泽东主持，有中央黨政軍各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出席，會議主題是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39]^:142。12月15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2月26日毛澤東生日，晚上和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吃飯，飯前毛泽东長篇講話[39]^:155-156。吃飯時，毛泽东舉杯祝酒說：祝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39]^:157！一場更大之「全面階級鬥爭」之風暴即將來臨，重大決斷只是由毛泽东個人來決定和宣佈[39]^:157。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首次聯合發表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九六七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鬥爭的一年。」[39]^:1581月11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徐向前、葉劍英、朱德先後發言，一致強調要絕對維護軍隊之穩定[39]^:167。1月2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文革小組發出經毛泽东批示「照發」之《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39]^:169。1月24日，徐向前去找林彪，說到軍隊許多高幹被隨便抓去，任意抄家，變相體罰，還有自殺，有些機關癱瘓，此次到北京開會之幹部，心情很緊張[39]^:169-170。1月28日，《中央軍委文件》發佈，通常稱為「軍委八條」，遏制軍隊內部之混亂現象[39]^:170。1月27日，周恩來因廣東省委第一書記自動向造反派「讓權」，致信毛泽东建議對廣東以及其他有類似混亂情況之雲南實行軍事管制，得到毛泽东批准[39]^:171。

1967年3月13日，為要求軍隊幫助地方搞好春耕生產，根據毛「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思想作出具體步署，周恩來在軍隊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39]^:171-172。毛泽东首次對中央文革小組提出嚴厲批評，2月10日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針對江青、陳伯達沒有報告就公開在群眾中點名打倒陶鑄，批評他們[39]^:174。根據毛泽东的意見，從2月25日到3月18日，召開7次「政治局生活會」，批評陳毅、譚震林、徐向前及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江青等攻擊他們是「資產階級復辟逆流」，以後稱為「二月逆流」[39]^:177。以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實際上由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39]^:177。4月6日，毛泽东在林彪送審之《中央軍委命令》上批示：「此件很好。」[39]^:181《命令》共有10條，通常稱為「軍委十條」，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能開槍，只能進行政治工作；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39]^:181。6月以後，各地派性武鬥大幅度升級，有些造反派組織搶武器庫，奪走機槍、衝鋒槍、子彈、手榴彈等，有些實際上是軍隊支左人員聽任他們搶奪；毛泽东依然認為局勢不難控制，「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39]^:184。毛泽东7月14日凌晨乘專列離開北京，是自1966年7月18日後首次，當晚抵達武漢[39]^:185。7月18日，毛泽东同陳再道、鍾漢華等談話，批評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鬥劉少奇等做法[39]^:188。7月20日，包括相當多軍人衝入毛泽东居住的東湖賓館，打人揪人，林彪、江青當天聯名寫信給毛澤東，由軍委後勤部部長邱會作帶著坐專機送到武漢，毛泽东一時懷疑是否由陳再道和「百萬雄師」策動「暴亂」，決定立刻離開武漢，事件被稱為「七二〇事件」[39]^:189-190。7月21日，毛泽东在專程趕到武漢的周恩來安排下，乘車去機場乘機到達上海，是1958年以來第一次破例乘坐飛機[39]^:190。外事口造反派乘「七二〇事件」前後之混亂，組成千人「揪陳大軍」，矛頭直指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外交部門口「安營紮寨」，8月7日晚王力對外交部造反派姚登山等關於外交部奪權問題講話（當時被稱為「王八七講話」），外交部造反派砸外交部，宣佈「奪取」部黨委之大權；8月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紅衛兵組織衝擊並焚燒英國駐華代辦處[39]^:195。8月25日，周恩來單獨約見楊成武，把「八七講話」記錄交給楊，要他立刻送給毛泽东看，當天上午楊立刻飛上海向毛澤東彙報周恩来的意見[39]^:195-196。毛澤東說：「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39]^:1969月16日，毛泽东坐火車離開上海回北京[39]^:197。12月18日，毛泽东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39]^:167

1968年3月，打倒「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事前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表明同楊成武勢不兩立、不能共存[39]^:207。毛泽东對敵情作過分嚴重之估計，採取「大民主」之方式，大張旗鼓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39]^:211-212。7月3日，經毛泽东批准發出七·三佈告；7月24日，根據毛泽东批示發出七·二四佈告[39]^:212-214。7月28日，毛泽东緊急召見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等學校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這些都是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料得到又這麼打起來呀？」[39]^:214-216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開中共八屆擴大之十二中全會，出席全會133人中，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有59人，從中央候補委員中確定10人遞補已去世之中央委員名額[39]^:222。在黨之中央全會上，承認「文化大革命」中有錯誤，而且由自己承擔主要責任，這是第一次[39]^:224。10月31日，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決議，批准中央專案審查小組10月18日提交之《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宣佈「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39]^:229。

1969年8月，毛泽东批准《關於加強全國人民防空工作的報告》和《「八·二八」命令》，又一次顯示他從來不向任何外來壓力低頭[39]^:253-254。

1970年11月中旬，經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之指示，同時印發《我的一點意見》，「批陳整風」運動由此展開[39]^:275。

1971年9月，林彪一夥終於決定：要將毛泽东殺害於巡視途中，發動武裝政變；9月7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指令，9月8日林彪親筆寫下動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39]^:2889月10日毛泽东下令專列從杭州開往上海，9月12日抵達北京，回中南海休息[39]^:289。周恩來命令開動雷達監視天空，以掌握飛機去向；後來周恩来又下達全國禁空令：關閉所有機場，停飛所有飛機；毛泽东很快趕來向他報告的周恩来那裡得知林彪等出逃的情況，在周恩来安排下秘密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南側之118室[39]^:291。9月24日，毛泽东決定對林彪集團重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實行隔離審查；以上變故以後被稱為「九一三事件」[39]^:293。

基辛格與毛泽东、周恩來（後），攝於1970年代早期

1970年，毛泽东和中國政府援助弱小、蔑視強權之舉動，贏得全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欽佩和讚譽，後來中國恢復在聯合國之合法席位，同中國對外政策直接有關[39]^:316。

1971年3月至4月，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第三十一屆世界乒乓球賽上，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被稱為「乒乓外交」[39]^:317-318。5月29日，毛泽东批准周恩來《中央政治局關於中美會談的報告》，同日中方向尼克松發出「口信」，歡迎基辛格訪華，進行初步秘密會談[39]^:321。6月，周恩來批准北京外國語學院招收800名新生，實現毛泽东的計劃[39]^:317。7月16日，中美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佈尼克松準備訪華；10月26日，雙方就聯合公報草案達成初步協議[39]^:321。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當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周恩來及外交部有關人員開會，決定立即組成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大[39]^:321-323。

1972年7月，日本成立田中角榮內閣，田中在就職當天聲明要為加速日中邦交而努力；毛泽东稱：對中日恢復邦交問題應採取積極的態度[39]^:328。田中角榮一行應邀於9月訪華，9月27日毛泽东會見田中一行；9月29日，周恩來和田中角榮在中日聯合聲明上簽字[39]^:328-329。

1975年2月3日，毛泽东前往江西南昌至2月5日，2月8日抵達杭州[39]^:403。2月27日，毛泽东指示對在押之戰爭罪犯一個不殺，全部釋放；3月8日，毛泽东又批准《關於專案審查對象處理意見的請示報告》，「文化大革命」以來被關押之幾百名幹部幾乎全都解除監禁[39]^:406-4084月5日，蔣介石逝世，對此，毛泽东只是平靜地表示知道了，以後幾個月裡，他同到華之外國客人談話時，幾乎每次都要提到「蔣委員長」，並表示對最終解決台灣問題之關心[39]^:412。5月3日，毛泽东最後一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39]^:415-417

祖父毛恩普是個老實厚道之莊稼人，因家道窘迫，把祖傳一些田產典當給人；只有一個兒子，毛恩普去世時毛澤東10歲[11]^:10。

祖母刘氏。

父親毛貽昌，字順生，號良弼；17歲開始當家理事，因負債被迫外出在湘軍當幾年兵，長見識，積累銀錢；還鄉後贖回毛恩普典出土地，不久又買進一些，增加到22畝，每年收80擔稻穀；毛順生集中精力做稻穀和豬牛生意，資本滾到兩三千元，自製「毛義順堂」流通紙票，在韶山沖算是財東[11]^:10。毛澤東後來回憶說：「他（父親）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21]^:106。

母親文素勤，在同族中排行第七，人稱文七妹；娘家在湘鄉縣唐家圫（後改為棠桂閣）；七妹18歲時和毛順生結婚，共生5男2女，四個夭折，只剩下毛澤東、毛澤民、毛澤覃；文素勤一生操持家務，撫養兒輩；待人接物，純樸善良，極富同情心，災荒時常背著丈夫送米給討荒者；平時虔誠燒香拜佛[11]^:11。

胞弟毛澤民、毛澤覃，繼妹毛澤建[23]^:1。

杨开慧与毛岸青、毛岸英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1937年

毛泽东、江青和李讷

毛泽东先后有四位妻子。

1. 罗一秀：由父母作主，1907年至1908年間娶羅氏為妻[23]^:6；1910年春因痢疾而不幸病逝[47]。毛澤東14歲那年，毛順生給毛澤東包辦娶18歲媳婦羅氏；毛澤東始終不承認婚事，從未和她同居；父親無可奈何，只能把「毛羅氏」作為毛澤東原配妻子寫進毛氏家譜[11]^:11。毛贻昌对毛泽东的反抗并无办法[48]。
2. 杨开慧：生於1901年11月6日，跟著母親在長沙縣板倉鄉下度過童年；父親楊昌濟留學歸來後，遷居長沙城，1918年又隨父親遷居北京[11]^:76。經常往來於楊昌濟先生家裡，毛澤東和楊開慧認識逐漸加深，建立起戀愛關係[11]^:51。1920年冬天，毛澤東和楊開慧结婚[11]^:76。1924年6月初，楊開慧同母親攜毛岸英、毛岸青從長沙到上海，住在英租界慕爾鳴路甲秀里（今威海路五八三弄），楊開慧除擔負家務外，還幫助毛整理材料、謄寫文稿等，並經常到小沙渡路工人夜校去講課[23]^:127。1925年冬，楊開慧和母親攜毛岸英、毛岸青由湖南來到廣州，同毛澤東住在東山廟前西街三十八號；楊開慧協助毛澤東從事革命活動和編輯《政治周報》[23]^:147。1927年8月，湖南省委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之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作為秋收暴動領導機構；會議一結束，毛澤東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車從長沙前往安源；毛澤東走前先送楊開慧回板倉，要她照顧好自己母親，管好三個孩子，參加一些農民運動，成為他們最後離別[11]^:148。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部下于1930年10月将杨开慧逮捕。1930年國民黨當局殺害楊開慧，中共湖南黨組織秘密送毛岸英等三兄弟到上海[25]^:300。
3. 贺子珍：中共永新县委书记、永新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贺敏学的妹妹[11]^:160。毛澤東三次到永新縣西鄉塘邊村，先後住40多天；賀子珍正在塘邊工作，對毛澤東由敬佩而逐漸產生愛慕；毛澤東告訴她，自己結過婚，有三個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現在杳無音訊；兩人在塘邊村結為伴侶[11]^:176-177。1928年6月结婚[49][50]。1937年10月，因毛澤東与史沫特莱交往过密，贺子珍负气出走苏联[51]。
4. 江青：1938年秋，賀子珍離開延安一年後，毛澤東同從上海到延安抗大學習之江青结婚；此婚姻上之錯誤選擇，給毛澤東後來之生活，特別是毛澤東之晚年帶來極大之不幸[25]^:82。文革時期中央文革小組及四人幫的首領。1976年秋毛泽东逝世后在怀仁堂事变中被華國鋒和葉劍英等人逮捕，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3日自尽。

1. 杨开慧/长子毛岸英：1922年10月24日在長沙清水塘出生[23]^:103，一說生於長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52]。1936年，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蘇聯學習[25]^:300。1945年12月初，毛岸英已在莫斯科大學畢業，隨阿洛夫醫生等到達延安[25]^:300。在朝鲜战争中，1950年11月25日，联合国軍轰炸机向志願軍司令部投下幾十個凝固汽油彈，毛岸英阵亡[29]^:149。
2. 杨开慧/次子毛岸青：1923年11月13日出生在長沙東鄉板倉楊開慧家[23]^:118，一說生於長沙清水塘。患有精神疾病，2007年逝世。
3. 杨开慧/三子毛岸龙：1927年4月4日在武昌出生[11]^:130。1931年，毛岸龍患病死[25]^:300。
4. 贺子珍/长女乳名“金花”：生于1929年，没过半个月被送给当地楊姓乡人抚养，改名杨月花[53]。
5. 贺子珍/四子毛岸红：小名毛毛，生于1932年，长征开始后交给毛泽覃，后下落不明[54]。
6. 贺子珍/五子：生于1933年，先天不足夭折。
7. 贺子珍/次女：生于1935年，长征途中，送给当地乡人抚养，下落不明。
8. 贺子珍/三女李敏：生于1936年。
9. 贺子珍/六子俄文名“阿廖娃”：1938年生于苏联莫斯科，十个月时夭折。
10. 江青/四女李讷：生于1940年，出生於延安中央医院[55]，随母姓（江青原名李云鹤）。26岁担任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副军级），后任北京市委书记。王景清（李讷丈夫）：云南某军分区参谋长。

1. 长女杨月花有6位子女，都在龙岩市工作，属工薪阶层。
2. 毛新宇：毛岸青之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少將軍銜。
3. 孔繼寧：孔令华和李敏的儿子，东方昆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卫视主持人。
4. 孔东梅：孔令华和李敏的女儿，东润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丈夫陈东升，泰康人寿、嘉德国际和宅急送公司老板。
5. 王效芝：1972年生于江西，李訥的儿子，现下海经商。

1. 毛東東（2003年－）：毛新宇之子
2. 毛甜懿（2008年－）：毛新宇之女
3. 孔冬梅子女三名，与陈东升所生，名称不详[56]。

• 毛远新，亲侄子，26岁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沈阳军区政委
• 毛远志，亲侄女，原中央组织部局级干部
• 毛楚雄，亲侄子
• 贺麓成，亲侄子，国防科工委副军级干部
• 王海容，表侄孙女，外交部副部长
• 毛远耀，堂侄，原长沙市副市长、衡阳市委书记
• 王曼恬，表侄女，文革期间任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王季范，姨表兄，曾帮助毛泽东的学业
• 王德恒，表侄
• 杨展，内侄女
• 杨开明，前妻杨开慧的堂兄
• 向钧，表弟
• 罗石泉，堂舅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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