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向善論

人性向善論首先要界定「善」是什麼。善是對人之行為所作的評價。此處所謂之行為，包括了行為的意圖　(善意)，行為本身(善行)，及行為的結果(善果)。而就此評價之操作型定義而言，善就是人與人之間適當關係的實現[1]。評價行為本身及其意圖與結果，若可使人與人之間的適當關係實現，則可謂之善，反之則為惡，或不善。

所謂適當與否，包含三方面的考量：(一)內心感受要出於真誠；(二)對方期許要設法溝通；(三)社會規範要儘量遵守[2]。其中第一點直指行為主體－我，第二點涉及到行為對象－你，第三點則關係到其他人－他們，從(二)及(三)也可以看出，除了孟子所述四端之心[3] 之外，人對於善與惡的評價及判斷能力，許多時候也需要學習及智慧，不能完全依賴本能或個人主觀的喜惡來決定。

「向」則是一種傾向，一種力量。人性中有一種力量，對於被評價為「善」的事，有一種想要去實踐的動力，也就是孟子所謂的「良知」「良能」[4] 。也因為這種內在道德力量的存在，當我們為善時，心中便會喜悅，當我們知善而不為，甚或是為惡時，內心便會感到不安、不忍。

孔子與宰我討論三年之喪，認為不守喪則心不安 [5] ，孟子與齊宣王討論仁心仁政，從齊宣王不忍見牛被殺開始 [6] ，人內在的不忍之心，正是施行仁政的根源[7] 。都是此人性向善力量的精彩說明。這種向善的力量，是與生俱來的，是人性道德力量的根源，也是人之異於禽獸的最關鍵處。

雖然說人性中有此向善的力量，但當人的內心若不真誠，而為私人利害計算衡量所充滿時，這種向善力量便可能為利害計算所掩蓋，而使人選擇不為善。這也說明了人之所以為惡的可能。因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心的運作能自我選擇。也唯有在可自由選擇的情況下，人的行為才能納入道德層面來考量，才能要求道德責任，才能展現道德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知善而選擇不為善，人的良知並未消失，不安、不忍的力量仍然存在。這也說明了，人做了惡事後，心中會產生內咎、自責、及悔恨的原因。

「真誠」是向善力量的根源，「私利計算」是向善力量的阻礙。人之所以為善，最根源處乃在是否真誠而不計算。真誠必出於主動，必出於自覺，不可能藉由外在力量來作到真誠。這也反應了儒家自我覺醒，自我要求的道德力量。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8] ，思是自我覺醒，誠是真心真意，忠於自己。以誠為動力，就會有自我要求行善的力量，故謂「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人性向善論可以說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歸納及開展。以「人性向善」為前提，可簡潔有效的詮釋《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經典，使孔孟思想精義更清晰，更融貫[9] 。同時，人性向善論也與西方哲學所重視的理性、自由、自律、自然人性等思潮相吻合，能有效會通東西方思想而不相悖。在實踐上，人性向善論清楚說明了人之所以為善的動力及方法，也說明了人之所以為惡的可能。人性向善論的真理性，也可在每個人身上自我檢證。綜合以上，人性向善論也使得先秦儒學更具時代意義。

但在另一方面，人性向善論與宋明傳統心性之學並不盡相融，與朱熹、王陽明等人性本善論的主張相違。故也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及反對[10]。　

•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　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1988年。
• 錢穆：《中國思想史》，臺北：蘭臺出版社，2001年。
• 傅佩榮：《儒家哲學新論》，臺北：聯經，2010年。
• 蒙培元：《中國心性論》，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年。
• 姜國柱，朱葵菊：《中國人性論史》，鄭州市：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