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犁农垦局六十一团场礼堂火灾

1977年2月18日是中国春节（农历正月初一）。春节前，该团场供销社采购了不少鞭炮。当天晚上预定21点在团场俱乐部露天场开始放映朝鲜电影《战友》。由于当晚室外气温低达零下二、三十度，故在电影开始放映前十多分钟，临时改为在露天场对面的团场礼堂放映。[2]

该礼堂建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第一年），其总面积为760，实用面积为601。该礼堂宽14.52、长42、顶高7.2、墙高3.7。礼堂设有17个大窗户和7扇门。其屋顶是用木条插拼的棱形格椽，基本没有樑，使用木板盖面，覆盖有两层油毛毡和三层沥青。1972年，礼堂正门外面加建一柱廓，有两个直径1的柱子。1975年3月，上级主管部门准备在该团场召开“学理论、抓路线、促春耕现场会”，故团场党委决定改造该礼堂，用砖将17个大窗户从下往上砌起来，仅留下17个大小为0.6米×1.4米的无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该礼堂的二期改造工程中，礼堂南北三个大门被堵死，其余各门皆上锁或用铁丝拧住，不能通行。只有礼堂南侧一个仅1.6宽的大门能够通行。火灾发生时，该礼堂内后半部分还堆放着团场人于1976年9月为悼念毛澤東之死而扎制的各式花圈。[2]

晚21时30分左右，电影开始放映。22时15分左右，小学生赵广辉在礼堂内点燃了一个俗称“地老鼠”的花炮。这只花炮窜进了花圈堆，引燃了花圈。火焰又蹿到房顶，银幕以及屋顶上悬着的电线很快着火，礼堂内浓烟弥漫。随后礼堂前半部的屋顶出现明火，屋顶的木板、油毡、沥青开始纷纷坠落。由于出口太小，礼堂内大部分人均未能逃出，致发生重大伤亡。「从起火到屋顶塌落，一共只用了半个小时」。[2]

火灾死亡694人、烧伤致残161人。死亡人员中的500余人是该团场子弟学校学生（该校为小学、初中、高中合校，当时共有在校学生近1600名）。[2]

火灾发生后，1977年2月19日，伊犁军分区紧急电话联系驻霍城惠远的伊犁军分区边防八团，要求该团迅速前往六十一团场进行救援。边防八团决定由副团长陈福元任救援队长，带领机动营两个连共280多名官兵前去救援。每位救援官兵均携带一把十字镐、一把铁锹、两副口罩。[2]

陈福元回忆称，[2]

看到部队官兵赶到，群众让出一条通道，但门口根本进不去，靠门口的地方，尸体堆得有近一米高。大多数人烧得和煤炭渣一样，有些人像沥青一样粘在一起。空气中充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味道，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们拿着铁锹和十字镐站在尸体堆里不知如何下手，也不忍心下手。但是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现场，大家必须动手。

经过4个多小时的清理，现场基本清理完毕，遇难者遗体被分开摆在礼堂外的院子里。[2]

伊犁农垦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马骥担任了“二·一八”火灾善后处理小组组长。他在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后赶到火灾发生现场，负责火灾善后处理事宜。一些遇难者亲属因为悲伤和愤怒，便将怒气撒在六十一团场政委周政夫以及前来调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领导身上。但实际上团场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儿也在火灾中遇难。为了稳定群众情绪，2月底，根据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和中共伊犁地委的决定，马骥兼任六十一团场政委，负责处理“二·一八”火灾善后事宜。[2]

在遇难者全部安葬完毕后，有的遇难者亲属为了泄愤，甚至准备将周政夫女儿的尸体从墓里扒出来暴尸示众。经过马骥的耐心工作，总算化解了这一事件。在马骥的坚持下，上级领导采纳了他的意见，上级公安部门没有抓一名闹事群众。马骥通过支持鼓励遇难者家属回老家探亲或联系调动至其他单位工作，缓解了遇难者家属的悲痛情绪。[2]

1978年7月，在火灾善后事宜基本处理完毕后，马骥调任中共伊宁市委副书记。[2]

鉴园是1997年该团场将已保留近20年的礼堂残墙推倒后建立的开放式火灾教育主题公园。惟该公园的建设至2007年尚未完工，只有“一个门楼、一堆土包、一座亭子，一圈围墙”。遇难者的亲属们将鉴园视为纪念地，每年来此凭吊。[2]

三大片是此次火灾遇难者的墓地。因该墓地为三块连片的墓地而得名。[2]

作家张贤亮1983年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时得知该火灾情况。此事触动他写下了小说《肖尔布拉克》。2006年他在《新疆旧事》一文中提及了此事件。[2]

學生大量死傷意外

• 2005年黑龍江：沙蘭鎮小學洪災，117～200+死
• 1994年新疆：克拉瑪依大火，又稱「讓領導先走」事件，325死
•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倒塌學校，5,300學生死
• 2015年台灣：八仙樂園彩色派對火災，499燒傷，其中261人為學生

其他傷亡高的事故

• 1995年韓國：三豐百貨倒塌，502死
• 1993年馬來西亞：淡江高峰塔倒塌事件，48死
• 1986年新加坡：新世界酒店倒塌事件，33死

• 高栋. . 《炎黄春秋》2010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