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麟似

厉麟似1896年2月18日出生在江南一个颇具声望的书香世家。父亲厉良玉是晚清金石篆刻名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厉麟似自小便受到了很好的家庭熏陶，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国学功底。[1][2]

1915年从同济大学毕业后，厉麟似赴日本上智大学留学四年，回国后又考取了官费赴德留学生，在德国先后获得了耶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与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除获得法学与哲学学位外，他还修习了政治学、教育学、军事学及英文、法文和俄文，并游历了瑞士、法国、比利时、英国、荷兰、苏联等欧洲各国。[3]在德国游学期间，他还积极向西方知识界介绍和传播东方文化。他曾加入德国首个“中国学社”。该学社由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创建，致力于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厉麟似曾协助学社创办了数种汉学研究报刊，并参与主办各类中国文化报告会和展览会。在留德的十余年间，厉麟似接触到了很多西方的进步思想，并结识了周恩来、朱德、林语堂、陈寅恪、朱家骅等一批留德学人，同时与汉学家卫礼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甚至希特勒也曾对其赏识有加，并与其合影留念。厉麟似在留德期间积累的人脉，为他日后从事对德外交与中欧交流工作奠定了基础。[1][3]

1930年，厉麟似结束了自己14年的海外求学历程，返回祖国。学成归国的厉麟似通过蒋介石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自此开始了他在文教、外交舞台上的职业生涯。[3]

30年代，厉麟似曾受聘于国民政府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国防设计委员会，任国际组专门委员，为蒋介石提供对德方面的专家意见。[3]

此外，厉麟似还积极投身国家教育事业与外交事业。他分别与蔡元培、朱家骅、陶行知、陈立夫等人一同发起创立了国联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中德文化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等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对外组织与文教组织。期间，他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等职，并兼任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中德学会董事等职。[2]

1932年8月，为了积极加强中国与国联及其各其他成员国的联系，厉麟似代表中国政府出使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及苏联等欧洲八国，进行教育考察与合作，途中与各国外交部、教育部及各文教机构等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洽，有力地加强了中欧文教合作的纽带。[3]回国后，他积极投身教育建设与中欧文教事业的交流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中欧文化交流。[2]

1933年6月，为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其他国联成员国间在文化、教育上的合作关系，厉麟似与蔡元培、张静江、宋子文等人联合国联，筹备成立了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3]

作为蒋介石对德外交的核心人物朱家骅的“左右臂膀”及重要智囊，厉麟似与朱家骅几经曲折，最终促成了德国前国防部长、被世人尊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来华，并同意担任在华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首次访华时，对中国军事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进行了详细考察，他临别时曾赠送给蒋介石其个人代表作《一个军人之思想》。该书的官方中文译本即是由厉麟似主持翻译的。中文版问世后，在国民党军方中广为流传，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参考书。[3]

1935年5月，为敦睦中德邦交，沟通两国文化，厉麟似与朱家骅等留德归国著名人士，在南京创办了第一个代表中国官方的对德交流机构——中德文化协会。该协会主要代表中国政府接待访华的德国团体与专家，开展中德两国官员互访与经贸往来，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中德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

同年，厉麟似在国内结识了时任国联中国首席代表的顾维钧。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为知交。厉麟似也是30年代顾维钧诉诸国联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理念的主要支持者。[3]

1936年3月，厉麟似与顾维钧、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举为国联中国分部——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作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对外组织之一，国联同志会对中国争取国际舆论生存空间和增进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3]

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受友人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邀为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后又听取了蒋百里的建议，举家由南京迁至上海，全力助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2]

抗战爆发后，厉麟似因与国民党高层意见相左，而辞去国民政府职务，自此全身心投身高校教育事业。[3]

抗战期间，他仍以其自身的影响力，在中国国联同志会、中德文化协会等对外组织的职务和长期以来与欧洲各国外交界、新闻界、军政界、学界等欧方人士保持的友好关系，开展对欧国民外交工作，推进对欧宣传，努力为中国人民抗战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3]

1937年抗战爆发初期，厉麟似与蔡元培、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作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厉麟似与蔡元培等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此外，厉麟似也被吸纳到被国民政府当局法定为全市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中。该组织领导和协调上海各个社会组织和救亡团体，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尤其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线作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

上海“孤岛时期”，厉麟似应友人何炳松之邀，任教于暨南大学。期间，他毅然放弃了学术研究工作，将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培养学生上，并鼓励学生精忠报国，坚决抗日。[2]

1942年上海全面沦陷后，厉麟似仍留在上海，与侵略者进行着“非暴力不合作”抗争。因厉麟似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曾身居教育部要职，又曾留学日本，日本侵略者与日伪当局曾多次试图拉拢他，并采用各种腐蚀诱惑的手段逼他出来为他们做事。日本人对厉麟似说，只要他合作，可以给他安排教育部部长或考试院院长的高位。面对威逼利诱，厉麟似不卑不亢，找出了各种理由推脱。厉麟似不卑不亢，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令日本人也无可奈何。这段时期，厉麟似默默翻译了很多日本和德国的军事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厉麟似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响了上海大批的文化人。教育家钱均夫、历史学家吕思勉、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等上海文化名人都深受其影响，在面对敌人威逼利诱时表现出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智慧与胆识。[2]

1949年上海解放后，厉麟似重新回到了文教岗位，先后担任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等职，并为新中国培养出了大批高端外语人才。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于1970年10月21日在上海逝世，终年74岁。[1][2][4]

1998年，厉麟似被《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作为近现代教育界代表人物收录。其生平事迹等亦同时收录于《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中外电影永远的巨星》、《中国电影七十年》、《中国电影卅年》、《中国近现代文学艺术辞典》、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日本《现代中国研究》(日文)等辞书及文献。[6][7]

《中国日报》撰文评价道：“厉麟似博士是中国的“圣雄甘地”。他以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与外交史上的地位而著称，对于推动中国和欧洲及国际联盟的关系，增强中欧人文纽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厉博士是连接中欧文化的一座桥梁。他在帮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为中国带来了大量西方的进步思想。”[8]

《上海日报》撰文评价道：“上海在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厉麟似博士是上海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从国际社会争取了很多支持和资源来对抗日本的侵略行径，为捍卫民族和国家的尊严不惜牺牲生命。他在上海也以救济犹太难民而闻名。在厉博士等人的努力下，上海曾一度成为犹太难民的“避风港”。”[8]

光明网撰文评价道：“厉麟似虽不是如顾维钧、颜惠庆一样的职业外交家，但由于他在国联与中欧文教界的影响力，及个人的学识与才干获得了蒋介石与朱家骅等人的赏识，并成为他们在国联外交与对德外交方面的核心智囊，使这位生长于西子湖畔，一生低调的江南文教界耆宿成为20世纪30年代民国外交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9]

中国网撰文评价道：“厉麟似在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显示出国不可侮、民不可辱的铮铮傲骨，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毫不动摇，宁可食不果腹，妻儿颠沛，也绝不与他们妥协合作，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翻译研究成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值得后世进一步研究。”[10]

中华网撰文评价道：“厉麟似是上海文化界抗日代表人物。他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响了国内外大批文化精英，使其成为文化界抗日救亡的思想领袖，被誉为“中国甘地”。他的军事研究成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军队建设的重要指导依据，为中国抗日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8]

海外网撰文评价道：“厉麟似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外交家，也是上海文化界抗日代表人物之一，对于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8]

蒋介石：厉家祥学问很好，有才干，但不是帅才。[8]

希特勒：厉博士是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中国人。[8]

顾维钧：家祥为人十分低调，从不张扬，惟有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际，才真正展露出他的英豪本色。可钦可佩！[8]

戴季陶：大音希声，大象无形。[8]

钱学森：厉先生学贯中西，融会古今，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爱国知识分子，为我们后辈青年树立了榜样。他对我为人治学也多有帮助。“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用来形容厉先生再贴切不过。[8]

陈寅恪：世人多知麟似先生西学了得，殊不知其国学造诣亦堪称道。[8]

梅兰芳：麟似先生虽长年游学海外，却很喜爱京剧。他思想深邃，见识广博，有幸相识，获益良多。[8]

一、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中欧文化交流

1932年，厉麟似代表国民政府赴欧洲考察教育，回国后积极投身教育建设与中欧文教事业的交流与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与中欧文化交流。[2]厉麟似回国后，受到各地教育部门和单位的热情邀请，各处进行演讲，介绍他在考察途中的所见所闻，发表考察感想。他还积极撰写考察报告，建言中国教育改革。他回国后的演讲、报告、撰文，以及随后考察报告书的出版，对当时的教育改革与文化交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11]

以厉麟似等人为主要成员的赴欧教育考察团及其活动也促进了中欧之间的文化和教育交流。中国赴欧洲教育考察团考察欧洲八国，内容甚为广泛，由幼稚园以至大学，由中央教育行政，至地方最小单位之教育行政，由课堂教学以至电影教育、电音教育，无不一一留意。考察团所到之处，受到各国政府、教育部门及学校热情接待，各种教育材料也尽量提供，因此，所得考察材料颇多，主要包括教育法令、教育书报、学生成绩及其他与教育有关的物品，成为可供中国教育界参考的重要资料。欧洲各国政府及教育界人士的热情接待、详细介绍和中国考察团的实地考察，加深了中国对欧洲教育的直观了解和对欧洲文化的认识。同时在考察交流过程中，欧洲各国也增加了对中国教育文化的了解。大量教育资料的获得，也增强了中国对欧洲教育的理性认识与思考。另外，国联教育考察团报告书和中国教育考察团报告书相继出版，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据，这两份报告书也使中国对外教育文化交流所偏重的美国取向开始向欧洲有所转移，增强了中国同欧洲之间的教育文化交流，丰富了中国对外教育文化交流的内涵。[1][11]

作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人物，厉麟似积极向西方知识界介绍和传播中华文化，同时将西方优秀的文化引入中国。[1][3]

二、沟通德国军事顾问团 发展中德关系

厉麟似是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对德外交中的重要人物。他虽从未在外交部担任过实际职务，但却是国民政府与德国外交关系的主要推进者之一。[3]

作为蒋介石对德外交的核心人物朱家骅的“左右臂膀”及重要智囊，厉麟似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存续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沟通中国高层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桥梁人物，并与朱家骅几经曲折，最终促成了德国前国防部长、被世人尊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塞克特将军的来华，并同意担任在华德国军事总顾问。中德关系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双方在文化、经贸、军事、外交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1935年5月，两国宣布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3]

三、推动国联外交 引导国际舆论

厉麟似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联外交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在20世纪30年代任职教育部期间，他积极推动中国与国联(联合国前身)在文教事业上的合作与互动，并主张借助国联赢取更多国际舆论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同情与支持。[3]

1936年3月，厉麟似与顾维钧、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举为国联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作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对外组织之一，国联同志会对中国争取国际舆论生存空间和增进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22日，国联同志会致电日内瓦国总会、各国分会告知卢沟桥事变之经过，敦促各国政府制裁日本，以维正义而保和平，在舆论上赢得了主动权。厉麟似有效推进了中国与国联的文化外交，并在国联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等国联中国分会的创建与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抗战期间，他以其自身的影响力，在中国国联同志会、中德文化协会等对外组织的职务和长期以来与欧洲各国外交界、新闻界、军政界、学界等欧方人士保持的友好关系，开展对欧国民外交工作，推进对欧宣传，努力为中国人民抗战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3]

四、推进中国电影行业的改革与发展

作为国民政府时期电影行业的最高行政官员之一，厉麟似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最新思想与技术成果，并对我国电影行业进行了改革。他积极推行教育电影，为国产影片制定标准，抵制不良影片；他大力发展民族电影事业，为拍摄国产优质教育影片积极筹资，举办优良国产影片评选，并首次提出了我国电影的分级制度；他积极推介《渔光曲》、《三个摩登女性》等优质国产影片参加国际电影节，并引入了一批国外的优秀教育影片；他还与陈立夫等人一同编纂发行了中国第一部电影百科辞典——《中国电影年鉴(1934)》。[2]

五、译介研究日德军事著作 助力抗日战争

1936年，厉麟似翻译出版了德国“国防军之父”汉斯·冯·塞克特将军的代表作《一个军人之思想》。该书在国民党军方中广为流传，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参考书。抗战爆发前夕，厉麟似曾受友人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邀为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后又听取了蒋百里的建议，举家由南京迁至上海，全力助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在八年抗战期间，厉麟似翻译了很多日本和德国的军事著作，并做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

六、领导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爆发初期，厉麟似与蔡元培、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作为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创始成员，厉麟似与蔡元培等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厉麟似也被吸纳到被国民政府当局法定为全市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中。该组织领导和协调上海各个社会组织和救亡团体，开展了大量的抗日后援工作，尤其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更是在配合和支援前线作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

七、领导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抗战期间，作为中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领袖，厉麟似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响了国内外大批文化精英，使其成为文化界抗日救亡的思想领袖，被誉为“中国甘地”。教育家钱均夫、历史学家吕思勉、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等上海文化名人都深受其影响，在面对敌人威逼利诱时表现出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智慧与胆识。[5][12]

八、创立对外组织与文教组织

厉麟似分别与蔡元培、朱家骅、陶行知、陈立夫等人一同发起创立了国联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中德文化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等民国时期较有影响的对外组织与文教组织。[2]

九、为中国培养大批精英人才

上海“孤岛时期”，任教于暨南大学的厉麟似仍坚守在“孤岛”，为国家努力培养抗日战线上的文化精英。已在教育研究领域负有盛名的厉麟似，当时完全可以转往大后方，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中继续他的学术道路，但是为了给国家和民族培养出更多良才，他毅然放弃了学术研究工作，将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培养学生上，并鼓励学生精忠报国，坚决抗日。解放后，在担任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期间，厉麟似为新中国培养出了大批高端外语人才。[2]

厉麟似于1933年与上海名媛唐丽玲结婚，证婚人是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13]

厉麟似与周恩来是故交，二人曾同在欧洲留学并结下友谊。他与周恩来也是亲戚。二人对于促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均起到了重要作用。[14]

厉麟似的兄长、著名医学家厉绥之与“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刎颈之交。他俩为同窗契友，早年曾一同就读于清末杭州知府林启所创办的求是书院，后又共赴日本求学，曾在东京弘文学院一同学习日语，同班同寝室。两人因家世相近，情趣相投，遂结为莫逆之交。钱学森与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之女蒋英被传为佳话的结合即是由厉麟似的兄长厉绥之作的冰。[15]此外，厉麟似还是钱均夫的亲家公蒋百里的好友，曾举家由南京迁至上海，全力助其翻译德国军事著作。[2]

钱均夫在担任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期间，厉麟似即为该校学生。由于钱均夫与厉麟似兄长厉绥之情若手足的关系，他同厉麟似的师生关系亦相当密切且有趣。据厉麟似长子、著名外交官厉声教回忆：“1937年到1949年期间，我们两家同住上海，彼此常有来往。记得一次先父带我去钱均夫老伯家探望，我记得当时他是住在上海愚园路（现江苏路西侧）的歧山村，甫至其家，当时已过不惑之年的先父竟像孩子捉迷藏般溜了进去，现在想来，不禁令人莞尔。”[15]

1934年，钱学森赴美留学前，在赴北京的路上途经南京，曾暂住于厉麟似南京宅中，并与厉麟似夫人、钢琴家唐丽玲共话古典音乐，传为一段美谈佳话。[15]

钱学森回国后，因其年少时，厉麟似曾对其多有指导和帮助，故他个人曾在举家前往杭州的途中专程看望了厉麟似，并向其深深鞠了一躬，以示不忘照拂之意。[15]

据厉麟似长子、著名外交官厉声教在《追忆老上海的抗战岁月》一文中回忆：“记得父亲在与日本侵略者的非暴力不合作期间，常给我讲爱国名将岳飞的故事，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岳母在岳飞即将走上保家为国的戎马生涯前在其背上刺“精忠报国”四个大字。这四字成为了岳飞终生遵奉的信条，也成为了父亲的信条。”[16]

抗战时期，厉麟似生活上虽然清苦，但尚可维持，工作之余时常接济逃往上海的犹太难民，给予他们力所能及的帮助。[2]

厉麟似与外交家顾维钧、汉学家卫礼贤、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为知交，与诗人徐志摩和作家郁达夫是同窗。[2][3]

[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