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英

阿根廷的反英情绪主要来自于福克兰群岛领土争端与1982年和英国的马岛战争。对此，反英抗议和破坏行为高涨。[2][3]

因为伯利兹-危地马拉领土争端，危地马拉具有强烈的反英情绪。危地马拉声称英国没有履行数项条约。

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这种情绪十分普遍。[4]

反英情绪，有时被（不正确地）描述为仇英，被形容为“深深地扎根于伊朗文化”，并且据报道称在伊朗越来越普遍。[5]在2009年7月，由于被指控干扰2009年伊朗总统选举，一名哈梅內伊的顾问称英国“比美国更糟”。在20世纪上半叶，大英帝国为了控制来自英伊石油公司的收益，对伊朗施加政治压力。因此，英国的影响力被广泛认为是在20世纪20年代卡扎尔王朝倒台，随后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登基以及推翻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背后的影响力。[6][7][8]

2010年8月9日星期一，伊朗资深部长及副总统穆罕默德-禮薩·拉希米声称英国人是“愚蠢的”和“没有人性”。他的评论引起了英国驻伊朗大使贾斯以及英国媒体的批评和谴责。

2011年11月，伊朗议会投票决定对与英国关系进行降级后，英国开始制裁伊朗的核计划。据报道，政客们高呼“打倒英国”。2011年11月29日，伊朗学生在德黑兰冲进英国大使馆，洗劫办公室，砸碎窗户，高喊“打倒英国”，并焚烧英国国旗。[9]

仇英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有着悠久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根植于来自多数是英国国教徒的盎格鲁-爱尔兰上层阶级人士，对人数众多的天主教穷人的仇恨感。在爱尔兰后饥荒时期，反英情绪被引入到哲学，并作为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基础。在20世纪之交，凯尔特人复兴运动进行了一项调查，题为“反殖民主义和反英情绪剧增的社会下的文化和国家认同感”。

在布尔战争期间，在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反英情绪加剧，导致仇外情绪转向仇英情绪。2011年，由于101年间第一位访问爱尔兰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的到访，反英情绪再次高涨。反女王的示威游行在2月26日由一群爱尔兰共和党人在都柏林邮政总局前进行，同时一场模拟审判和伊丽莎白二世肖像的斩首仪式由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团体进行。其他抗议活动包括一名都柏林税吏（凯尔特人球员安东尼·斯托克斯之父）挂横幅，宣称“女王永远不会在这个国家受到欢迎”。[10]

在以色列，反英情绪根植于英国在历史上巴勒斯坦托管地的统治和政策；在现代则根植于英国媒体反以色列的立场。[11][12][13][14]

根据2009年上半年在英国境内609起反犹太人的事件，[15]以及众多英国组织抵制以色列的宣言，[16]一些以色列人声称英国是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主义的。[17][18]据埃坦·吉尔伯称，“英国媒体系统性地支持巴勒斯坦人，并公开其对以色列带有偏见的政策报告。左翼报纸卫报和独立报定期发表指责、反以色列的社论，并且其在以色列的记者寄给报社带有偏见，有时甚至是虚假、错误的报导。著名的英国广播公司则长期以来作为巴勒斯坦宣传的传声筒。”[16]在2010年，前任右翼团体“强国教授”主席罗恩·布雷曼在以色列的主流报纸之一的国土报上声称英国已经扶植并为以色列在约旦阿拉伯区域的敌人进行武装。他将英国媒体描述为反以色列的并称英国“荣光已逝”。[19]他同时指責英国控制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19]并接着声称英国占领了爱尔兰岛。[19]他还声称，通过占领福克兰群岛，英国是“欧洲式虚伪”的最佳例子，他还同时批评了英国“可耻的行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