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贤江

杨贤江1917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职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英文科学习英语，并自学日语。并开始从事国外文献翻译工作。1920年9月，任广东肇庆高要县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1921年，出任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主编。与青年学生广泛接触，解答各方学习疑问。[1]

192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1月，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不久，递补为正式委员。先后在上海大学、上海大学附中、上海景贤女子中学、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曾参与五卅运动和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工作。[1]

中国国民党清党后，移居日本，同时从事革命活动及翻译研究工作。1929年回国。1931年7月，患肾结核，去日本治疗。[1]

1931年8月7日，杨贤江病逝，年仅36岁。[1]

杨贤江一生虽短暂，但颇多产，翻译撰写的著作有十多部。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和青年教育家，撰有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世界教育历史的著作《教育史ABC》，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教育原理的专著《新教育大纲》，并翻译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人编有《杨贤江全集》。

191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老师李叔同赠“神聪”二字鼓励。

一、论教育本质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阐明教育的本质，是杨贤江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对当代教育理论的一大贡献。在《新教育大纲》中，他主要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原理对教育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其中重点说明了四个问题： 1、在原始社会，教育起源于实际生活的需要，教育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

2、在私有制社会，教育成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也成为“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

3、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教育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领域之一”。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阶级的消亡，教育会与劳动真正结合，产生真正平等的教育。

4、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教育由经济、政治决定，也受到经济、政治的制约，同时教育也促进经济、政治的发展，甚至教育有率先领导革命和促进革命的作用。 杨贤江在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属性后，对“教育万能论”“教育救国论”“教育神圣说”“教育独立说”等鼓吹教育超阶级、超政治的错误理论进行了批判。

二、论教育功能 1、对教育万能论，杨贤江认为，教育鼓然有助于社会发展，但教育又是受制于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它不可能超越时代和环境条件而有特立独行的存在和非凡的本领。

2、对于教育救国论，杨贤江针对当时提倡道德教育、爱国教育和职业教育救国等几种观点，指出只要中国社会未得改造，只靠教人读书识字，中国是无法得救的。青年学生要研究适合现实需要的救国方法并切实行动。教育救国是有前提的。

3、对于先教育后革命论，杨贤江指出，先通过教育培养人民的革命能力，然后才能进行革命的说法具有欺骗性。当时中国革命正处于紧要关头，特别要注重革命问题。但是，强调革命也不代表否定教育。教育无论在革命前、中、后，都是斗争武器之一。

三、全人生指导与青年教育 杨贤江重视和关注青年教育，常与青年通信，对青年各方面的问题悉心指导。这种全方位的教育谓之“全人生指导”。

1、对青年问题的分析 青年问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身心发展，也是社会问题最集中、最尖锐的反映。“所谓青年问题，就是青年生活中所发生的困难或变态”。主要有人生观、政治见解、求学、生活态度、职业、社交、家庭、经济、婚姻、生理、常识等方面的问题。 青年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青年期是人身心发生显著变化的时期，身心的急剧变化导致诸多身心问题；二是社会动荡剧变更易导致青年问题。

2、“全人生指导” 指导青年树立正确的的人生观是杨贤江青年教育思想的核心。他提出通过对人类有所贡献来促进人生幸福的人生目的。

（1）所谓全人生指导，就是对青年进行全面关心、教育和引导，即不仅关心他们的文化知识学习，同时对他们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给予正确的指点和疏导，使之在德、智、体诸方面都得以健康成长，成为一个“完成的人”，以适应社会改进之所用。

（2）杨贤江主张青年要干预政治，投身革命，认为这在当时是中国社会的出路，也是青年的出路。

（3）杨贤江强调青年必须学习，学习是青年的义务与权利。

（4）杨贤江对青年生活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完美的青年生活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健康生活、劳动生活、公民生活、文化生活。

（5）宗旨：要有强健的体魄和精神，要有工作的知识和技能，要有服务人群的理想和才干，要有丰富的风尚和习惯。

全人生指导思想的核心是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人身观，并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全人生指导的重要原则是提倡自动自律，培养青年的主动精神，让青年做自己的主人，教育只是居于指导地位，不应包办和强制。

今浙江慈溪市有杨贤江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