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邦迪前地

澳門的鴉片進口活動最早可追溯到明朝；當時如要進口鴉片到澳門，須向朝廷報繳稅項（即「大煙稅」）。在1589年（明萬曆十七年）的澳門稅關表中就記有「鴉片二斤值價銀條二個」，這也是目前已知最早進口澳門的記錄。在清康熙至同治年間，澳葡政府扮演着鴉片存貯和中轉的重要角色，也包攬了中國海關原在澳門徵收的大煙稅。在可查閱的記錄中，康熙元年（1662年）時已是「年課厘稅五百両白銀」，康熙六年時則是一萬両，康熙十年時已飆升至十萬両。而在康熙年間海禁一度開放，進口澳門的鴉片量亦逐年增加，至康熙三十一年時年進口量已超過一千箱[註 4]。[參 2]

不過從康熙三十一年起，鴉片生意的主導地位已由原來的葡萄牙商人變成英國商人，因為英國人銷售鴉片的方法比較高明。澳葡方面有見及此，便開始向鴉片商開徵更多的煙稅，以防鴉片市場被英國人壟斷。而這些所謂的「額外煙稅」，官方稱這是「向中國海關包洋藥稅」，自己衹是「代中國海關向外商徵收洋藥稅而已」；但實際上，這些稅項只有小部份交給清廷，大部份則是由澳葡政府佔去。[參 2]

由於當時澳門對外的水路交通都以北灣（即內港）為主要港口，故在這一帶就有多個埠頭，不過這些大都是屬私家用途。其中位於今司打口位置的埠頭，當時其對出還屬水域，埠頭為「凹」字形，中間的河道約在今聚寶街和蓬萊新街街口之間，可予船隻在其航行，在以西北的盡頭為石階，以便船隻靠岸及上落船客和貨品。在與火船頭街的位置還架有一道木橋連接埠頭兩岸，但只可行人。[參 3][參 7]

司打口大概就是在這個時候被澳葡收歸的，澳葡在埠頭兩岸興建貨倉存棧（稱「公棧」或「官棧」），並於石階上修建一座大屋。而澳葡則利用司打口進口美名為「洋藥」的鴉片，並在此埠頭駐有汛兵和稅吏，而石階上的大屋原來就是用作收稅的辦公樓。自此，司打口便成為了當時澳門唯一一個鴉片進口碼頭。[參 3]

對於運送鴉片的商船，從外地到達中國南海後，經十字門駛向南灣，停在燒灰爐村以北遠處的埠頭，把鴉片拆裝，然後轉由多艘小艇分批繼續運送。小艇隊再繞過西灣和媽閣，便到達司打口。把鴉片卸下後，鴉片擁有者則到大屋把鴉片登記，然後鴉片便會先被暫存到公棧內，待擁有人繳稅。擁有人完稅後，澳葡當局就會在對應的鴉片裝箱上黏貼印花，並向擁有人發出完稅收據。此後，擁有人便可憑此收據隨時從貨倉領回自己的貨品，再把鴉片轉售。[參 3]

「司打口」名稱中的「司打」，其源由歷來存在着兩個說法：一說是因為洋人稱呼這些貼在箱上的完稅印花為 ，把該字取其粵語音譯即為「司打」[參 3]；另一說是指因為收稅屬於財政範疇，故「司打」一詞應是來自葡文 （意即「財政」）的粵語音譯，而昔人也有把國課署（相當於現在所說的財政部門）叫為「司打署」，稱其印發的禀紙為「司打紙」等[參 7]。[註 5]

最後的「口」字，則是源自當時的澳門人稱埠頭為「水口」；故把兩者併合即為「司打口」[參 5]。而司打口的原有名字，也隨着「司打口」的產生而漸被遺忘，至今亦無從稽考[參 3]。

（注意「柯邦迪前地」並不是這裏的原名，見下文）

20世紀初澳門的公煙館[參 8]。

在19世紀末時澳門設有洋藥商公會，該會設有會所，位置在今司打口附近的缸瓦巷內[參 9]。

自司打口被收歸後，所建的公棧也是全澳門唯一的官方鴉片儲存倉，正門位於紅窗門街，後門則開在河邊的石級上。當鴉片運送到司打口後，便經由後門存入公棧，待鴉片擁有人完稅後，就經正門運出公棧。若要把鴉片銷往中國內地，則再由苦力用人力車沿紅窗門街和三巴仔橫街等地把鴉片運回南灣，在南灣下船轉運至廣州，再經廣州分散至中國各地。[參 2]

直至雍正七年（1729年），滿清政府宣佈禁止輸入鴉片後，澳葡政府的洋藥稅收和代理生意陷於停頓，司打口頓時變得冷清。澳葡當局不甘損失如此龐大的稅收利益，於是與鴉片商人勾結，陳情賄賂清朝官員，把鴉片走私到澳門[參 10]。結果司打口的蕭條僅過了大約一年便又開始興旺起來，禁煙令實行了三年後，司打口已經回復禁煙前的景況[參 11]。

由於鴉片在中國的需求量非常大，利潤非常高，故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員私下與澳葡當局合夥，瓜分洋藥稅，並把澳門的鴉片進口市場壟斷。此舉損害了外國鴉片商的利益，引致這些鴉片商自乾隆年起（1736年）直接地把大量鴉片走私到中國內地。1802年，澳葡政府更無視清廷的禁煙令，頒布特權予葡萄牙人以進口鴉片，變相將鴉片進口合法化；而事實上這個「特權」也允許其他外國商人進口，只是運載的船隻在駛進澳門的時候要掛起葡萄牙的旗幟而已[參 10]。因此，即使至道光年（1821年－1850年）時這類走私活動已非常猖獗，這對司打口作為鴉片碼頭的地位幾乎絲毫無損。加上期間中國爆發鴉片戰爭，大清雖然戰敗，但也使這類走私活動有所減少，而走私的物品也不再獨沽一味，部份鴉片的走私量已由其他的東西取代，故司打口仍能保持其繁榮態勢[參 11][參 12]。至清同治年時（1862年），澳門的鴉片生意已由澳葡政府壟斷[參 13]。

大豐倉

後來鴉片進口量不斷增加，司打口和公棧已不敷應用[參 2]，而且衞生環境差劣，故在1866年時，當時剛剛上任的澳督柯打就決定擴充司打口。在整治工程前提交給總督的報告中，就有一份對司打口及其一帶區域作出這樣的描述：[參 14]

司打口群興大廈內的走廊，大略是已取消的「公棧巷」之一部份[註 6]

終於在1869年（清同治八年），司打口被完全填塞，自此埠頭也消失了[參 2]，此時柯打總督也已卸任。澳葡當局在填地上，建立新的煙稅碼頭（即現在的比厘喇馬忌士街大豐倉處，南舢舨碼頭側）；而中間的空地，因為整治工程由柯打總督策劃，於同年7月26日當局決定將之命名為「柯邦迪前地（）」[參 6]，以紀念柯打有此政績。爾後幾十年間公棧不斷擴充，主要集中在火船頭街、群興新街和夜呣街之間，其中還設有「煙膏配製場」和「大煙專賣局」，在光緒年時國課署總部更遷入公棧內[參 15]。鴉片貿易之日益紅火，至1920年代時公棧仍在擴充；1925年時在今群興新街與安仿西巷之間又曾出現過一條街道，名為「公棧巷（）」（但後來也被取消）[註 6]。

1933年時澳葡當局更公然在當年的《澳門年鑑》中刊出《鴉片專賣章程》，以便商家承投[參 7]。不過在1935年後，澳葡終於察覺到鴉片對澳門市民的危害，開始收緊鴉片進口和研究治療煙癮的方法[參 18]，最終在1946年，澳門全面禁止進口和吸食鴉片[參 8]。

樓高五層的澳萊·英京酒店（）地處司打口的東端，建於1980年代，為一家兩星級酒店，內有46間客房[參 26]。2008年時酒店進行過重修，門面和內部均裝潢為南歐葡式風格[參 27][參 28]。

在前地與蓬萊新街交界處的新新酒店（），原為一座五層高的舊式木樓，建於1920年代[參 14]。1994年美國最佳西方國際集團將其重建成現在的新新酒店[參 29]。酒店為兩星級[參 26][註 8]，樓高15層，提供178間客房，內有4家餐廳[參 30]。

鴉片屋，現為同善堂第二診所

該處位於火船頭街與柯邦迪前地交界，原為鴉片公棧的一部份，建於1880年（清光緒六年）。自1946年澳門禁鴉片後，「鴉片屋」曾被先後租出作為貨倉和熔金場。後來為一所學校租用，該校名為粵海大學，不過因為校方欠租過多，原址被法院收回，之後被改為第二警區署[參 7]，後來被荒廢。1992年時澳門文化司署將鴉片屋列入澳門文物名錄中的「評定為具建築藝術價值之建築物名單」類別[參 20]，四年後有關當局更耗資67萬澳門元把公棧重新修葺[參 31]。2001年，同善堂第二診所由原清平直街舊址遷入該公棧，為市民提供中醫針灸及各種西醫診療服務[參 32]。

群興新街（）的葡文名稱亦是以邦迪·柯打來命名。它的西北端在柯邦迪前地與聚寶街交界，向東南伸展橫跨夜呣巷和三巴仔橫街，至紅窗門街止；全長約115米，闊約9米。這條街道最早見於1964年2月14日澳門市政廳的市政會議文件中。三巴仔橫街至紅窗門街的一段群興新街曾經是紅窗門街的一部份。[參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