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小說

中國最早出現的長篇武俠小說為清代古典名著《三俠五義》，這是因為晚清的社會生活矛盾，體現底層人民意願的英雄俠士和體現市民上層理想的清官奇妙地在小說裏結合，以集合的方式反映了晚清社會的市俗願望。以「武俠小說」之名發表，首見於1915年12月的《小说大观》季刊第三集（上海，包天笑主编），林纾（琴南）的文言文短篇《傅眉史》。[1]

舊派武俠一般以1923年湖南人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為起點，舊派武俠的最著作名品是还珠楼主《蜀山劍俠傳》。1930年代在天津湧現「北派五大家」，五人各成流派，包括以还珠楼主《蜀山劍俠傳》系列为代表的“奇幻仙侠派”；以白羽《钱镖》系列为代表的“社会反讽派”；以王度庐《鹤铁五部作》为代表的“悲剧侠情派”；以郑证因《鹰爪王》为代表的“帮会技击派”以及以朱贞木《七杀碑》为代表的“奇情推理派”（上述分類根据暨南大学罗立群《中国武侠小说史》，1990年）。

「新派武俠」自1950年代開始以金庸、古龍及梁羽生等港台作家為代表，以區別於戰前還珠樓主及平江不肖生等人所寫的武俠小說。新派武俠小說在傳統武俠小說的基礎上加上現代（甚至西方）的元素，不囿於傳統觀念及陳腔濫調，用較現代的文字及角度去演繹中國歷史。[2]

新派武俠的出現，主要原因在市場的需求，民眾的娛樂意識，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強化，迫切需要新奇的作品來消遣，武俠小說正是充滿了想像，詭譎多變的作品。

香港大武俠時期湧現相當多的作家，在五十年代於報紙之間連載，如牟松庭、蹄風、黃鷹、牟松庭、龍乘風、西門丁、張夢還、馬雲；還有金鋒、江一明、避秦樓主、風雨樓主、高峰、石沖。

新派武俠在思想上，「俠」的觀念進化為獨立人格的堅持，這是對民主思想、自由精神的呼應，俠客成為一種新理想人格的化身。在藝術上，作者大多從外國文學中吸取新穎的表現技巧，常把歷史、愛情、神魔、武俠四者結合起來，這些俠客在其行俠的過程中，滲入了豐富的思想感情、內心矛盾和人性變化。在故事形式上，一改舊派武俠結構鬆散、枝蔓雜出的問題，情節較為緊湊，而且曲折、奇譎、多變，且文字講究趣味性和意境。

新派武俠的崛起，還在於它們具有濃重豐厚的傳統文化涵量。不但作品用傳統小說的語言寫成，而且舉凡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切最具特色的成分，如詩詞曲賦、琴棋書畫、儒道墨釋、醫卜星相、傳說掌故、典庫文物、風俗民情……無不與故事情節的展開，武技較量的描寫，人物性格的刻畫，作品題旨的展示，相融合滲透，成為有機的組成部分，使人嘆為觀止。它們構成了新派武俠小說的一大優勢，從而使自己在中華民族和海外華人社會中深深扎下根來。

新派武俠小說內容豐富且變化萬千，極富娛樂價值，傳統文化的內蘊，也使得閱讀作品的華人更能融入其中，感動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武俠小說與香港武俠小說的發展，雙方內容特色自成一格。

香港武俠名家金庸、梁羽生等的武俠作品，其創作背景多與中國歷史緊密結合，作品中的歷史痕跡相當濃厚；而台灣武俠作家或許是基於當時政治禁忌的關係[3]，或許是作者個人對武林世界、對中國的想像不同，作品的創作背景少與中國歷史相結合，故事的歷史背景模糊，注重故事情節的奇詭曲折，較偏於奇情武俠。

武俠小說風靡於海內外華人文壇，至今讀者仍熱忱未衰。兼且由於電視、電腦相繼普及，武俠小說超越了以往只以文字符號作為表現手段，更以多元、多種的符號形式，配合聲音、彩色畫面、彩色圖片、動作等，在社會上掀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武俠熱潮，諸如最近風行的電腦遊戲軟體、武俠漫畫、武俠電影、武俠電視劇等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