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起予
生平
幼年生活在一个贫苦的山村农民家庭,其名“起予”出自《论语·八佾》中的“起予者商也”一句。早年就读于重庆巴县中学。1920年赴日本东京求学。初在高等预备学校及高等学校学习,后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专攻文学,直至1927年。此期间,日本及西欧文学艺术各流派的思潮、倾向和成就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1927年回国后在上海参加创造社,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28年,在上海艺术大学执教期间,发表以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人民中间的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飞露》。1929年再次赴日,仅一年,便在日本反动派的迫害下提前回国。[1]
1930年1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专事文学创作和翻译。1931年,他的译作《欧洲文学发展史》由开明书店出版,不久,又译左拉的《酒场》,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广西桂林良车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一年,回到上海。1935年由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表现青年追求革命的中篇小说《残碑》和短篇小说集《火线内》。1936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光明》半月刊至1937年。其间,发表文艺讲话小册子《怎样阅读文艺作品》(三联书店),比较通俗地介绍了文艺理论知识。[1]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上海至重庆。1938年,曾先后主编在重庆刊行的《新蜀报》副刊和《新民晚报》副刊。是年,在《新蜀报》连载了《抗战回忆录》。1939年至1940年夏,在重庆日俘收容所做组织日俘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写反映日俘思想转变过程的报告文学《人性的恢复》,又译了日本左翼作家鹿地的同一题材的小说《我们七个人》,于1941年出版。[1]
抗战结束后,主持中国作协重庆分会工作。1948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他翻译的欧洲文艺理论名著《艺术哲学》。同年下半年,离重庆,经由香港到北京。1949年,出席中华全国 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回上海后,任上海群益出版社主任编辑。加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总会。1950年当选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又被选为政协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1951年起,因患重病而停止工作。1971年去世。[1]
参考
- .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334–336. CSBN 1711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