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坠简

《流沙坠简》对遗址性质、汉长城走向、文书制度、交通、屯戍组织、职官制度[5]、汉代公文[6]、楼兰及海头古城位置、编年历法[7]等与出土文牍相关的历史学均有涉及[8]。《流沙坠简》确定了太初二年后的汉玉门关址。在《流沙坠简》出版之前，关于汉代玉门关的地点基本由四种意见，分别是《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认为在唐朝寿昌县西北110多里之处，《沙州都督府图经》、《寿昌县地境》认为在寿昌县北160里，《辛夕侍行记》则认为玉门关地处敦煌西北的大方盘城，而清代道光《敦煌县志》、清宣統《甘肃新通志》认为应该是敦煌西北的小方盘城。《流沙坠简》中根据出土文牍和《史记·大宛列传》确定了太初二年以后玉门关迁至小方盘城并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9]。另外，《流沙坠简》中对烽燧制度也有涉及。在此之前，虽然史料中多有记载烽火，但烽火的种类因为史书的记载过于简单而不为人所知。直到《流沙坠简》出版后。则知道了烽火分为蓬和表，在夜间，点燃后举起的是蓬，在白日，不点燃举起的是表。后来在居延汉简出土后，劳榦在《流沙坠简》和居延汉简的基础上将烽火分为了烽表、烽烟、苣火、积薪，而后的学者一步步的完善了汉代烽火制度的研究[10]。

除此之外，《流沙坠简》促成了之后王国维提出将出土文字资料与文献史料相互补充推进的二重证据法[11]，有学者认为王国维对汉晋木简的研究是“二重证据法”的开始，而《流沙坠简》则是“二重证据法”的具体应用[12]。是中国“简帛学”研究开山之作[4]。

在文字学方面《流沙坠简》也是有诸多贡献，因为《流沙坠简》记载的这批文书，是古人手写真迹，未经过后人篡改，通过《流沙坠简》里的文牍字体的研究，发现楷书也存在于汉代简牍之中，只不过简牍的楷书是由隶书演变而来，因为其继承了隶书的结构和草书的长处，是谓“新隶体”[13]。另外，通过分析，诸如横排简牍、生僻字、俗体字或简体字以及讹错字形可以了解当是古人的文字使用习惯[14]。《流沙坠简》的字体对当时书画家的影响也是深远的，《流沙坠简》第一因为这既是字迹远古而被碑学家追捧又因为是信手挥洒而得到了支持帖学家的喜爱，打破了当时碑学与帖学的对立。《流沙坠简》同样引发了当时草书及章草的复兴[15]。当时的许多书法家都对该书所收录的文牍进行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比如沈曾植在研究《流沙坠简》并刻苦临习后，将《流沙坠简》章草的笔意与《爨宝子碑》的笔法相互融合形成自己的风格[16]，张大千则在《流沙坠简》的简牍中吸取了率意灑脫、自然流暢的书法风格[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