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太史公书》[3]最初無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记》[參 1]、《太史公传》[4]、《太史記》[5]、《太史公》[6]。《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7]。

司马迁

司馬遷著《史记》，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了解“古今之變”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 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在周朝时世為史官，春秋时期虽然失去官职，司馬談却把修撰史书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2. 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3. 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吕思勉认为《史记》当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极大部分并非司马迁所作，而是司马迁抄篡古书所得，《序》和《论赞》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为其父亲司马谈所作，无法加以考证[8]。

1. 简牍。《谍记》、《五帝系谍》、《世本》、《尚书》、《秦记》、《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春秋左传》、《春秋》、《国语》、《战国策》、《离骚》、《天问》、《韩非子》等；
2. 档案。司马氏世为史官，司马迁当任太史，因此能见到汉初档案如诏令、记功册等，并且用作写史的资料；
3. 见闻。比如文中有诸如“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等；
4. 游历。比如文中有诸如：“余尝西至崆峒，北至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五帝本纪》）；“余登庐山”（《河渠书》）；“吾过大梁之墟”（《魏公子列传》）等。

《史記·夏本纪》

《史記》內容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歷史，全书分成〈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五个主题，加上最後的〈太史公自序〉，又細分成一百三十卷（篇）。其中，〈本紀〉记载“天下”統治者的事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表〉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歷史動態，“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書〉的內容有關歷代典章制度，“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世家〉描述影響深遠的家系、周代的诸侯国和汉代的王侯貴族事蹟，“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傳〉呈現的是歷史上各類人物的歷史表現與社會的種種樣貌，“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不同於以往的史書，《史記》的寫作方式首開紀傳體之先河：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年代先後為副。至此以後，尚有《漢書》、《三國志》和《後漢書》等史著仿效該體，讓紀傳體成為唐代以後官方史著所採用的主流寫作方式。趙翼《廿二史劄記》：「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史记》各篇结构大致由引言、正文和评论组成。〈書〉有引言、正文和评论，〈表〉只有引言和正文表格，〈本紀〉、〈世家〉和〈列傳〉只有正文和评论：正文前是引言，记述写作动机；正文记述历史事件、人物的生平描述，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正文後面是评论，通常以“太史公曰”為开头，內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歷，或有對人物的評價，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這也呼應司馬遷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9]。

《史記》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马迁殁就有十篇散失。[10]當時補缺而知其名者有十八家之多，[11]但唯存西汉博士褚少孙之作。[12]但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後人补之，[13]如《孝武本纪》摘抄于《封禅书》，[14]褚少孙虽才识不足也不至于如此。另有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

《史記》有豐富的思想內容，不虛美不隱惡，[15]善寫奇節及壯采偉行，也善於諷刺和暴露現實，有所寄託，善寫悲壯，筆鋒帶感情，抒發憤思，愛憎分明，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長於敘事，善於鋪敘及渲染氣氛，把歷史事件和人物事跡故事化，故事情節曲折跌宕，製造戲劇場面，[16]氣勢雄奇，富於變化，有濃烈的藝術感染力。[17]

《史記》善於描寫人物，刻畫人物心理活動，用對比、襯托手法強化人物性格，選擇歷史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義的事件，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並善於細節描寫，以瑣事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語，表現人物的神情態度和性格特點。

《史記》文詞精鍊，詞彙豐富，語言精切淺白，有精粹的語言藝術特色，善用虛字，語氣傳神，並善用民歌與諺語。句式則靈活多變，長短錯落，駢散並用，具參差之美。

司馬遷為了讓每篇傳記避免重複、具備統一審美價值和更加完整，遂創造了嶄新敘事手法「互見法」來撰寫《史記》；「互見法」即是將一個重要人物的事跡透過不同地方分述，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同一事件分述於不同地方，但以一個地方的敘述為主。

现存最古老的史记残卷为日本藏南北朝时期的抄本残卷。而最古老的完整版史记为现藏於台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宋“景祐本”（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及日本藏南宋版黄善夫三家注史记。

白話文則有韓兆琦譯注的《新白話史記》（简体字本由中華書局出版，繁体字本由台灣三民書局出版），張烈等人譯注的《史記》（简体字本由貴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繁体字本由台灣古籍出版社出版）。

其他工具書則有哈佛燕京社編《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黃福鑾編《史記索引》、李曉光、李波編《史記索引》、鍾華編《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編《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倉修良主編《史記辭典》等。

現羅列歷代重要善本如下。

• 十四行本。刊刻于北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半页十四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七字不等。原刻本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仅存六十九卷。南宋覆刻本一百三十卷（有别本补配）藏中国国家图书馆，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刊行。
• 十行本。《史记》的最早刻本刊于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半页十行，每行十九字。今已亡佚。北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国子监据淳化旧本重刊，即后世所说的“景祐本”，流传至今。原刻本（其中有十五卷为别版补配）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日本藏南宋版黃善夫三家注史记（簡稱「黃善夫本」）
• 明朝嘉靖、萬曆年間南北監刻二十一史本（簡稱「監本」）
• 明朝毛氏汲古閣刻十七史本（簡稱「毛刻本」或「汲古閣本」）
• 清朝乾隆年間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簡稱「武英殿本」或「殿本」）
• 清朝同治年間張文虎整理，金陵書局刊行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百三十卷（簡稱「金陵局本」）
• 民國初年張元濟編輯，商務印書館影印百衲本史記（簡稱「百衲本」）

据《汉书》记载，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開發表了《史记》，后因怨望被汉宣帝腰斩。[20]

司馬遷的《史記》在漢朝、三國期間屬於禁書，官民不得自由閱讀，即使是王公諸侯亦沒有此權利，[21]而且刪去《史記》的《孝景本紀》、《孝武本紀》等10篇，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記》的版本與司馬遷的原稿差別很大。東漢明帝、魏明帝曹叡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馬遷誹謗漢武帝。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稱，永平十七年某日，漢明帝曾在雲龍門召見他、傅毅、賈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个宦官拿了篇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詢問他們是否觉得司马迁的史论有不对的地方，班固指司马迁引述贾谊过秦论：「假设子婴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还可以保住」，这番话相當有問題[參 2]。

漢明帝劉莊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其後派人召见班固，再次問他對司馬遷的看法是否故意投其所好，班固否認。这时汉明帝指，司马迁这人思想很有问题，不是忠臣，汉武帝治过他的罪，他就在史书里把汉武帝写得很不堪；雖然别人都说司马相如浮薄无行，但總比司馬遷強[參 3]。

魏明帝曹叡亦曾批評過司馬遷，認為司馬遷因為受過宮刑而著《史記》貶損漢武帝，令人痛恨，但大臣王肅卻肯定司馬遷善於敍事，乃良史之才，不虚美，不隐恶。王肅稱汉武帝听说司马迁写了《史记》後，閱到《孝景本纪第十一》和《今上本纪第十二》後，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书简上的字，并把这些书简扔掉了。由于汉武帝的毁损，流传到曹魏时代的《史记》，其中的这两篇《本纪》，只有目录，而没有具体文字。王肅稱司馬遷對漢武帝的撰寫「不隱惡」，令漢武帝惱羞成怒，故迫害司马迁[參 4]。

此外，自董卓死後文學家蔡邕因同情董卓被下獄，太尉馬日磾為此向王允求情，但王允指當年漢武帝不殺司馬遷，結果司馬遷卻寫下誹謗漢武帝的《史記》，流傳後世，影響極壞。如今朝政不振，事態多變，類此蔡邕的士人絕不可讓他們在皇帝身邊記錄重大事務，否則將來受到非議的，只會是那些反董的士人[參 5]，由此可見時人對《史記》的看法[22]。

历代对《史记》的评注主要有三家，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常与《史记》共同刊行。

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是有清一代史记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近代有日本学者瀧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较为著名。当代有韩兆琦的《史记笺证》，以三家注和《史记会注考证》为基础，是史记注释详尽之作。以下羅列歷代部分重要註家。

文學方面，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歐陽修、三蘇，明代歸有光，清代桐城派的散文，均受《史記》影響。後世傳記的體制，以及在傳記之後用論贊表達作者見解的形式，都源於《史記》。而《史記》人物及相關歷史事件，成為後世小說、戲曲、詩詞的寫作素材。

• 班固批評《史記》，說它“是非頗謬于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 干宝对《史记》不满，《史通·二体篇》：“晋世干宝著书，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其义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遗也。”又“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 劉知幾曾說：“自戰國以下，辭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23]劉知幾甚至說《史記》將寓言、神話、傳說當作史料，“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夫于江渚；宋玉《高唐賦》，夢神女于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敍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采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
• 周亮工在《尺牍新抄》中表示：“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生，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既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
• 黄震在《黄氏日抄》中说：“凡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华夷，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氏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

1. 班固《汉书·杨恽传》：“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
2. 班固《典引》：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
3. 班固《典引》——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4. 陳壽《三國志．魏書．王肅傳》，帝又问：“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对曰：“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两纪有录无书。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迁也。”
5. 范曄《後漢書．蔡邕列傳》，王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邕遂死獄中。

• 李長之：《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上海：開明書店，1948）。
• 藤田勝久著，曹峰、廣瀨薰雄譯：《《史記》戰國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呂世浩著，《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ISBN 9860219664
• 倪豪士：〈史公和时势——论《史记》对武帝时政的委曲批评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柯馬丁：〈《史記》裡的‘作者’概念〉。
• 柯馬丁：〈漢史之詩：《史記》、《漢書》敘事中的詩歌含義〉。
• 叶嘉莹：〈神龙见首不见尾——谈《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现的美感特质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町田三郎：〈《史记·傅靳蒯成列传》研究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 周建渝：〈从《史记评林》看明代文人的叙事观页面存档备份，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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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史記部》，出自《古今圖書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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