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臺詩案

北宋元丰二年，苏轼由徐州移知湖州，于四月二十日到任，进《湖州谢上表》，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李定等人以为“生事”是针对熙宁变法，“新进”则针对因变法而被擢用的官员，御史台官员搬出苏轼以前所写“托事以讽”的诗文，群起攻击陷害。李定、何正臣、舒亶、李宜之等人在几天之内连番向皇帝上劄子与状子，弹劾苏轼，滥加罪名，欲置其于死地。神宗批示后，七月二十八日，台吏皇甫遵携吏卒急驰湖州勾摄苏轼。八月十八日，苏轼下御史台狱，二十日即遭受审问，由御史中臣李定会合谏官张操等台谏轮番鞠讯，逼迫苏轼对语涉讥讽的诗文作出交代。经过苏辙、张方平、章惇、吴充、王安石、王安禮、太皇太后曹氏等人的劝谏搭救，苏轼最终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囚于狱中达一百三十天。最后，苏轼由神宗敕责授检校尚书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团练副使是闲职，苏轼实质上是被贬黄州。此案牵连了一大批官员，他们大都遭贬或被罚铜。

北宋因政治腐败、因循守旧而造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中叶即出现了较大的财政危机和国防危机。[1]熙宁年间，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发动了旨在富国强兵的变法运动。苏轼早在应制科时，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是他的变法思路与王安石大相径庭。在耳闻目睹了变法产生的一些弊端之后，他两次上书神宗，表达反对意见。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给予王安石变法以尖锐批评。后由于变法派的打压，苏轼已经觉得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2]

在通判与之后的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任上，他目睹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他心中充斥着对变法派新进们轻率的不满，便将这些愤怒行诸笔端。多次上书皇帝，陈说利害，未蒙采纳。任职地方以来的托诗以讽又是泥牛入海。苏轼最终在《湖州谢表》中，他公然写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就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而这一次上书也成为了“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索[2]

後因太皇太后曹氏[註 5]、王安禮等人出面力挽，曾任宋神宗宰相的王安石也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蘇軾終免一死[4]，貶謫為“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前往黃州，為其文學創作生涯的重要階段。蘇轍被貶江西筠州任酒监，平日與蘇軾往來者，如曾鞏、李清臣、張方平、黃庭堅、范镇、司馬光等29人亦遭處分。张方平和范镇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其余各罚红铜二十斤。烏臺詩案於12月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