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道

王明道原籍不詳，父親名叫王子厚，壯年來到北京，在北京美以美會所辦的同仁醫院中幫忙，成為中國醫士。母親李文義。二人是基督徒，倫敦會會友。

1900年义和团事件爆發，外國人和很多的中國基督徒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避難，王子厚夫妻也在其中，當時二人有一女兒，王夫人身懷王明道已經身重。王子厚恐懼被攻陷后會遭遇痛苦殘殺，于6月22日自盡身亡。王夫人于7月25日在避難處生下一兒，名為“鐵兒”。后來在入小學時起學名王永盛，1920年自己改名王明道。「就是表示我願意神在真道不明的時代用我證明他的真道。」

王夫人带着姐弟二人艱難度日。少年王明道性格倔強，喜愛讀書，學習優異，但「一直混混沌沌的過生活，沒有信仰，沒有目標，沒有希望，沒有軌道」。他從小被母親帶去禮拜堂，后來在教會學校讀書，參加很多聚會，學習聖經課程，但對宗教活動不感興趣，「看聚會是一件最令人頭痛的事」。十四歲時，「開始明白人生的意義、人生的責任。開始恨惡一切的罪惡不義，羨慕聖潔良善的人生，對禱告和讀經發生了興趣」，自述「如同有人給我換了一顆心」，1914年復活節受洗，躊躇滿志，立志要做政治家，「用功讀書，熱心信主，敦品勵行，事事都是為要達到我將來做大政治家的目的」。

1918年王明道入協和大學（燕京大學前身之一）預科部，一年後預科部轉到濟南，王明道不願離開相依為命的母親，因而輟學，想要直接進入燕京大學本科部又未果，滿腹雄心壯志的他極為抑鬱。1919年到保定烈士田學校教書，看到改變人心的工作是多麼的有價值，漸漸放棄自己做政治家的野心，決心為神做工。1920年改名王明道，以明心志。他在學校中工作頗有建樹，深得學校看重，有望被學校所屬的倫敦會送去讀神學，還可能到英國去深造。但這個新的計劃又被一件事打斷。王明道以前受洗時是受的點水禮，就是灑一點水在頭上，這期間他受一位同事啟發，發現聖經中的洗禮是使用浸水禮的，就是全身浸入水中，他又回憶自己受洗時其實不明白自己所宣讀的使徒信經，因此他堅持要重新受浸禮。他因此與校方發生爭執，校方希望他能留下但在受浸的事情上不肯讓步，王明道心中很多掙扎，最後還是決定順服上帝的命令，被校方開除，另外有五名學生也跟隨他退學。第二日，1921年1月6日，他們在保定城外結著厚冰的護城河邊沿河尋找，找到一處沒有結冰的地方，六個人一起在冰水中接受浸禮。王明道理解校方有不願教會受到「擾亂和糾紛」的苦衷，“對于長老會驅逐我出校的事，我一點不怪責他們”。這件事中王明道有年輕不成熟的地方，他關於浸禮的看法也未必是對聖經唯一正確的解釋，但他看重聖經、順服上帝的旨意、頑強不屈的秉性已經漸漸突顯。

王明道回家以後，周圍的人－包括母親和姐姐－都不理解他，他非常痛苦。由於旁人的偏見，他找不到工作，從讀中學起就憑獎學金經濟自立的他現在要回來依靠母親，這更使他非常難堪。他堅持自己受浸「并沒有錯」，但是也自覺「我的心熱烈異常，我屬靈的知識卻十分缺乏，所以言談舉止都多有偏激的地方」。他從痛苦中醒悟過來，把要去英國讀神學的雄心壯志也放下，認識到「最要緊的乃是用功夫去讀聖經，並且要受上帝的訓練和造就」，開始潛心研讀聖經，領悟日多。他向上帝全然順服，一邊讀聖經，一邊在家中盡心竭力做瑣碎的家務。他自述道：「在中學讀書的時候，我立志作大政治家。到二十歲決心順服上帝要去傳道的時候，我希望作大佈道家。及至我在家中做了三四年辛苦的工作、被上帝完全征服了以後，我連做一個苦工頭目的野心都沒有了。感謝上帝，到了這個程度，他才開始把他的工作交給我。 」

王明道住在家中读圣经，渐渐地常有人来他那里谈道查经，1924年10月8日，他开始在家里設立查经聚会，第一次有三个人参加，这是他传道的开始。这时候他也开始写一些小册子印刷分赠，这是文字工作的开始。

开始几次他的查经班人很少，但他的讲道有力量，有信徒听他讲道很感动，便来帮助他组织聚会，1925年5月在别人家里开特别聚会，人数已超过一百人。他也渐渐接到邀请外出讲道，他的讲道越来越进步。他看重圣经，但不止是讲解圣经的知识，而是从圣经的话语中激发人的信心，呼召人向神悔改，也注重讲到基督徒的生活。1921年的时候，他曾经一度想把家中除了圣经以外的书都烧掉，因为他认为除了圣经以外什么书都不必读。但后来慢慢领悟了，便提倡“读书，读事，读人”。从他的文章里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语言风格，他不用深奥的神学概念，语言准确、贴切、朴实、流畅、生动，贴近圣经，贴近生活。

王明道在讲道中看重圣经，对罪恶放胆斥责，对世界中的、教会中的种种丑恶，剖析得入木三分。他批評最多最猛烈的，是持自由神学立場的信徒，他称他们是不信派。他最认同圣经中的耶利米先知，认为神给自己交托了同样的使命，要做“坚城、铁柱、铜墙”，反对世界中的罪恶。有人说“王明道一讲道就骂人”。他本着神的话语放胆直言，每次讲道都准备只去一次，但还是有很多的教会请他多次去讲道。从1925-1948年，他每年平均有5个月在外地讲道。收到的邀请更多，大致每四处邀请中只能允诺一处。他走过全国28个省中的24省，在30多个不同的宗派中讲过道。

在1923-1925年，他与倪柝声、李渊如等有不少来往，对他是很大的鼓励，但后来地方教会的发展却与他的教会观产生了差异，双方保持比较疏远的关系。他对宋尚节一直非常敬重他的真诚与勇敢[2]，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所谓惺惺相惜。

1927年，他开始自费出版《灵食季刊》，他的文章在中国基督徒中有很大影响，见下文分别讨论。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与太太刘景文结婚

1925年底他应刘德森牧师邀请去杭州带领聚会，弹琴的一位太太没能来，临时请刘牧师的女儿景文小姐代替。王明道看见景文小姐弹琴的风范，十分心仪，在1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父乎！如斯人可为予之终身伴侣系出于父意者，则祈父自己成就父之美旨于仆身。非然者，则祈父速除予出于一己之爱情。以父之旨意总无误，而予一己则多愚昧错误也。毕生大事，父乎，祈尔使我不至陷于失望及陷阱”。反复祷告之下便托人向其父母提婚。因为当时刘小姐尚年轻，过了一年，长辈才允许两人订婚。

1928年8月8日，王明道在杭州与刘景文小姐结婚。结婚后，他母亲和姐姐把媳妇当外人，不愿意接纳，常常闹出很多纠纷，夫妻俩在家中竭力事奉，经受很多磨练。王太太当时年纪只有20岁，但性格开朗通达，受了许多委屈也从不诉苦，深信凡所遭遇的没有一样事不是经过慈爱的父神的允许，还时时排解王明道心中的烦忧。王明道说她不爱读书，不擅文学，还粗心大意，但她喜爱音乐、擅长钢琴、满怀爱心、凡事忍耐、心宽量大、料事中肯、有人生的智慧，王明道遇事就同她商量，称她为“参谋长”。当她见到王明道言语行为上有错误和过失的时候，她会当面替他纠正。因为她的规劝都很合理，王明道虽然当时觉得难堪但最后总是能接受，还很感谢她，所以又称她为“诤妻”。两人在小事上常常有很多摩擦，但大事上都很同心，两人从来都以诚相待、互相信任，铁与铁磨出刃来。王明道说，“说来也真稀奇，她确实有一些短处，但她所有的长处大多数都是我所没有的。神就藉着她教导我学习了许多功课。……她不是我从前理想中的妻子，但她是我今日最适宜的配偶”。

王明道与太太育有一子王天铎。天铎到两位老人家离世的时候也没有信耶稣，成为父母心中的牵挂。但是一家人非常恩爱，三年大饥荒的时候天铎也省吃俭用地往监狱里面寄食品，儿媳妇也好像亲生女儿一样待两位老人家。

1937年8月1日北京基督徒会堂献堂礼拜

1933年2月19日，王明道借隆福寺社交堂开始设立聚会，4月23日迁至炒面胡同，1935年定名基督徒会堂，到1937年8月1日，才正式在史家胡同42、43号建成的基督徒会堂聚会。王明道不在意建立大教会，只要建立他认为合神心意的教会。他对接纳信徒受洗非常谨慎，必须要确知是悔改信主、重生得救、生命改变的人，才可以行浸礼」。他坚持要敬虔的信徒才能参加诗班敬拜神，没有这么多又敬虔又擅长唱歌的信徒，他便宁肯不用诗班。他的教会不用牧师的头衔，也不庆祝圣诞节，因为他认为这些没有足够的圣经根据。他极力避免金钱对教会可能造成的侵蚀，因此不传奉献袋，也绝不在意信徒的钱财地位。他非常愿意去各种的教会传道，不受宗派观念的局限，但他的教会在组织上不与别的教会联合，以免造成一种压力会影响到传讲的真理，他也不隨便请外人来讲道，一定要清楚这人的信仰和生命才行。他不认为通过社会活動来改良社会是教会的职能，所以他的教会不参加社会活动，不搞募捐。他的教会里不用「牧师」的称呼，因为他认为圣经里没有这种称呼[3]。他在北京史家胡同的基督徒會堂到1949年底有七八百人聚会。他反对“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和三自运动也是与他的教会观一脉相承，并非出于政治的原因。

1937年－1945年抗日战争，王明道一直留在北京，排除时局的干扰，继续尽心竭力传道，也仍然外出传道。

1942年5月，北京若干教会共同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来随同日本人的用语改名“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王明道不愿意与世俗合流，与一些他认为是不信派的人联合，顶着极大的压力坚决不肯参加。10月10日，王明道被传与日本人文化局调查官武田熙谈话，他一路唱着“站起进攻为耶稣”去了，武田熙告诉他“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5日就要正式成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希望你能出来领导一下。”王明道对他说，“武田先生，有两件事我愿意你知道：第一件是我个人除了我自己的教会以外绝不参加任何团体、任何组织；第二件是我所照顾的教会绝不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联合。”王明道当时并略略述说了一些他的信仰、他的主张、他的使命，并他绝不参加教团的原因。王明道做好了被拘捕和教堂关门的准备，所幸日本人后来也没有继续强迫他，反而表达了对他个人的钦佩。“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打着“自立、自养、自传”的名号，但亲日的嘴脸渐渐暴露，一部分不明白王明道为什么不参加教团的人也渐渐地同情他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解放军入城，军容极壮，军士皆健壮，服装步伐皆甚整齐。如此盛大之军旅，在国内实前所未见。”当时有不少基督徒对共产党心怀惧怕和怀疑，他在2月8日的一篇讲道中劝勉信徒“以不变应万变，处平常若处非常，处非常若处平常”。他虽然知道俄国革命后对基督教的迫害，但还是以政治中立的态度专心神的事工。1950年上半年他外出讲道的时候还没有任何的干涉，听道的的人也很多。1950年9月30日，他的前半生的自传《五十年来》出版问世，他写道：“写自述最要紧的事就是真实和全备。好事与坏事、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成功与失败、都必须毫无隐讳。”他这样做到了，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的一份宝贵的财富。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40名基督徒联名发表“三自宣言”，争求全国各地基督徒签名。宣言称：“中國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中国基督教过去所倡导的自治、自養、自傳的运动，已有相当成就，今后应在最短期内，完成此项任务。”中國的“三自愛國運動”從此正式開展。王明道对三自运动采取沉默的抵制，他认为三自会的神学基础是自由神学，就是他认为的不信派。

1951年，三自运动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成立，全国基督教界开始了以“镇压反革命”为目的的“控诉大会”，王明道主持的“北京基督徒会堂”却纹风不动，丝毫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王明道继续传讲神的话语，聚会的人数空前增多。王明道的正直不阿、与日本人斗争的名声远近皆知，基督徒会堂也是真真实实的自立教会，要打倒他是不容易的。这一时期政府对他的政策是容忍和等待，希望他改变态度。

政治的压力越来越大，王明道对三自教会的态度也越来越坚决，1954年9月30日，北京市宗教事务处邀请北京市还没有参加三自教会的11个基督教团体共100多人开会。政府试图做进一步的说服工作，王明道做了一个多小时慷慨激昂的发言，说明不能参加三自会的原因，他说：“我完全不能参加三自会，因为三自会中有人连上帝都不相信，我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呢？”这是指现代派，王明道一向称他们为不信派，是他几十年来全力反对的。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要拉拢王明道等，会后跟他们说：“你们既然跟他们不一样，可以不在一起学习。好不好你们另外成立一个学习组织，由政府派人来领导你们学习”。他们在基督徒会堂开了一次会，王镇牧师在总结發言中说：“每个人参加学习，都是以他个人（即市民）的身份参加，不以传道人的身份参加”。这样他们就拒绝了在教会进行政治学习，使得他们与政府的矛盾表面化了。

1954年10月初（一说9月间），北京市掀起了一个控诉王明道的运动。控诉他不同情政府，言行与政府政策相违；不参加三自革新运动；讲章极端独立，用意不明，危害整体基督教运动。另外，日据时期，日本人在北京挨家挨户征铜，这也成了他的一个罪名：“王明道给他们献铜，这说明他是亲日派、媚日派。”但很多的控诉大会上都有人站起来，为王明道说话，结果控诉会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1954年冬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文章《顺从人呢？顺从神呢？》，很好地概括了王明道对待三自运动的原则：“第一，我们应当顺服神，第二，我们在不违背神的命令的范围内，也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权柄。但如果人的制度和权柄与神的命令相抵触，那样，我们便只有不顺从人，只顺从神了。”“基督徒应当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一切在上有权柄的人。但基督徒在遵行神的旨意、与圣徒交通、在教会中与众圣徒一同事奉神、保守教会的圣洁、为主耶稣作见证、传扬救恩的福音、这些事上，却绝不能受任何人的干涉。我们为这些事不怕任何拦阻，不惜付任何代价，也不惜作任何牺牲。我们为这些事必须效法使徒的勇敢刚强。”

这段时间，他的影响力在扩大，从1954年夏到1955年春，全国各地不断有教会和个人，因着王明道的见证，退出三自。就在这时候，三自教会仍然希望让他改变主意，1955年5月，三自运动开会的时候，派出6名高级代表拜访他，但都被他拒绝。

1955年6月，王明道在《灵食季刊》夏季刊发表文章《我们是为了信仰》，清晰明辨基要派神学和现代派神学的区别，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现代派神学，并且重申这是一个信仰的问题，不是莫须有的政治问题，文章如此说：“如果只是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来陷害人、恐吓人，就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无论别人怎样歪曲、怎样诬陷，我们是为了信仰！”7月11日，三自教会的官方刊物《天风》周刊发表了一篇争锋相对的社论《加强团结，明辨是非》，“如果抽去反帝爱国的共同基础，而就在新中国的‘此时此地’挑起所谓‘基要派’与‘现代派’的争战，王明道先生到底是何用心呢？……不管是谁, 如果这样存心并见之于言行，那就是中国人民的罪人，教会的罪人，历史的罪人！他‘应当小心神公义的审判’和广大信徒群众的斥责”。对他的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北京重新开始对他的控诉大会，同情他的信徒有自杀的，有被捕的，有放弃信仰的，有反过来逼迫以前弟兄姐妹的。王明道继续各样日常的工作，但身上的压力非常大。8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XXX【按：王先生旧日好友】来访，劝予勿触人之怒，谓于今日反对神之时代仍证神之存在殊不当；又谓讲道只当讲人乐听者；又谓予不签名事非是；又谓一切为了政治。八时半妻入室与伊谈数语，伊怫然迳起，大怒而去，挽之不得。予殊不意伊之改变一致于是也。心中受刺激甚深，早餐不思食。...午餐不思食。...。今日予心中充满幽暗苦闷，甚至转为畏惧。十一时卧床不能睡，愈变愈劣。”王明道被捕的日子不远了。

1955年8月7日，星期日，王明道在基督徒会堂对坐了满堂满院的七八百人传讲主日信息《他们就是这样陷害耶稣》，严厉责备犹大和他的同伙。当日晚，王明道和妻子刘景文被捕，被控以反革命罪。滂沱大雨裂天而降，一直下到八日晚。

王明道做好了做牺牲的准备，但他在狱中却投降了。他是个肉体、性情上胆小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压力下，他就向政府认了很多罪：包庇反革命、离间教徒与非教徒的关系、鼓励信徒与政府对立、破坏三反运动、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兵役法、对吴耀宗先生进行人身攻击、反对三自爱国运动、破坏新婚姻法、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里面唯一有根据的是反对三自运动，这是他一进去就承认的，另外的都是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甚至荒诞无稽，比如他讲过“基督徒不可离婚”，这就构成了“破坏新婚姻法”的罪。说这些违心的话，对于一个恪守“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的基督徒来说，是件很痛苦的事，他完全被打垮了。他写了一份材料《立功赎罪计划》，同意“出監以后，帶領教會參加三自會”。各地的教会里有人因為他的失敗而失敗，但也有人因為他講過的道仍然站立得住。(有一点澄清，王明道称自己在狱中“失败”，是因为他承认了三自教会，并且认了一些他认为是莫须有的罪，但显然他从来没有否认过自己对神的信仰。)

王明道后來總結自己失败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一直相信共產黨不會干涉人的信仰”，另一個是“因為我跟日本人戰鬥了八年都沒有失敗，就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結果“一支手槍就把我嚇糊涂了”。1985年，他在一篇勉词中勉励后辈：“我一向对人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白就说白，黑就说黑。二者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可是一九五五年，我就作了这样一件违反原则的事，因为惧怕的缘故，就把黑说成了白，结果把自己弄得焦头烂额，丑态百出。若是按着我自己的情形，我会一直失败下去，但神为了他自己的荣耀和他大名的缘故，不容我这样长久失败下去，所以他使我在惨遭失败八年之后，又得到了胜利。战争完了吗？没有！只要我们还活在世界上，就必然还有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时刻谨慎，不能有半点疏忽。另外一节圣经也要记住：‘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须要谨慎，免得跌倒。’”

1956年9月29日王明道被释放出来。出来以后极其痛苦，神思恍惚，拒絕與三自運動合作，離開基督徒會堂，以無聲的方式與三自運動對抗。1958年4月29日王明道、刘景文夫妇又再次被捕入狱。這時候他仍然是失敗的，被提審的時候他会把以前招供的謊話又說一遍，應許出去后與三自會合作，但顯然是心口不一，所以政府不放他。从1955年到1963年，他自己讲自己是“惨遭失败八年”。[4]

1963年7月18日，王明道以反革命罪正式被判无期徒刑，刘景文被判十五年徒刑。這反而使他絕處逢生，靈性上得到極大的復興，自此以后，寧肯死在監獄，也不說一句謊話。他承認除了“反對三自會”是真實的以外，自己以前的口供沒有一樣是真的。政府让他写材料交代思想，仍然希望他改变思想，他前前后后写了几千张纸，把他所说的谎言全部推翻了，甚至还多管闲事，给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政府对他就绝望了。在文革中间，他在监狱里面也被别的犯人批斗，吃了不少苦头。

1988年12月王明道与太太刘景文合影

1973年，刘景文刑期已满，但直到1977年才因白内障视力近乎失明被释放返家。1980年1月9日，因为国际压力的原因，王明道在入狱22年后被释放，但没有平反。因为没有平反，他不愿意出狱，政府只好用计将他骗出来。1983年以后，他视力也已经极弱，写字都很困难。他们夫妇后来有机会去美国就医治眼睛，王太太为了国内的基督徒的缘故坚持不肯去，她说“我们老了，不能再为圣徒【指基督徒】做什么了，但我们在国内可以陪陪圣徒一同受苦”。1984年以后他们在上海武康路家中引领主日崇拜，大概有四五十人，王先生讲道，王太太弹琴，一如二人初识之际，直到王先生辞世的日子。他们亦曾接待许多外来访客，包括1988年4月23日美国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来看望他。他不隐瞒自己的失败，并且给人看见，一个人失败到那么一种地步，还能站起来。他也告诉来客，他在监狱里学到饶恕，以前有人出卖他，控诉他，抵挡他，他都本着基督的爱饶恕了他们。1990年4月，居住在加拿大的王长新夫妇来到王明道家里住了三周之久，请他谈论1950年后这40年的事，并且做了录音，写成《又四十年》，成为王明道和中国教会研究的珍贵资料。

这么多年来，王太太刘景文女士一直站立得稳，不讲违心的话，与王明道同患难，无怨无悔。王明道出狱以后设法写材料为自己申冤，王太太对他说“你撒过谎, 那是你的失败。你要讲理，也许是你更大的失败，你必须从这个失败里出来。你说你冤枉，我冤枉不冤枉啊？你去坐监，我也去坐监。我干了什么啦，要坐十五年监，再加上四年刑满劳动，一共十九年？没有什么可怨的, 一切都是天父许可的。天父许可的，一定与我们有益。今天我们不明白，将来一定会明白。我觉得那没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冤枉。”王太太劝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好，但事过以后，又回到原来的想法上去。王太太就不再多说，只为他祷告了。

王明道、刘景文墓碑

1991年7月28日，王明道先生在家中主日崇拜时溘然长逝，享年91岁。王明道先生去世后，刘景文女士曾对亲人说过：她一生的任务就是服侍王明道先生，现在任务完成，也就很快要去主那里了。翌年4月18日，与他相濡以沫一生的“诤妻”刘景文女士也因病去世（在病时昏迷中说的话，仍是某人事的如何、某某人的事怎样，一心挂念他人）。两位合葬于苏州郊外“东山华侨公墓”，碑文曰“王明道、刘景文暂息之所”。碑文“暂息之所”是借用44年前他为自己母亲拟的碑文，那时他在纪念母亲的文章中谈到自己将来去世的事这样讲：

当我见主的那日，我便永远不再流泪，因为经上明明记着那时候的情形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廿一：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