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烂公检法

據中共官方表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团队破坏公检法机关，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具体是由时任中央政法小组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实施的。1966年8月24日，谢富治在三省一市座谈会上说：“过去公安机关，罗瑞卿统治了八九年，徐子荣也统治了一个时期，他们搞反党宗派集团。彭真管政法多年，他和冯基平、徐子荣、狄飞都是死党，他们搞地下活动，告黑状，想把某些人整倒。”[2]同年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始受到冲击，档案库被砸开。12月18日，江青在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直接针对公检法机关，说：“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问题严重，已经调五六百名干部去改组它。北京市公安局也肯定有问题，你们可以去造反。公安部、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都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建立在党政之上，监察竟然监察到我们头上了，整理我们的材料，这都是些官僚机构，他们这几年一直是跟毛主席相对抗，我建议公安部门除了交通警、消防警以外，其他的全部由军队接管。”[3]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受到冲击，并且迅速蔓延到全国各级检察机关[4]。

同年12月31日，谢富治指使“政法公社”（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组织）接管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这一行为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斥责。但谢富治并不接受周恩來的批评，公开对抗关于公安政法机关的权不能夺的指示，支持“造反派”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搞层层夺权。1966年年底，张春桥、谢富治等人经过策划，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决定》（简称《公安六条》）[5]。

1967年1月25日，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最高人民法院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0位代表时说：“你们夺权了，接管了最高法院的一切权力，我祝贺你们。你们从资产阶级老爷们手里把权夺过来，做得完全对。”2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一月风暴’，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说明毛主席的思想在我们公安政法系统没有占到统治地位，要从‘政治、思想、理论、组织上彻底砸烂’。”2月，公安部除了谢富治、李震等外，所有的副部长、正副局长、大部分处长、一部分科长都被夺了权[6]。

7月28日，谢富治在中央政法口群众组织代表会上说：“公检法要实现革命大联合，把刘、邓、彭、罗那一套砸个稀巴烂，粉碎越彻底越好。”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公开提出“砸烂公检法”，并授意将材料印发全国[7]。12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实行“军管”，从此，公安机关军管会行使国家的检察权、审判权。1968年2月17日，谢富治接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时，称：“过去，专政机关长期被彭真、罗瑞卿把持，他们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检察机关也不例外。”[8][9]

196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军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代表、内务部军代表和公安部领导小组联合提出了《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其中提出：“高检完全是抄苏修的，群众早就说该取消了。”随后，这个报告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该文件下达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相继被撤销。在“砸烂公检法”后，专政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乱捕乱押，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