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风暴

1967年1月4日，《文汇报》被造反派宣布接管[7][14]^:585；5日，《解放日报》被宣布夺权[7][14]^:593。由几位工人和红卫兵起草了传单《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急告全市人民书》，有12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同意签名，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立即签字同意，责成《文汇报》印29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3]。5日，在《文汇报》头版头条刊出[3]。

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工总司等32个全市造反组织，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批斗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等，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被揪到会场陪斗[1]。大会发出三项通令：宣布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勒令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交代所谓“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会后，上海市委、市人委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15]^:116。这次大会被学界认为是一月风暴的起点和标志[16]。

1月7日，上海电台与电视台被宣布接管[14]^:594。 8日，在张春桥、姚文元指挥下，成立全市生产的实际领导机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随后又成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委员会”，取代公安司法机构[15]^:116。 同日，上海造反派决定起草《紧急通告》，经32个群众组织同意，于9日在《文汇报》上发布。陈丕显等同意发表《紧急通告》[3][17]^:283。

8日，毛泽东在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中，对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活动表示支持，他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两个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3][5][18]。 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了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并号召全国学习上海“造反派”的经验[1]。 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此前《文汇报》发表的《急告全市人民书》，更名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1][19][20]：

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

11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各上海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发出，贺电说：“《紧急通告》，好得很”、“你们这一系列的革命行动，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一切革命群众，树立了光辉的榜样。”[7][15]^:117 该贺电于12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上[7]。

16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14]^:719[21][22]，说“上海工人阶级……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手中夺了权”。首次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号召夺权[14]^:720。此后“夺权”代替了“接管”[14]^:724。

1967年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月19日晚，张春桥接见“火线指挥部”和各系统造反派，指出夺权必须联合[6]。经讨论，造反派将联合机构定名“新上海公社”[14]^:729，准备起草的宣言名《一月革命万岁——新上海公社宣言》[23][14]^:730。

在这一时期，其它组织曾经先后发动过四次全市性夺权[3]，但都被张春桥等人分化、镇压[17]^:285。

• 1月15日，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上三司”）联合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宣布夺权[3]，宣布接管市委和华东局[14]^:709，但张春桥不支持[14]^:713。
• 1月22日上午，上三司再次宣布夺权[3]，宣布自己联合了50个组织，再次接管市委[14]^:730。
• 1月24日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宣布夺权[3]，25日红革会收缴了23个机关的印章[14]^:737；28日至30日，红革会等开展了“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期间发生武斗[3][17]^:285；30日清晨5时，红革会得到“中央文革特急电”，“一·二八炮打”于是结束[17]^:286。此后红革会、炮司等被排除于夺权外[14]^:784。
• 2月2日，以二兵团为首的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大联委”）宣布夺权[3]。

2月2日，毛泽东建议上海临时权力机构名称叫“上海公社”[14]^:781，张春桥接到王力电话后，即向造反派议将“新上海公社”改建称“上海人民公社”，获得同意[14]^:782。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成立[1][14]^:800。后来由于毛泽东不赞成用公社之名，于2月23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14]^:805。张春桥为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等为副主任[24]。

1967年4月，山西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夺权誓师大会。

一月风暴爆发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影响，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山西（1月14日起）、陕西（1月16日起）黑龙江（1月31日起）、贵州（1月25日起）、山东（2月3日起）等省纷纷夺权[7][10][25]。中国大陆各省市都开展了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为目的的夺权运动，工人造反派在全国迅速崛起[7]。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全面夺权的新阶段[7][26]。

在一月风暴中，部份造反派组织由“红革会”领头，发起了“炮打张春桥”的行动，而不同工人造反组织之间发生了武斗[3]。有学者认为，上海的造反派组织不但没有完成夺权行动，相反却开始攻击“中央文革”成员、并掀起内斗[3]。

受一月风暴影响，全国诸多地区均爆发了夺权事件，但造反派内部常因权力斗争而分为两大派，互相对立，酿成“武斗”[2][8][9][10][27][28]。在夺权风暴中，派性斗争激化，武斗逐渐升级，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队和兵工厂，向军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夺取武器，并建立了工人武装，部分地区为维持秩序而施行了“军管”[9][10]。

1967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六·六通令》，试图纠正“打、砸、抢、抄”之风[29]。但到了1967年夏天，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全国武斗大规模升级[8]。

1967年2月11日、1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元老（合称“三老四帅”）对文革混乱局面强烈不满，批评中央文革小组在军队中鼓动造反、搞乱了军队[9][18][30][31]。期间，叶剑英曾当面质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30][31]：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16日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连夜整理好碰头会的记录，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17日上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18][31]。18日晚，毛泽东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人，并说道[31][32]：

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停职检查[31]。从2月22日至3月18日，中央接连召开了7次会议，对“三老四帅”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则将这次斗争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9][18][31]。此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而代之、成为最高权力机关[9][18][31]。

• 1967年2月3日，《红旗》杂志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这个革命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革命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6]
•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具有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在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挺身而出，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联合起来，于一九六七年一月自下而上地夺了旧市委、旧市人委中走资派的权力。毛主席及时地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接着，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毛主席继续总结了黑龙江等一些省、市的经验，确定了建立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革命群众代表参加的、实行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方针和政策，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33]

• 1988年，金春明认为：“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唯一符合事实的结论只能是：所谓上海‘一月革命’不是革命风暴，而是反革命逆流；不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而是一小撮坏人操纵利用的‘群众运动’；不是革命的大联合，而是一派包办；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发展的新形式，而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历史的教训必须吸取，这次反革命逆流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必须彻底肃清。”[17]^:287
• 2001年，何蜀认为：“1967年初的原始历史记录却表明，那时‘夺权’浪潮并非起于上海，而在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其实也并未夺得上海市的党政权力，这场所谓的‘一月革命’即使不算子虚乌有，至少也是名不符实。当时，毛泽东不理睬其他省市真正抢先夺得当地党政权力的造反派，却独厚上海那并无领先‘功劳’的工人造反派团体，凭空给他们‘御封’了一个‘一月革命风暴’‘发起人’的‘桂冠’。”[3]
• 2001年6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提到：“1967年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这场夺权斗争得到充分肯定。1月中下旬，各地掀起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一月革命”风暴。夺权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很快发展成“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 全面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各造反派组织为争权夺利，拉帮结派，争斗激烈，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2][34]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简史》认为：“‘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这种抵制和抗争，或表现为对批判、造反持消极态度，在各自的岗位上坚持工作和生产；或表现为对武斗、破坏持抗议立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严厉批评。1967年在老一辈革命家中爆发的二月抗争就是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