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稅之弊

明代的矿税，也可以称为坑冶之课，金银矿的开采都是官府主持开采。也有一些民采，但是要须经允许，其课额也重。张居正一死，明神宗开始亲政，为了增加内库的内帑和税收，向各地征收矿税银。根據《明神宗實錄》，明神宗臨終時遺詔中對礦稅之弊，表示悔意[1]，而《明光宗實錄》亦指出，明光宗登基後，立即下令停止礦稅，詔書中並指出礦稅弊處多項[2]。

一些學者分析道，明神宗本人愛財如命[3]，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為害最大的是“礦稅”一項，先後派出多批內璫徵收礦稅，幾乎遍佈中國各地，雖統名為礦稅，實際遠不限于礦業，兩淮有鹽監，廣東有珠監，搞得民不聊生[4]。《明通鉴》记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有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萬曆二十三年，御史馬經綸直言指斥明神宗“好貨成癖”[5]。萬曆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萬曆二十九年，直隸巡按安文璧對萬曆帝說“皇上以六合為帑藏，視此四萬金奚啻太倉之一粒”。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在此以前，皇帝的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又名「京庫折銀」或「折色銀」），即依靠南直隸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目前，关于矿税银的多寡存在两种说法，一说自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间，共收银300万两。另说，自廿五年至卅四年，共收银560万两，金一万二千两。根据明光禄寺宫膳底账《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包括矿税银在内的内库，需要用于皇宫开销的部分，除皇帝、后妃、宫女、太监以外，包括每日翰林院、文华殿、太医院、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人的日常工作餐。仅宫廷膳食一项，共需要负责约万人左右的饮食，皆由内库拨银。例如，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宫廷膳食开支12000两白银，人均约1两左右。而内宫各类，如宫女、太监等服务人员，日常俸禄则为俸米，并不由矿税银等拨用。

矿税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两，请拨内帑，明神宗批复同意[6]。万历廿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明神宗拨内帑，明神宗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7]。万历卅一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兩銀，明神宗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招数拨用[8]。

另外開徵礦稅的好處在於可以降低農業稅稅率，含矿税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廿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9]。

清人對此事記載，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论评论该事，稱为明代一大惡政[10]。

礦監稅使向皇室內庫共進奉白銀五百六十餘萬兩，黃金一萬二千萬餘兩，平均每年進奉白銀五十餘萬兩，黃金一千多兩[11]。也有學者指出，明神宗的生活花销还远不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水平。然而另一批人則認為，明代的白銀之購買力比清代高多了[12][13][14]。

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书中评价：

• 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