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稳

六四事件的发生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執政合法性造成了一定损害。为了保持执政党和社会的稳定，北京當局采取了重点关注“群体事件”[1]的策略[2]。

20世纪90年代左右，因为部分政府公务员腐败状况有所加剧，社会贫富差距也有扩大，认为公民基本权利和民生受到越来越不公平的待遇的国民增多等原因，部分底层国民采取不合中国大陆法律的行为以获得更多权益。对此，部分地方人民政府为诸如维持社会秩序或保持政绩良好等原因，没有积极回应并且对涉事国民进行特殊对待，即维稳。

1998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并于2000年5月1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立其办事机构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维稳是中国大陆党政干部政绩的重要考察指标[3]，其指导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

根據清華大學學者孫立平估計，中國大陸2010年有超過18萬宗如示威和騷亂的“群體性事件”，接近10年前數量的三倍。中國大陸2010年的维稳支出金額為5,490億元人民币，超越國防费用的5,340億元人民币。[4]

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以一个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杨舍镇东莱办事处徐丰村维稳一个上访户为例：监视上访户，每天12人，三班倒，每班4人，8小时一轮换。[5]

一些地方行政当局维稳费用部分被支付给类似安元鼎、秋菊山庄之类的黑监狱，作为他们违法押回上访人员的报酬。[6]

有意见认为，地方行政当局采用暴力对付不满施政行事的民众，折射出地方权力过大，会危及中央对地方的管治。真正的“维稳”应从管制权力入手。[7][8][9]

也有舆论批评政府财政有庞大的维稳支出，挤占了社保，医疗等这些本应大力投入的民生费用，长期来讲显然不利于社会进步，最终动摇国家稳定。[10]

还有意见批评习近平政權的「反恐」实际上是对维稳模式的扩大化、暴力化，以反恐带动维稳并无限度地强化维稳。[11]

王丹个人声称，尽管反对力量日益壮大，以至于零八宪章的推出，但中共利用犬儒主义等措施，成功地達到了打压反對力量成長的目的。[12]

《环球时报》则指出零八宪章属于伪造，指出该文件中的错误，称该文件为敌对势力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工具。[13]

• 丁學良：〈中國維穩體制是「次壞」選擇〉（2012）

• 6521行动（2009年）
• 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