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济原则和体系借鉴苏联模式，实行“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即注重发展重工业、执行计划经济及财产国有化[58]。1953年出台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公社为基本经济单位，在农村由公社集体管理农地和农业生产，部分公社更集体拥有农地和生产资料[59]。人民公社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亦称“大跃进”）落实在各地成立。人民公社制度的目标为移除私有拥有权，所有私人财产必须上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生产动力[59]^:18。第二个五年计划导致中国经济大幅下滑，亦引致大规模饥荒和减产。1962年，在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领导下，农村人民公社进行改革，其核算单位分为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59]^:18，及推行“三自一包”，此制度沿用至文化大革命。后来随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与党主席毛泽东之间出现分歧，前者在文革中更被打倒受迫害致死，政策被迫中止。

中国在革命時代经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其经济在七八十年代严重落后同地区亚洲四小龙的经济[59]^:27。尽管中国197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624亿元，比1965年的1716亿元[60]增加了一倍多，年均递增率达6.8%，并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依然不高，科学技术也整体上比较落后。而文革后，中共更出现了执政危机和信任危机。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鄧小平第二次重返中共领导层、进行了1975年整顿，而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等職務，掌握黨政軍的主要權力，进行了拨乱反正，并嘗試在各方面改革當時國内的經濟體制，將市場經濟引入中國的经济体制。

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濟的表徵，自1950年代开始的計劃經濟雖然在建国初期能够恢复經濟和推动初步發展，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其弊端也日漸明顯：對國内經濟的控制使政府和企業的職責不分，無視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的作用；一切以計劃為綱，無法適應消費群體的需要，制約商品經濟的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瓶頸。生產商品的數量都在計劃之中，購買商品還需要相應的商品票（如購買就需要有相應的糧票、鞋票、煤票、香煙票、布票、肉票、油票、糖票、豆製品票、火柴票、肥皂票、雞蛋票、自行車票等等的票證上千種。若按發行單位分，有全國通用、地方用、軍用），造成消費者即使有錢也難以買到需要的商品。

為儘快提升經濟發展速度，鄧小平與中共黨内的改革派開始逐一解決這些問題，並試圖改變人民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只能搞计划经济”的根深蒂固的印象。這場改革運動的目的是以維持社會主義制度和共产党执政不变為前提，改變生產过程中不適應生產發展的管理體制和政策，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這場改革的經濟方面在農村率先取得突破，隨之迅速在全國各經濟領域内推行。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驾马车”
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邓小平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胡耀邦 (中共中央總書記)
国家元首	葉劍英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 李先念（国家主席）
政府首脑	華國鋒 → 赵紫阳（国务院总理）

改革开放初期，鄧小平、胡耀邦和赵紫阳三人被並稱为領導中國走向改革開放的「三駕馬車」[61]，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彻底否定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方针，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决策[62]^:237-238。同时，全会还作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重新审查了中共历史上的一批重大冤假错案，重新评价了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邓小平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纲领性讲话中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63][64]^:278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此次全会以后，中国党和政府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1979年，在中共中央“指导下”，全国农村逐步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即“分田包产到户，自负盈亏”[62]^:315-316。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大平正芳一行期间，强调了“四个现代化”，并提出了实现“小康”的概念[65][66]。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引用了“小康”这一概念，并把它作为二十世纪末的战略目标； 在"小康社会"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65][66]

邓小平的首项改革措施在被全球许多共产党长期忽视的农业领域率先展开。在1970年代后期，食品的供应和生产非常缺乏，政府人员甚至认为于大跃进时期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可能会再度出现[67]^:8。邓小平反对实行农业集体化，他坚持强调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划给了农民。在新政策的保护下，只要将合同规定的部分粮食缴纳给政府，农民就可以正式管理他们自己的土地[68]^:355。这一举措使得1975年至1985年期间的农产量增加了25％，为其他领域的私有化创造了先例[68]^:355。与苏联经济改革时自上而下的模式相比，邓小平改革时自下而上的方法被认作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重要因素[69]。

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城市工业的改革也开始实行。政府引入了价格双轨制：1979年国有企业改革展开后，即便超过了计划配额，国有制工业依旧可以按照计划和市场的双重价格销售商品，这一措施解决了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短缺。此外，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的工业责任制允许个人或团体通过合约管理企业，这进一步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被中国共产党收购的私营企业首次被允许经营，它们在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升高[67]^:10。价格的灵活性业有所提高，服务业规模扩大[67]^:11。

深圳，改革开放中最为成功的城市和经济特区之一，它因发展迅猛而被称为“一夜崛起之城”，其发展速度被称为“深圳速度”。

自国民党时代以来，中国首次开放了外商直接投資。邓小平为外国投资设立了一系列经济特区。与其他地区相比，阻碍经济增长的官僚法规和干预措施对这些特区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些经济特区因此相对自由。这些地区成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引擎[67]^:11。经济特区的数量与规模持续扩大。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70]^:13，此后中国政府创办了更多的特区。

邓小平时代 （中共八大元老）
邓小平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邓小平 (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胡耀邦 → 赵紫阳 (中共中央總書記)
国家元首	李先念 → 楊尚昆（国家主席）
政府首脑	赵紫阳 → 李鵬（国务院总理）

在此期间，改革进程进一步加快。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71]。政府還在经济领域开放了更多地区：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的决议；中共中央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金三角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进一步扩大了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决定将杭州、南京、沈阳等140个市、县划入经济开放区，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72]。1992年8月，重庆、岳阳、武汉、九江、芜湖等5个沿長江城市，哈尔滨、长春、呼和浩特、石家庄、太原、合肥、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15个省会城市對外開放[73]。

香港回归纪念塔

1984年6月22日、2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谈话时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之内，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中国城市改革自此全面展开，重点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宣布实行百万大裁军，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路线，军队和军人在中国社会的地位有所降低。

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七五”计划，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1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又称“八六三”计划。《纲要》确定了7个领域中的15个主题项目，作为今后发展高技术的重点。12月2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

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谈及《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74]^:234-235。1987年9月，深圳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5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75]。10月25日至11月1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報告指出：「由於『左』的積習很深，由於改革開放的阻力主要來自這種積習，所以從總體上説，克服僵化思想是相當長時期的主要任務。」[76]^:16代总书记赵紫阳做《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12月，深圳市公开拍卖了一块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首次进行的土地拍卖[75][77]。

此期间的一个显着的发展是国家控制权力下放，让当地省级领导人尝试如何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名义上由地方政府控制的私人乡镇企业开始以牺牲国有部门为代价获得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在1985年、1988年和1992年成为问题[78]^:105。另一方面，私营化在1992年以后开始加速，私营部门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也在上升。中国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也在逐步深入：1984年和1988年时，中国政府将它称为国家部门的“补充”；但到了1999年，它被定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7]^:19。

后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李鹏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江澤民 (中共中央總書記)
国家元首	楊尚昆 (國家主席)
政府首脑	李鵬（国务院总理）

“……一看就明白是件什么事，毫不含糊，就是要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主要有两个，打倒共产党打倒社会主义，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所谓共和国……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是不是因为这次动乱，这十年就发生问题：正确性发生问题，正不正确。这十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制定的，包括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这个这个，发展的三部曲，正不正确……过去主要是过去十年，未来是一直到四个现代化目标实现。总结经验，我们哪些失误纠正；哪些方面搞得对的坚持；哪些方面搞得不足的加点劲。” ——邓小平，于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时发表。

1989年4月15日，曾为改革开放主要执行人之一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引发了北京学生的悼念活动[79][80][81]。悼念活动数日内演变为全国性抗议示威活动，参与者的诉求也变为了控制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员貪腐、政府問責、扩大新聞自由與结社自由等[79]^:274[82][83]。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定性此次事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动乱”。随后北京天安门广场等地爆发了大规模游行、抗议、示威、请愿以致绝食活动。直至5月20日，官方宣布在北京戒严，由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戒严令，集结军队向北京进发。

6月4日凌晨，解放军戒严部队开进北京，以武力强行驱散示威学生及群众，此次活动结束，后被称为六四天安门事件。此次事件，一方面引发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谴责和制裁，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恶化；另一方面使得当时以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失势，中国国内反改革开放的保守势力抬头，在当时对中国改革开放继续进行下去构成了很大威胁，并使改革开放面临着中断夭折的危险[84]^:11；中共领导层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和防止“和平演变”为名，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已经停滞甚至倒退。苏联等东欧共产党国家全面崩溃也加剧了形势的严峻性。 江澤民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前三年（1989年至1991年）疏遠喬石、李瑞環等中間偏右派，靠攏左派[85]。政治上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在經濟領域，他依靠姚依林、宋平，全面執行陳雲的鳥籠經濟路線，搞「治理整頓」，打擊地方、鄉鎮經濟。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已经卸任所有职务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广州、上海[86]并发表重要的“南巡讲话”（后官方改稱“南方談話”，又称九二南巡或邓小平南巡）。这些讲话要求中国共产党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声称“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87]，并认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九二南巡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又一个转折点。此后不久，经济改革政策复苏，政治改革进程则基本停止。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74]^:373；“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搞上去，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1992年3月9日至3月10日在北京召開全體會議，由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主持，討論中國改革和發展，強調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執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沿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會議認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根本任務，為此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88]^:1。社會主義國家崩塌也給中國改革政策很大影響。政治局全體會議強調，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勇於創新，敢於試驗，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判斷姓「社」姓「資」，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88]^:2。

1992年6月，江澤民在中央黨校對省部級幹部進修班講話，深刻領會和全面落實鄧小平重要談話精神，表明「左」的表現主要是停留在過去對馬克思主義某些原則、某些本本教條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過去對社會主義一些不科學認識上，或者停留在改革開放前那些不正確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客觀實際，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開放，甚至認為搞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仍用過去那種「階級鬥爭為綱」思想來影響以至衝擊經濟建設為中心；表現右主要是懷疑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動亂，企圖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和改革開放正確方向[88]^:35-40。然而，此時正逢蘇共解體，中國共產黨分析認為過度進行政治改革，而不全心在經濟改革上，最終會導致失敗，於是很快中共便確定開放方向。歷史上「左」錯誤泛濫時間長、影響深，帶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迷惑人，需要提醒領導幹部要特別注意防止「左」干擾，是妨礙生產力發展原有模式和做法主要阻力[88]^:41。同月，李瑞環宣傳貫徹鄧小平重要談話，說經濟建設中心地位一百年不變，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搞「自我中心」、兩個中心或多中心，妨礙和干擾經濟建設發展；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須強化為經濟建設服務，自覺服從和服務於經濟建設；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要通過各種方式、方法和途徑，使群眾了解自己利益與責任，自覺為自己利益而奮鬥[88]^:47-54。同月，榮毅仁（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董事長）堅持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開放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實踐，靠實事求是；鄧小平提出，要抓住機遇，發展自己，改革開放膽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使中國經濟發展隔幾年上一個台階，同時提出「不是鼓勵不切實際的高速度，還要扎扎實實，講求效益，穏步協調地發展」[88]^:57-62。

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1992年后，改革开放的路线基本确定，中国從上到下进入了一个周边国际环境基本和平，国内社会維持稳定，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阶段，“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均得到了全面实施和基本完成。

江李朱體制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江泽民，李鹏，朱镕基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江澤民 (中共中央總書記)
国家元首	楊尚昆 → 江澤民 (國家主席)
政府首脑	李鵬 → 朱鎔基（国务院总理）
历史
议会任期	1992年至2002年
就任时组成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
卸任时组成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前任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继任	胡温体制

90年代初，邓小平强迫中顾委主任陈云、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等保守派元老退休并开始实行彻底的改革[78]^:114。邓小平在生前经过精心挑选后，将他的接班人定为两位热情的改革者——江泽民和朱镕基。同時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此後中國國企陸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89]。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著名的九二南巡，使得因为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放缓甚至停滞的改革开放重新提速。受该因素影响，虽然邓小平于1997年逝世，改革开放依旧得以进行下去。[44][45]

此后，政府于1997年和1998年展开了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除了少数大型垄断企业，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遭到了清算，原属于国企的资产均被出售给了私人投资者，工人则大量下岗失业。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1999年澳門政權移交，港澳都回歸到中國的版圖。

2001年至2004年间，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48％[90]^:573。此同时，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还降低关税、削弱贸易壁垒、制订更开放的法规；对银行体系进行改革；废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福利制度（如公费医疗、福利分房等）；将军事企业和解放军强行分离[78]^:116；减轻通货膨胀；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些举动引起了一些群体，尤其是私有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不满[78]^:128，但也为中国创下了良好的经济格局。

到了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比重占到了49.7%，外商和港澳台的比重占到了15%左右[91]。这一比重在此后继续扩大[92]。同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世界第二的经济体[93]。但是，在石油业[94][95][96][97]和银行业等行业，国有垄断企业仍然存在[98]。

胡锦涛－温家宝体制 （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胡锦涛（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府首脑	温家宝（国务院总理）
历史
议会任期	2002年至2012年
就任时组成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
卸任时组成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
前任	江李朱体制
继任	习李体制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倾向改革的江泽民和朱镕基等领导人开始卸任领导职务，倾向保守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开始逆转原先的改革措施。观察员发现该届政府的政策加入了更多“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成分[78]^:129。胡温政府增加了对医疗保健部门的补贴和控制[99]；停止了私有化的进行[100]，中国经济被自由派媒体评价为整体呈现出了“国进民退”的趋势[101][102]。

为应对2007年-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温家宝于2008年出台四万亿投资计划，这项投资造成了产能过剩[103][104]、通货膨胀[105]、巨额地方债务[106][107]、银行坏账、生产率水平下降等问题，中国的经济结构为此遭到了长期破坏[108]。许多学者都对其持负面评价[109][110]，只有林毅夫等极少数学者支持该计划[111]。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入商品房市场，房价暴涨了数倍[112][113]，诱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和家庭问题[114]。

评论者认为朱镕基时代三大改革所积累下的财富在胡温体制下消耗殆尽[115]。拥有特权的国有部门是政府投资的主要受益者，在新体制的推动下，大型“全国冠军”发展迅猛，拥有了与国外大公司展开竞争的能力[100]。

习近平－李克强体制 （现届中央领导集体）
组织与人物
国家领袖	习近平（中共中央总书记）
政府首脑	李克强（国务院总理）
历史
议会任期	2012年11月开始
就任时组成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前任	胡温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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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上台执政。随后，中国共产党扩大控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导致至少288家公司修改公司章程，反映了中共新的企业管理政策[116][117][118][119][120]。

2013年以后，“全面深化改革”在各种政府文件和新闻中出现，被媒体解读为“中国改革新程的总纲领”[121]。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与前几十年的“改革开放”相比省略了开放二字，或许意味着持续了三十五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1978至2012）已经结束[122]，但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却声称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习近平也在诸多公开场合明确宣告，中国将继续对外开放，且会加大开放幅度[123][124]。

201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开始推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部分国务院机构虚级化，由中共的党内机构承担实际职责。有学者认为本次机构改革是中国政治回归改革开放前“党政合一”的体制，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国务院权力被削弱，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领导。[125]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有观点认为此举终止了邓小平时代开始实行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不但破坏了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更让习近平有机会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终身领导人和独裁者[126][127][128]。但也有支持观点认为，这样会使中国的政局长期处于稳定状态，让改革发展的相关政策不会因为政治不稳定而影响实施。对中国接下的发展来说，具有非常积极有效的影响。

习近平在会见外国政要和中国官员时曾经解释，他“个人反对”终身制，修宪废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是因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实权职务都没有限制连任次数，为了避免他担任的三个职务之间存在任期冲突才推动修宪。不过习近平没有说明他会不会担任第三届或者更长任期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129]。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表彰了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员，向他们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向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130]。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开始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在改革前的时期，中国农业的绩效极差，粮食短缺现象十分普遍[131]^:478。中國大陸農村地區自1958年北戴河會議後建立了全國範圍的人民公社，將農民手中的一切個人財產與生產資料劃歸公有，生產生活的指導權過於集中，並且在產品分配上採取了较为絕對的平均主義來分配，造成“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坏一個樣”的局面，雖然這種體制在產品相對充裕時可以有效地減少自然災害為個人帶來的損失，但也挫傷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1978年，中國安徽省面臨旱災，當地鳳陽縣小井庄、小崗村等地的農民決定實行包產到戶，均分小隊下轄的土地與勞動工具，展開自負盈虧的農業生產——這在人民公社下是屬於私分共有財產的重罪。然而這兩個村在當年的農業收入中就創造了驚人的成績，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報至中共中央，雖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依然規定不得私分田地，但這種行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兩省便已試行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並取得了在災年農業生產超過往年的成績。

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公開支持了這項措施。不久，在中國所有的農村都開始強制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要形式的的體制轉變，這種決定在堅持土地最終所有權為國家的情況下，許可農民自行生產、自負盈虧，只繳納部分農業產品。並鼓勵農村發展鄉鎮企業和農業副業，向專業化、商品化的方向繼續發展，並廢除了不適合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 名义上新体制使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农村开始富裕起来；实际数据表明，改革后，农业产量增速放缓，农业基础设施成为无人料理的公共物品，随着农业生产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拉大，由于信息不对称，孤立的农民无法了解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无法形成对农民有利的农产品市场，农业收入下降；而原有的农村乡镇企业被乡镇领导私自占有后迅速发展起来。

同時，人民公社的解體也導致了原本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迅速消失，造成了中國農村和城市地區的進一步分化。並且在包產到戶以後，小農經濟不再適合農業集體化，公社時期大規模建造的水利灌溉設施，由於無法召集大規模人力維修，而不斷破損。同樣在公社時期的大規模新墾高產、穩產田運動，也無法繼續。集體化的消失也打斷了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村逐漸開始發展的機械化，在另一個層面上使得農村更加落後。不僅如此，公社解體後，傍依公社生存的部分鄉鎮企業也無法繼續經營，最終全部破產或者通過改制而私有化。

多数人認為中國農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当时佔全中國人口70%以上的農民逐步擺脫了貧困，並促使部分農民先于其他地區先富裕起來。同時農業的改革雖然在初期颇有成效，但隨著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逐渐深入，農村的發展开始低於城市地區的發展速度甚至至今两者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这導致中國出現了令世界關注的貧富分化現象——這在強調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是難以想象的。由於步入20世紀，90年代來中國政府並沒有對農村地區貧富分化抱以足夠的關注，事態逐步成為中國迅速發展，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全面復興的最大障礙——三農問題。

自2002年以來，中國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號文件連續強調三農問題對中國建設的影響，中國政府也開始重新調整農業地區的政策。

2006年，中国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终于结束，经改革开放农业改革，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經濟（尤其是國營經濟）佔據了90%以上的工業總產值。而且企業的生產經營脫離市場，一切產品生產由政府下達訂單；而掌握企業主導權的並不是工廠廠長，而是國家委派的幹部——公方代表或上级党委委派的党支部书记。無論是國營企業還是極少部分的私營企業，工人一律不得被辭退，也沒有相應的破產措施，部分虧損嚴重的企業只得由國家背負這些不良資產。缺乏競爭、不負盈虧的企業主觀上沒有研發新科技、擴大再生產的動機，結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資本主義國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帶來的機遇，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

農村地區6年多的改革令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改革帶來的巨大動力，轉而着手對中國城市經濟進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發表《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標誌著城市改革的開始，並在1985年全面展開。

鄧小平在1977年全國科學技術大會上便提出以科學技術帶動社會生產力。1985年的改革更進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計劃經濟理念：政府一方面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政府認可了私營企業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和所處地位，並鼓勵非經濟成分進一步發展以帶動中國經濟，打破了中國經濟成分一枝獨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寬私營企業的經營自主權。將企業納入宏觀經濟的管轄範圍内，與市場調節作用相結合；對於生產盈利不再堅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轉而以按勞分配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堅持共同富裕為代價換來了企業的生產活力。對國有經濟成分進行改組，由政府絕對控制經營轉為政府擁有企業的絕對決策權，將一半經濟活動權下放給企業，支持並鼓勵負債企業兼併或破產——這極大地動搖了工人心目中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形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政治地位極高的工人群體被改革開放引入的政策所衝擊，伴隨着各地國營企業的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中国政府引入下崗再就業政策（譬如“红帽子工程”），大量減少了失業人口，缓解了工人的不满[132]。

城市改革取得的進展一度成效不大，反而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抛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内民眾的思想混亂。加之1985年以來政府不斷放寬思想言論控制，原先身為“封資修大毒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開始被部分知識分子所接受，對西方民主的嚮往與追求成為日後兩次大規模民众運動興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后，政府再度放緩城市改革步伐，轉而開始控制國内混亂的思想。1992年過後，政府再度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並不斷將各種政治決策公開化，並設立聽證會以便于民眾參與政治決策。

自1989年發生「六四事件」後，蘇聯、東歐和東德共产主义阵营随之垮台，中國政府的立場日趨保守，政治改革步伐放緩，黨内也出現了重提階級鬥爭觀念的聲音。為維護改革開放的大局，邓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視中國數個設立經濟特區的省份，發表了事後稱為“南巡講話”的發言，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個人威望重新將改革開放的政策穩定下來，並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政策的“兩個基本點”之一。這場講話確保了今後中國政府既定國策的穩固，也逐步將中國經濟實力帶上一個又一個新臺階。

上海证券交易所（SSE）

20世纪90年代，金融业自由化[133]^:339。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服务业被解释为可开放的，外商投资获准；零售、批发和分销的限制也已经结束[134]^:657。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业和电信业也向国外投资开放[134]^:658-659。

中国的银行业由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主导，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和垄断的[135]^:522[136]。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由于国家管理效率低下，这些金融部门被普遍视为中国经济的累赘[137]^:866。不良贷款主要由地方政府和无法盈利的国企出于政治目的进行[135]^:523，尤其是保持低失业率的政治目标，是金融体系和经济的一大拖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后对这些银行展开了资本重组。2000年，这些银行在GDP中的比重高达22％以上；到了2006年，它们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到了6.3%，总额约为1,600亿美元[135]^:528。观察家们建议通过银行体系私有化来解决该问题，4家银行在股市上市时，这一建议得到了部分执行[135]^:530。由于中国的两大金融交易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只占到GDP的11％，因此在筹集资本方面相对无效[135]^:514。

到20世纪80年代，广告在实现邓小平推进的现代化目标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中国政府仍然在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理想上大作表面文章，但这并没有抑制消费主义的增长[138]。

1978年11月，邓小平出访新加坡，与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举行会谈[139][140]。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承认并改正了两个错误：一是改变保守自闭，主张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二是接受李光耀的建议，不再搞革命输出，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对外关系[14][15][16]。此前，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尤其在毛泽东时代）在东南亚地区大力输出共产主义革命，援助了包括印尼共产党、马来西亚共产党、越南共产党、柬埔寨红色高棉、老挝共产党、缅甸共产党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组织和游击队，导致部分地区排华情绪严重，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6][141][142][143]。改革开放后，为了对抗苏联，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依然对柬埔寨红色高棉提供了长期军事援助[144][145]。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又提出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善于守拙”、“有所作为”等中国的外交战略，后被归结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八字战略方针[146][147][148]。

深圳下四區被劃為特區而大幅成長大廈高樓林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9年以前對外貿易值只佔經濟比重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情况源自于毛澤東“内無内債、外無外債”的政策。但一些海外華僑的主要集散地廣東、福建經常有一些華僑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開辦工廠。1979年，中國政府決定放寬對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廣東、福建兩省的對外經濟活動的三來一補特殊政策。1年后在鄧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宣佈改制為對外經濟特區。

1979年1月31日，深圳蛇口工业区正式建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试验区，在袁庚等人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出了“蛇口模式”、诞生了知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此后向全国推广。[149][150] 1984年1月，邓小平首次考察深圳，肯定了“深圳速度”，认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51] 1980年代，在袁庚的推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招商银行、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平安保险，先后在蛇口成立。[150]

位于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的知名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參考的發展经验，將加工裝配、合資經營作為主要的外貿形式，並許可了少量外商獨資企業存在，意图從中學習領先的科學技術和優秀的經營方式。改革開放的四個試點城市的发展模式在1984年鄧小平南下巡視時被给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進一步開放了广州、上海、天津等14個作为“沿海開放城市”，並將環渤海地區、長江、珠江、廈漳泉三角洲地區辟為經濟開放區。對外開放的4個試點在很短的時間内就取得了驚人的進步，深圳從一個泥灣村落發展為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榮都市。其餘三地也成為80年代初中國經濟的巨大亮點。隨後開放的14個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經濟增長。1988年，感受到對外貿易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后，中國政府將海南单独设省后全省對外開放，成為中國最大的對外開放區。同時對外開放的地點也隨著沿海向内陸地區發展。而現在各省各市均有權規劃土地，並在國務院批准后設立對外開放區。这成為刺激中國經濟起飛的一大因素。

不過改革開放初期，出於對共產政權的不信任，加上中國自1949年開始，在對外交流方面，接近鎖國狀態，很少人對當時中國有所了解。因此中國改革開放湧來的外資，最初是以香港資金（港資）佔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152]。直至2011年全年，名义上港資仍佔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153]（实际上一部分港资来源于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内地本身）。

1978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考察团前往欧洲五国考察，包括法国、德国、瑞士、丹麦以及比利时，前往学习发展经验、介绍中国市场。[154][155]1978年10月，邓小平率团访问日本、考察学习，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此后中日两国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和合作迅速增多。[156][157]邓小平在访日期间谈到：“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156][158]

改革开放期间，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法表示支持、并提供了包括无偿援助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援助，截止2009年中国接收的无偿援助近67亿美元（约469亿人民币）。[19][20][21][22][23][24][25][154] 与此同时，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截止2006年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0多家进入中国市场，也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开辟了海外市场。[12][13]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发达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援助

国家	援助开始	援助终止	援助内容
日本	1979年	2018年	截止2018年10月，日本宣布终止对华援助，近40年来日本通过其政府开发援助计划（日本对华ODA），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援助国，对华援助总额达3.65万亿日元（折合约230亿美元），还包括众多技术、理念和人才的支持。[20][21][159]其中，中国的三北防护林、北京首都机场、北京地铁一号线、重庆轨道交通单轨二号线、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等项目均得到日本方面的援助。[19][20][21][160] 截止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而根据日本外务省官方数据，日本通过ODA向中国提供了33164.86亿日元（约2638亿元人民币）的开发优惠贷款、1557.86亿日元（约124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1739.16亿日元（约138亿元人民币）的技术合作资金，总金额高达36461.88亿日元（约2900亿人民币）；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占中国总外援的66.9%、涉及项目达200余个。[24] 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美國美国	1980年		截止2019年6月，依据美国政府数据，2018年美中贸易逆差达4100多亿美元，而中国政府数据显示为1500多亿美元。[161] 截止2012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56亿美元，涵盖藏人社区文化保存、艾滋病预防与治疗等30余种援助项目。[24]1999财年-2012财年，美国对华援助总额约为5.36亿美元[24]；其中，2001年，在美国的协助下，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62][163]。 截止1998财年，美国对华援助达1941万美元。[24] 1979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德國	1982年	2010年 （传统）	截止2019年，德国向中国提供的发展援助已达100亿欧元。[23] 截止2011年，德国向中国提供了12.1亿美元无偿援助、中国成为了德国政府对外无偿援助的最大受援国。[24][164] 2010年起，德国正式停止对华传统援助，但德国经合部仍通过其区域合作基金对华开展合作。[164] 1982年10月13日，中德两国政府签署了技术合作总协定，德国政府开始对华提供无偿援助。[164] 1972年，德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65]
法國	2004年		截止2009年，法国开发署向中国提供的无附带条件贷款总金额达5.52亿欧元。[24]主要用于能源、公路、铁路、电站等项目建设。[24] 2004年10月，中法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与法国开发署合作框架协议》，法国开发署每年对华提供总额约1.2-1.5亿欧元不附带条件官方发展援助贷款，主要用于改善全球大气环境领域项目。[24] 1964年，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英國	1997年	2011年 （传统）	截止2013年，英国向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达2.3亿英镑（折合人民币达23亿元），中英已开展合作项目24个，领域集中在卫生、教育和环境及气候变化三个领域 。[24][166] 2011年3月，英国宣布结束传统对华发展援助，6月两国政府签署新型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但英国国际开发事务部的数据显示，英国2012年仍然向中国提供了2740万英镑（约合2.7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24] 1999年，中英两国政府签署《发展合作谅解备忘录》。[167] 1998年，英国国际发展部制定的《英对华无偿援助新战略》，国企改革、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普及教育四个领域为其援助重点。[167] 1972年，英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也对中国大陆提供了大量资金、技术、人才、理念等重要支持。[26][27][28][29][30][168]香港資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貢獻包括：内地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内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资、合作企业，第一家五星级饭店，第一条合资兴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块土地的拍卖等等，在改革开放史上佔了重要的印记。中國改革初期，以香港資金（港資）佔最大比重，達百分之八十[152]。

台商亦开始以外商名义或较为低调的方式进入大陆投资，有更多台商以港資或香港註冊公司名義進入中國投資。

今日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標語

直至2011年全年，港資仍佔外資比例達66.3%（投資金額770.11億美元），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153]。港澳在广东省的投资项目超过10万个，实际利用资金1200亿美元，占广东省实际外来资金的三分之二，其中绝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促使粤港澳形成了以广东为加工制造基地、港澳为购销管理中心的獨特格局。数以万计的港澳投资企业在广东各地蓬勃发展，数以百万计劳动力受雇于港澳投资企业。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具竞争力的动态化产业集群、开放型，影响世界的加工制造业基地。深圳市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和年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中，约80%是港商投资或参与投资的。2017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了11426倍，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香港資金的投资，迅速推动广东从农业为主的省份發展成工业发达的经济大省。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省份排名第第5位逐渐成为第1位，至1989年起保持至今。

广东省因贪污已落马的副省长万庆良说「广东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粤港澳合作的历史。广东30年的发展离不开港澳强有力的支持，离不开港澳资企业率先进入广东，率先投资、率先发展。香港人澳門人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为内地输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更新了管理文化。」較為熟悉的例子是港鐵公司，促进了许多领域的观念更新。中國改革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缺乏优良的货运设施和海外贸易网络，而香港当时已经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硬件设施和一流的贸易人才。目前，香港是内地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在资金、技术输入的同时，香港資金更为改革开放输入了许多先进的发展理念、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促进了观念更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国外有专家认为「内地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香港这样一个成熟的、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可以借鉴，并为改革的启动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169]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内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不仅是因为宾馆硬件设施完备，更重要的是從一开业便打破当时的惯例，对所有普通市民开放，其服务意识、管理模式，都令当地政府官员和市民大开眼界，引发观念的更新，对广东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接受采访时总结说「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一条有效利用外资尤其是港澳台资金的资本积累和发展之路。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每一天的变化，都有港澳同胞的奉献。」四名港啇投資的华南城国际工业原料城是占地1.5平方公里的工业原料及成品交易中心，集信息交流、展示、交易、仓储、货运、配送以及金融结算功能于一体，其规模之大、经营范围之广，堪称国内之最。随着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後，港資在内地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快速发展。香港智经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认为，「CEPA开启了香港和内地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动的大门，制度安排为经济整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169]

台灣對中國大陸地區投資巨大，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導致西方禁運、當時在中國投資方只有台灣，但由于两岸尚处于对抗时期，台湾对两岸经贸往来限制严格，有许多台资与港资合资的方式到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甚至直接就在香港注册后以港资的名义来到大陆。初期的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像制伞、制鞋等。1989年，台资对中国大陆投资项目只有540个，协议金额僅5.5亿美元，实际利用资金更低至1.5亿美元。台湾于1990年正式公布《对大陆地区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有条件开放台商间接对大陆投资，促进了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发展。它們以“台湾接单、大陆加工生产、产品外销”為经营模式，平均外销比率达85%。

台灣實際開始大規模投資始於1993年邓小平南巡後。1992年到1994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计2.3万家，协议金额200多亿美元，实际投资额75.8亿美元。从1993年台商赴大陆投资第一波高峰开始到两岸经贸论坛，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企业已达6万家，累计投资金额约2000亿美元[170]。目前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2014年两岸贸易额为1983.1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0.6%，其中大陆对台出口462.8亿美元，自台进口1520.3亿美元，大陆与台湾贸易逆差达到1057.7亿美元[171]。

中国生产商标（MADE IN CHINA）已经占据世界民生商品20%以上，成为世界工厂

邓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继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顶住了来自国内保守派的进攻，成功地将改革开放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基石之一，并不可逆转地将中国带入世界经济中，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从1978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一个尚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与世隔绝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繁荣，有着活跃市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减少了当时世界近1/5的贫困人口。中国也在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飞速前进，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力量大幅增强，2019年GDP超过14万亿美元，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显著提高。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中国崛起无疑是21世纪国际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支持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出现变化，人民观点逐渐多元化，“网络民意”的现象大量出现。不过，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开放之余，认为为了和平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不愿意对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做太大的改革变动。在言论自由方面，与之前有一定程度的放松。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一些质疑，支持者认为，从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表明了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苏俄前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允许社会主义存在部分资本主义、恢复市场、货币关系，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恰恰表明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

不过也有批评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摒弃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转化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现状更像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也常被外国专家和领导人提及。北朝鲜则一度批评中国是走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以越南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是积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另外，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共内部左右两派的分歧扩大，有人认为，中国要实行多党政治，只需将中共一分为二。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有些人认为应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些人认为应将中国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改革开放使中国大陆的经济快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平均每8年翻一番[172]，从占世界经济1%到2017年的15%，仅次于美国的21%，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扣除价格因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17年比1978年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外汇储备全球第一；成为世界最大贸易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家和出口加工制造国。

债务地图=（外汇和黄金储备） - （债务外国人）（资料来源：201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成功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产值在总量上已经超越了国有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重的重要拉动力量。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越德国；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2018年，中国GDP折合13.6万亿美元，2019年超过14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则达25.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引进外资同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中国为全世界吸引外资金额最多的国家（港、澳、台资金的引入亦被算作外资），而对外贸易规模也位居世界第一，同时中国成为美国国债（除美国本国以外）最大债权国。

從開始改革開放的1978年到2019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225美元增長到10276美元，增长超过45倍，东部部分沿海省市等人均GDP已突破两万美元，对于14亿人口的体量人均能突破一万美元，表明中国经济规模和影响力巨大。[5] 2007年，广东省GDP总值超越台湾，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GDP总值超越台湾的省（個人平均仍遠低於台灣）。2012年之后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的GDP也先后超越台湾，其中广东达到两倍以上，2018年四川和湖北的GDP数值也超越了台湾。 2019年，中國外匯儲備約3萬億美元。中国多项经济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四十年来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已从20%上升到60%以上，而实际上由于大量农业人口进城打工，所以中国实际上的从事非农业人口比例更高。但很明显的，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成功转型为工业化国家，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创造的GDP占比经济总量的90%+。

改革开放对于海外的影响（特别是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深远。如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几乎就是翻版的改革开放政策；古巴在2019年的宪法公投中通过了新宪法。新宪法明确古巴政府承认私有财产，并认可外国投资。同时也对政治制度做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革[173][174][175][176][177][178][179]；即使是依旧施行计划经济制度的朝鲜，也参考了中国改革发放初期的经济特区模式先后建立了开城工业园区、罗津先锋经济特区和新义州特别行政区。金正恩上台后，朝鲜的私有经济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总体来说经济开放的程度依旧非常小[180]；老挝则是早在1986年就施行了改革开放。不过因为受越南的革新开放政策影响，导致其大量国际投资进入越南而并非老挝。导致其经济发展非常缓慢[181]。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182][183]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八二宪法》，该宪法也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收入了许多宪政主义的内容和条款，为改革开放奠基。[41][42][43][44][45]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速，中国社会出现了官倒、权钱交易、腐败、特权等种种问题，经济改革亦受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34][35][36][37]1986年上半年，邓小平再次提出“政治改革”并启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研讨和制定，同年9月“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34][184][185][186][187]

邓小平的政治改革出发点是，在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实行党政分开、提高行政效率、革除官僚主义弊端、推动经济制度进一步改革等，但不能照抄西方的宪政制度，他强调“要搞一个增强行政效能的体制，讲民主必须要和法制联系起来讲，把法制搞起来，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我们的行政机构应该很有效能。 ”[188][189][190][191] 其他人士还公开提出了“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司法独立”等西方宪政主义的架构。[192][193]虽然这些与邓小平等人的中共官方改革观点可能有所不同，但在当时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下，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抑制与打压。[192]

但随着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爆发，政治体制改革也近乎停止，赵紫阳、鲍彤等中共中央改革派高层被撤职、而权钱交易、腐败、特权、垄断等问题并未得到持久、有效的解决。[42][43][194]改革开放的进程也因六四天安门事件而放缓甚至停滞，直至邓小平九二南巡后才重新提速。[42][43][44][45]

1980年代出现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政治运动。1983年开始的严打，在提升社会治安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多冤假错案，引发了一定争议。同年，中国大陆的左派保守势力主导开展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1986年底-1987年上半年，八六学潮爆发、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总书记一职，左派保守势力借此主导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后赵紫阳说服了邓小平，才结束这场运动。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缺乏自主技术、贫富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环境污染等等诸多较为严重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仰仗“中国模式”这一论断是一种谬论和误导，中国并非一个创新型国家，其体制存在着威权主义、欠缺自由等诸多缺陷，而自主创新能力依赖于自由，故该模式并不能可持续发展。[31][32][33][46][47]

• 中国的发展模式缺乏自主创新技术，高新技术产业长期缺乏关键自主技术，存在对外依赖度过高的问题。[195][196][197][198][199]
• 中国的贫富分化现象较为严重，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12月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8、属于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自1990年起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35上涨到了2015年的0.5。[38][200] 而中国大陆还爆发了“农民工问题”，2010年以来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许多社会低收入人群逐渐构成了新兴的“蚁族”阶层另与此同时国的城乡差距逐渐拉大，1996年起“三农问题”被正式提出。[39][201][202][203]
• 20世纪90年代起至2019年，中国大陆主要经历了四次越发严重的产能过剩，钢铁、煤炭、冶金等行业供大于求，造成大量企业亏损。[204][205][206]
• 2010年以来，中国大陆各大城市的房价飙升等问题也日趋严重。[207][208][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