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达利

达利一家在1910年的照片，从左到右分别是，达利的姑妈玛丽亚（Maria Teresa），母亲，父亲，达利，阿姨凯瑟琳（后来成为达利的继母），妹妹安娜（Ana Maria）和祖母安娜。

萨尔瓦多·达利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的菲格拉斯。达利的哥哥也叫萨尔瓦多（生于1901年10月12日，洗礼名为萨尔瓦多·伽罗·安塞尔莫），在达利出生9个月，1903年8月1日前死于肠胃炎，这对达利的世界观影响很大，包括人格危机，导致他一度认为自己是死去的哥哥的复制品。他的父亲萨尔瓦多·达利·古西是一名中产阶级律师和公证员[2]。妻子费丽帕·多梅内克·菲蕾丝缓和了他的严厉的教条，并鼓励达利的艺术热情。[3]达利五岁的时候，父母将达利带到哥哥坟墓前，告诉他，他是哥哥的转世[4]。达利相信了这个说法[5]。

达利还有一个小他三岁的妹妹，安娜·玛利亚。 1949年她出版了一本关于她哥哥的书，书名叫做妹妹眼中的达利。 童年时，达利与很多后来成为巴萨赛罗那足球俱乐部球员的人结交，比如艾米利奥·萨吉·里尼安， 和约瑟夫·萨米迪尔。 假期的日子里，在逐渐兴起的卡达克斯市， 三个小伙伴常日一起踢球玩耍。

1916年达利在一次与家人在卡达克斯的旅行中第一次了解到当代艺术。在那里他认识了雷蒙·皮乔特一家。[2]拉蒙是一名当地艺术家，常常到访当时的艺术之都巴黎。在雷蒙的建议之下，达利的父亲将他送到胡安·努涅兹的绘画课上学习。第二年，他父亲就在家中的一栋房子里用达利的炭笔画作品举办了一次画展。1919年，年仅十四岁的达利分别在菲盖拉斯市政歌剧院和巴塞罗那参加了当地艺术家集体画展，后者由巴塞罗那大学赞助，并由校长亲自为他颁奖。

当达利就读于拉蒙·蒙坦内尔学院七年级时，与几个朋友一同编辑了杂志《本科》。杂志中包含插画，诗歌和一系列关于戈雅、委拉斯开兹和列奥纳多·达芬奇等画家的文章。

1921年2月，达利的母亲死于乳腺癌。当时达利年仅16岁。后来达利表示，母亲的去世「是我这辈子受到的最大的打击。我爱戴她。我没法接受失去她的事实。她是我的依靠，是净化我灵魂，使我灵魂的污点消失不见的人……」[6] 母亲死后，达利的父亲续弦娶了亡妻的妹妹。 正是达利对其阿姨的爱与尊敬使他没有抗拒这场婚姻。[2]

达利和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曼·雷在巴黎，1934年6月16日。

1922年，达利离开了著名的马德里学生公寓[2]，开始了在圣费尔南多皇家美术学院的学习。身高1米72[7]的达利凭借他的怪诞的风格和花花公子的行径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他当时留着长髮和连鬓胡子，一副19世纪晚期英国社交界的打扮。

然而，真正让达利名声鹊起的是他的画作。他在画作中探索立体主义，并吸引了后来成为西班牙艺术界杰出人物的注意，比如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和裴宾·贝约·卜牛尔。然而在那个时期，达利很有可能并不完全理解立体主义的原则，他的理论源泉是仅限于出版物刊登的文章和毕肖特给他的一本目录，因为当时在马德里并没有立体主义画家。

1924年，还没有出名的萨尔瓦多·达利首次为一本书做了插画。那是一本加泰罗尼亚语诗集《里尔的巫婆》。作者是达利在公寓里的一个朋友，诗人卡洛斯·发杰斯·德·克里蒙特。达利很快熟悉了达达主义，并在后来的艺术生涯中影响巨大。在公寓的日子里，达利还与年轻的洛尔卡交往深厚，但这段交情最后以达利拒绝了这位诗人的示爱而告终。

1926年，在期末考试前不久，达利因煽动学生闹事而被暂令停学而被学院开除。[8][9]他绘画的纯熟技巧通过1926年完成的《面包篮》可见一斑。[10]同年，达利第一次去了巴黎，在那里结识了令他深深敬佩的毕加索。当时毕加索已经从祖安·米羅那里听到很多关于达利的赞誉。在随后几年达利发展个人风格时，他的作品深受毕加索和米罗的影响。

早在1920年代，一些贯穿达利一生作品的风格就已经初现端倪。他从各种画风中汲取营养，从古典学院派到最具开创性的先锋派。[11]古典派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拉斐尔，布龙齐诺，苏巴朗，弗美尔，当然还有委拉斯開茲。[12]他有时在不同作品中分别使用传统和当代绘画技法，有时又在一幅作品中将二者融为一体。1927年，达利参加了"伊比利亚艺术家协会"，从那时起开始在马德里，达尔玛等地的画廊举办画展，他在巴塞罗那举办的画展吸引了社会上极大的注意力，被当时人们认作新一代画家中最有前途的天才之一，人们对他的关注有赞美也有争议和批评。[9]

在这一时期，达利模仿大师委拉斯開茲蓄了显眼的翘胡子，这成为日后他个人特征中的一部分。

1929年，达利与公寓好友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合作编导了充满争议的短片《一条安达鲁狗》。[13]这部作品表现了超现实主义想象的独特场景。达利承认在短片拍摄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这并未被当代报道证实。[14]同年8月，25岁的达利从巴黎来到家乡西班牙度假，结识了比他大10岁的卡拉·达利——他未来的妻子，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缪斯”。[15]度假结束后，卡拉没有回到巴黎，从此在达利的身边陪伴了一生一世。达利崇拜卡拉，视她为圣母化身。在他的画里，激情的描绘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在达利晚年所画的宗教主题画中，他毫不掩饰地把卡拉画成圣母，也画出了卡拉在他心目中的“超现实”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卡拉是达利精明干练的专业总管，独自扛下了所有的家庭杂务，让达利专心创作；她更是行销高手，达利噱头十足，她则能言善道，两人联手打入美国市场，如鱼得水，名利双收。[16]

在家庭方面，达利与其父亲的关系几近破裂。父亲反对他与卡拉的浪漫关系，而且和当时的大众观点一样，认为超现实主义画家是道德沦丧的原因，因而谴责达利与他们的来往。紧张的关系在一次性格冲突中达到峰值。当时达利在巴黎举办画展，展出了一幅名为《耶稣基督的神圣之心》的画作。在媒体对它所做出的报道中，援引了达利的一句话，“有时候，我对着我父亲的画像吐痰来娱乐自己。”[17]

愤怒的达利父亲要求他作出公开道歉，然而达利拒绝了，也许是出于惧怕被踢出超现实主义的圈子。1929年12月28日，达利被粗暴地赶出他父亲的家门。他的父亲告诉他，将会剥夺他的继承权，并终生禁止他返回加达格斯。后来，曾描述过在这场闹剧中他是如何将一个用过的盛着他自己精液的安全套拿给他父亲，并说: “拿好！现在我什么都不欠你了！”。之后的夏天，达利与加拉在伯特利加特附近的一个海湾从一个渔夫手里租下了一只小船。他买下附近的土地，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扩张直到把它变成自己的沿海山庄，即现在的家庭博物馆。加拉和达利于1934年举办民事婚礼，1958年又举办了天主教婚礼。[18]

达利为何如此迷恋卡拉·达利？答案只有达利自己知道--25岁遇到卡拉那年，他曾对别人说：“她能治疗我的神经质、焦虑和暴力冲动。”也许，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善于安抚的能力，卡拉才能驯服狂野的达利，是达利终身的灵感泉源。在艺术界，这是极为罕见的。她陪伴达利50余年，在达利的画作中持续出现。她去世后，达利失去了灵感的缪斯，从此停止创作。没有卡拉·达利就没有伟大的画家达利，这是画坛公认的事实。

1931年，达利完成了他最知名的作品之一，《记忆的永恒》。[19]根据一些理论，这幅作品表现了他对时间的抗拒。这个理念在画作的其他局部形象中也有所体现，比如密集的风景，和用昆虫装饰的怀表。[20]昆虫作为自然解构构成了达利想象的一部分，正如他的回忆录里所说，这种解构来自童年的记忆。

通过艺术商朱利安·莱维，达利于1934年抵达美国。达利的部分作品展（含《永恒的记忆》）在纽约掀起了巨浪。甚至以达利之名举办了一场舞会，达利舞会。达利当日以独特的形象出现在会上，胸前带着一个装满水晶的盒子。[21]同年，达利和加拉在纽约举办了一场假面舞会。他们化装成林德贝格宝宝和他的绑架者。这场闹剧在媒体上太过显眼以至于达利不得不公开致歉。回到巴黎后，他又不得不向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解释他为什么要对一个合理的超现实主义行为致歉。[22]

虽然超现实主义的绝大部分都归因于左派政治思想，达利在艺术与政治活跃的关系上持模棱两可的立场。运动的领导人，主要是安德烈布雷登，谴责他维护希特勒现象中所谓新的和不合理的部分。达利反驳这种谴责并指出“我不是希特勒主义者也没有成为他的这种意向”。[23]大力坚持认为超现实主义可以存活于非政治环境下，并反对公开声讨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一点连同其他因素是他在艺术同盟面前失去了威信，到了1934年末，达利屈从于一场超现实主义审判，并被从运动中除名。[15]对于这件事，达利以他著名的声辩回复,“我即超现实主义。” [8]

然而在1936年，达利重新参与了伦敦的一场国际化的超现实主义画展。他的演说，名为《正宗的悖论鬼魂》。在演说中使用了潜水服和潜水头盔[24]。他手持球杆到场，身旁有一对俄罗斯猎犬，演说期间他不得不摘下头盔换换空气。他表示，“我只是想展示人类思想正在慢慢将我湮没。”[25]

向四周无重心地飞开的景象

1940年，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蔓延至欧洲，达利和加拉逃往美国，开始了八年的旅居生活。迁居后，达利重拾天主教信仰。[26]

一位名叫加布里尔·玛利亚·博拉尔迪的意大利修士声明，在1947年达利到访法国时，他曾为达利做了一次驱魔法事。[27]2005年，在修士所在的城市揭幕了一座十字架上的基督雕塑。据称，达利将这座雕塑交给修士作为答谢。此外，根据两名西班牙籍的达利研究学者表示，有足够理由相信雕塑确为达利所做。[27]

达利曾接下纽约第五大道邦威特耶勒仓库橱窗的装饰工作。他创作了一个极具争议的白天与黑夜的组合: 一边是一个戴红色假发的假人坐在一个阿斯特拉坎浴缸里，另一边是一个假人让在一张铺有黑色华盖、枕头上燃着炙碳的床上。然而客户未经达利允许就做了改动，而达利则把浴缸砸向橱窗玻璃作为抗议。他因此被捕并被责令赔偿损失。法官却免除了他的罪名，认定这是保护自己作品的行为。后来，这次抗议被认为是对艺术家权利的护卫。

在这些年里，达利为英文版典籍设计插画，比如《堂吉诃德》，贝温努多·赛里尼自传，以及米歇·德·蒙泰恩文集。此外，他还负责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败兴而归》（在西班牙语中被译作《西班牙的回忆》或《给我讲讲你在阿根廷的日子》）中的场景美工，并与华特·迪士尼联手创造了动画电影《命運》，当时悬而未决直到2003年才最终开机拍摄，此时两位创立者都过世多年了。

这是他生命中最多产的年代，也是备受争议的时候。这段时期达利将绘画边缘化以便颠覆设计和商品的同时在艺术和消费品之间徘徊不定。

达利标志性的翘胡子

1949年达利返回加泰罗尼亚居住。他选择独裁下的西班牙作为居住地使得很多他旧日的同事，比如进步派人士，为他洗清了过去的批评。这表示达利所背负的界于超现实主义和与艺术评价之间的怀疑至少部分归因于政治动因，而不是其固有的艺术价值。1959年布雷顿组织了一次人类学展览名为“向超现实主义致敬”。展览汇集了四十年间超现实主义运动中涌现的作品。展览为达利的作品恢复了一席之地，以及祖安·米罗、恩里克·达瓦拉和欧亨尼·格拉内尔的作品。然而在次年，布雷顿慷慨激昂地反对在纽约国际超现实主义展中加入达利的作品《斯克斯蒂娜夫人》。[28]

在艺术生涯的后期，达利没有局限于绘画，而是发展了新的艺术体验[29]: 他创办了一份报刊，并把它变成了艺术全息摄影方面的先锋报刊。考虑到达利长期在视觉游戏中的探索，这个成果是意料之中的。在最后的几年中，诸如安迪·沃霍尔等艺术家声明达利是波普艺术最重要的影响源泉之一。[30]

同时尽管一直遭受批评，达利从来都展现出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浓厚兴趣。这一点从他的很多作品中可见一斑，尤其是他50年代的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他将个人头像和犀牛角组合起来。他认为，犀牛角象征了神圣的几何学，因为它以对数螺线速率生长。此外，他还经常将自然科学与圣母玛利亚的贞洁和神圣联系起来。[31]他还将这个概念与高氧化剂二硝酰胺铵盐联系起来，以及超立方体。

在他的艺术成熟期里，达利还完成了一些超艺术活动使他成为更加知名的公众人物。1968年，达利为拉芬巧克力录制了一部电视广告。[32]次年，他为珍宝珠设计了商标。同年， 他成为了欧视广告策划的创意负责人，并创作了一个巨大的金属雕塑，竖立在马德里皇家歌剧院的舞台上。

在2007年4号电视台的节目《肮脏的达利: 私人视角》中，评论家布里安瑟韦尔描述了在60年代末，达利是如何要求他不穿裤子在一个基督耶稣雕像的腋窝下摆出胎儿的造型，与此同时达利为他摄像并假装在裤子下找他。[33][34]

1972年达利

1980年，达利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卡拉已经出现了衰老的症状。据说他们夫妻二人使用了一系列严重损坏神经系统的药物，从而导致达利不能完成艺术创作。76岁时，达利的状态已经令人扼腕。他的手经常性的抖动，这正是帕金森综合症的前兆。[35]

1982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授予达利普波尔侯爵爵位。[36][37]达利创作了画作《欧洲之首》以表谢恩。这幅画作最终成为了他的遗作。

卡拉于1982年6月10日去世。她死后，达利失去了生活的热情。他故意让自己严重脱水，据称是企图自杀，但他自己辩护说是为了达到一种停滞的精神状态，就像一些细菌作用下的结果一样。他离开菲格拉斯，搬去了布波尔堡。布波尔堡是为加拉购置的，后者在那里离世。1984年达利的卧室莫名起火。他再次被怀疑蓄意自杀，虽然这很可能是家政人员疏忽所致。总之，达利获救，并回到了菲盖拉斯的家中。在那里，他的一群艺术同好们负责照顾他起居，直到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

舆论广泛斥责达利曾被他的一些护理人员强迫在一些帆布上签名，以便在他死后当做真迹出售。[38]这些流言使得艺术品市场对于达利晚年作品颇持怀疑态度。

1988年11月，由于严重的心脏病入院治疗，当年12月5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到医院看望他，并称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达利艺术的忠诚追随者。[39]

1989年1月23日，听着他最喜欢的碟片，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达利因窒息性心脏病死于菲格拉斯的家中，享壽84岁，埋葬在菲格拉斯故居博物馆的地下室。他的地下室在圣皮尔教堂的另一端，离他出生的房子三棟楼远的地方，就是他受洗和初次领圣餐以及长眠的地方。[40]为避免来自中央政府和自治大区政府的两面压力，1982年达利表明将画作遗赠给西班牙王国。

卡拉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目前负责其遗产操作。[41]其在美国的法律代表是艺术家权利协会。[42]2002年，这个协会出现在媒体消息中，声明要求谷歌撤下一个类似达利设计的标识。谷歌按要求撤下了这个实际上只用了一天的标识，但否认自己的行为侵害了艺术家权利。

• Carre d'Art（Salvador Dali 薩爾瓦多·達利）, Jean-Pierre Thiollet, Anagramme Ed., 2008. ISBN 2-35035-189-6
• 萨尔瓦多·达利 著，欧阳英 译.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 ISBN 97875322165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