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借款

西原借款是1917年至1918年间中華民國第一次段祺瑞內閣改組內閣和日本政府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 因日方经办人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挚友西原龟三而得名。一戰時，1917年5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激烈討論對德國宣戰案（段祺瑞和日本力主中國參戰），5月18日英文《京报》（Peking Gazette）揭露西原借款事件，令段祺瑞內閣倒台。

背景

1916年6月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病逝，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實權。同年10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辞职，原朝鲜总督寺内正毅组阁上台。寺内内阁调整了日本对华政策，停止支持中国南方革命党人，唯一支持段祺瑞政府，增加对华经济援助，力图维持和扩大日本在华利益。而段祺瑞感到自己麾下的皖系军阀不易控制，故需要借款编练效忠自己的军队。[1]自寺内正毅1916年10月上台之后，立刻派其私人幕僚西原龟三多次前往中国秘密访问，并以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三行的名义，于1917年1月20日与中国交通银行（隶属于中国政府交通部）总裁曹汝霖签订了第一批借款500万日元的合約。之后又有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2000万日元；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黑龙江省吉林省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总共八项借款，合计14500万日元。贷款的抵押物包括中国山东和东北地区的铁路、矿产、森林等。

中国接受借款后，日本加强了在山东的存驻，1917年9月29日在青岛设置了民政署（1918年中日山东秘约协议废除但机构依然存在，直至1922年中日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后正式废除）[2][3]。也在济南驻军[4]，并且控制了胶济铁路以及渗入了中国军械制造[5]。

西原借款所得款項，日後用於财政性支出占65.22%，军费占总支出占25.40%。[6]曹汝霖表示有這筆錢之後，政府財政壓力得到緩解，“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7]当时的财政部官员周叔廉表示，日方对借款的条件並不苛求[8]。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後，以“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的外债，概不负责偿还”而停付本息，日方還因此血本無歸[9]，日本政府必須發行債券以救濟日本興業銀行。日本国内指责该项借款实乃卖国之举，胜田龙夫也认为西原借款是无效的“泡沫借款”。[10]

参考资料
  1. 《北洋军阀史话》，丁中江著
  2. . [2014-08-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14）.
  3. . [2014-08-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22）.
  4. . [2014-08-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14）.
  5. . [2014-08-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14）.
  6. 王芸生：《西原龟三对西原借款之回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北京：三联出版社，1981
  7.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余摄财政十个月，经手借款为一亿零五百万日元。此外参战借款等，均为陆军靳云鹏经手，与财政部无关，余亦未尝顾问。而我经手借款之中，除了二千五百万日元为交通银行所借，二千万日元为东海所用，财政部实用者只有六千万日元，合之银元尚不足五千万元。而余在任，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学校经费月必照发，出使经费月必照汇，即清室优待费用四百万元从未积欠，至交卸时，库存尚有三百万元，此皆财政部有帐可稽……”
  8. 周叔廉〈西原借款〉：“西原借款的主要目的，是寺内内阁改变前内阁的强暴外交路线，想拿大量借款以结好中国政府，同时力求扶植段祺瑞的势力，希望壮大他的实力来统一中国。因此，对借款的条件并没有十分苛求，对于押品尤为空泛，铁路垫款则铁路并没有进行兴建，其他押品只在借约上空言指定，并没有实行接管。”（《文史資料選輯》第卅五輯）
  9. 葉慕綽：〈西原借款內幕〉，《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
  10. 勝田龍夫：〈中国借款と勝田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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