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化事件

1945年8月9日，蘇聯軍隊發起「遠東戰役」，史達林依照《雅爾達協議》進軍滿洲國，隨著東北三省落入蘇聯紅軍的掌控，來自八路軍冀熱遼軍區的中共幹部樊鵬飛，於1945年10月1日成立了通化省通化縣民主政府。打著中華民國的旗號在蘇聯人的庇護下，接收了大批被解除武裝的日本關東軍航空隊、裝甲部隊、砲兵以及醫護人員約23,000人，日本平民約14,000到17,000人[6]。以這些日本人為骨幹，中共得以快速在通化成立了包括工兵學校、砲兵學校與通信學校、中共第一所航空學校(主任教官則由擁有「解放軍空軍之父」外號的林彌一郎擔任)[7]俗稱「東北老航校」的東北民主聯軍航空學校在內的現代化軍事教育機構[8]。

「通化事件」發生於日本戰敗，東北三省權力真空的一個特殊政治環境內。抗戰勝利之初，國軍主力部隊集中於華中與中國的西南地區，無法在缺乏美國援助的情況下快速收復東北。而史達林又將東北三省視為蘇聯的勢力範圍，不允許美軍參加國軍的接收工作。國民政府面對中共在東北的壯大與發展，陷入了束手無策的窘境。而在東北，國民政府所真正能夠依靠的也只有少數抗戰期間被吸收從事地下工作的國民黨忠貞黨員。擺在國民政府眼前唯一的選擇，就是透過這些地下工作者去吸收被遣散的滿洲國軍人，還有曾經為關東軍招安的前東北抗日聯軍武裝與綠林武裝。這些人過去雖然與日本人合作，但是卻堅決反對蘇聯人與共產黨，因而被視為國民政府可利用來壓制中共的合作夥伴。對日抗戰時擔任中國國民黨遼寧省主任委員，曾在「三省黨部事件」（發生於1944年3月12日）[9]與前立法院院長梁肅戎先生一起為日本憲兵隊逮捕的李光忱[10]，在光復後奉命到吉林省發展黨組織。通化在抗戰時鮮少有國民黨的地下工作人員活動，勝利後又完全被控制在蘇聯人與共產黨手中，李光忱只能委任滿洲國時代擔任通化省王道書院院長，東北帝國大學畢業的孫耕曉[註 1]主導當地黨務。

在孫耕曉替李光忱延攬入黨的大批幹部中，除了眾多的前滿洲國地方幹部外，還包括曾經在關東軍情報特務機關任職的近藤晴雄大尉。孫耕曉瞭解到在通化還有22,432名日本軍人可以利用。在東北民主聯軍東北航空學校至少有九九式練習機八架，砲兵學校裡面則有九七式戰車10輛。更重要的一點是，蘇共扶植的東北抗日聯軍與從關內來的中共八路軍彼此之間存在著強烈的嫌隙，共軍的不團結，也讓孫耕曉找到了見縫插針的機會，先利用日本人除掉共產黨，然後等大局底定後，再依靠有美軍裝備的國軍除掉這些關東軍官兵。 近藤晴雄告訴孫耕曉，通化留用的日軍人員中[11]，最有威望的是前第125師團參謀長藤田實彥大佐。當時在通化，唯一一個被共產黨允許合法存在的日本人團體，是由日本共產黨人控制的「日本人民解放連盟」（日解連)通化支部。藤田實彥前往遊說當時化名「杉本一夫」的前田光繁[12]參加起義，卻遭出賣而被逮捕拘禁於設置在通化市龍泉酒店的「东北民主联军東辺道地区司令部」(通化支隊)[13][註 2]。

1946年1月，藤田實彥在1945年12月30日晚上七時成功脫離了中共的管控[14][註 3]，但是關於國民黨煽動關東軍叛亂的消息，卻基本上已經為共軍所掌握，負責通化防務的中共通化地委書記兼遼東人民自治軍通化支隊司令員劉西元[15]，在1月10日對日本軍民實施出入通行管制。1月21日，前「滿州國」通化省行政官員；通化省次長 菅原達郎、通化縣副縣長 河内亮、警務廳長 川瀬氏、通化市副市長 林氏及前「滿州國籍行政幹部」(被中共視為漢奸)140餘人在經過公審大會判決，市內巡迴展示後在渾江江岸公開處決。開始搜捕可能參加武裝暴動的日軍中級與高級將領。約有120名大尉以上的日軍軍官，在1月底以前遭到通化支隊拘留。藤田實彥在與孫耕曉會商後，成立了「作戰本部」（位置：東昌区清真街近清真寺的東辺道開発会社社員栗林的宅第），此一「作戰本部」由藤田實彥擔任司令，作戰計畫攻擊編成表有戰鬥人員約1,876人[16]。預定在2月3日拂曉實施作戰計畫，他們計劃佔領的目標，包括了専員公署（前省公署）、通化支隊司令部（前身為龍泉酒店）、通化監獄、工兵學校(前警察署）、公安局（前為勞務興國會）、遼東人民自治軍通化支隊大隊（前為通化市公署）與機場。

1946年2月2日星期六（丙戌年正月初一日），孫耕曉以為自己成功策反的遼東軍區兵工部供给股长沈殿凯將消息通報給劉西元，通化支隊在當夜逮捕孫耕曉、姜際隆與劉靖宇等12名國民黨幹部。在酷刑審訊後孫耕曉等人供出計畫內容。劉西元命令將12名國民黨幹部槍斃，然後立即下令通化支隊就戰鬥位置。

2月3日（正月初二） 在砲兵學校內，準備給九七式戰車加油的日軍官兵被當場逮捕。在東北航空校校內，包括林彌一郎在內的日籍教官都遭到了遭到嚴加看管。得不到飛機與戰車的支援，追隨藤田實彥參加起義的日軍官兵們也只能夠使用輕機槍、步槍、手槍甚至於武士刀參加起義。藤田實彥只能按計畫指揮向各個目標進攻。除了専員公署與通化支隊司令部外，進攻通化監獄是因為滿洲國皇帝溥儀的皇后婉容，還有其弟弟溥傑的妻子嵯峨浩都被關押在那裡。稍早逮捕的日軍軍官，也都被關押在通化監獄裡面。進攻専員公署的關東軍，則與共軍陷入激烈戰鬥，戰鬥持續了將近兩個小時。接受蘇聯與中共聯合指揮，在郊外掃蕩反共游擊隊由方虎山任政委的朝鮮義勇軍第一支隊（1946年2月19日改稱李紅光支隊)返回通化參與鎮壓。

對日本人懷抱著滿腔民族仇恨的東北民主聯軍與通化百姓，無論是中國人還是朝鮮人對當時通化日本軍民均有實施暴虐行為，尤其是朝鮮義勇軍被倖存者指控有虐殺日本軍民姦殺婦女的暴行[17][18]。事後，日本人的屍體被投入渾江（鴨綠江的支流）[19][20]。1946年12月，中華民國國軍收復通化市，日本僑民為事件犧牲者舉行慰靈祭。

日本人將通化二·三反革命暴亂解讀為自1937年的通州事件以來，又一次中國軍人對日本平民的血腥屠殺[21][22][23]。

自1955年以來，通化事件遺族會在每年2月3日在靖國神社舉行追悼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