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县大屠杀

邵阳县大屠杀,又称邵阳“黑杀风”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在湖南省邵阳县的一场大屠杀事件。[1][2][3][4][5] 邵阳县屠杀发生于1968年7-9月间,根据1974年当地、县联合调查团的统计,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共抓了11,177人,关押7,781人,私设监狱702处,自制镣铐1,587副;其中,322人被杀、669人被逼自杀,共计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残,而有学者指出邵阳大屠杀实际死亡人达数千人。[2][4][6] 该大屠杀中使用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包括活埋、石砸、淹死、打死、勒死、烫死、压死、火烧、分尸等等,不少女性死前受到凌辱。[2][3][4] 屠杀的尸体顺着资江河漂流,引发河两岸群众聚集观看,漂流死尸曾堵塞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导致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1][2][4][7]

文化大革命期间,湖南道县贫下中农“造反”组织编造“黑杀队”一词,即当时的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弟等21种人要联合起来成立“黑杀队”,目的是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报仇雪恨;1967年,道县展开“黑杀风”(即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家属等)、道县大屠杀爆发,而道县屠杀也直接影响了次年的邵阳县屠杀。[2][3][4][7][8] 1968年8月4日,邵阳县爆发“八·四血案”、地主子弟邓保民一家被灭门,此事件引发了全县对“黑杀队”的大屠杀。[4] 8月底,由于解放军第47军的介入,屠杀才逐渐结束。[4]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邵阳“黑杀风”冤案获得部分平反。[3][4] 1980年代,邵阳县重点立案查处乱杀人事件134起,其中对19起追究刑事责任,对部分人员给予纪律处分或开除出共产党;对947位受害者平反,对受害者家属予以补助和赔偿。[4] 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版的《邵阳县志》中,仅承认全县295人被杀、277人被迫自杀,合计572人。[6][9]

历史过程

历史背景

文革时期建造的邵阳兵工厂——红日机械厂(位于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

1966年5月,毛泽东等人在中国大陆发动文化大革命。1967年,湖南道县贫下中农“造反”组织编造“黑杀队”一词,即当时的黑五类分子及其子弟等21种人要联合起来成立“黑杀队”,目的是要向干部和贫下中农们反攻倒算、报仇雪恨。1967年8-10月,道县展开“黑杀风”(即大规模屠杀黑五类及其家属等)、道县大屠杀爆发,共有7696人被杀,1397人被逼自杀,2146人被致残。[10][11] 道县大屠杀直接影响了次年的邵阳县大屠杀。[2][3][4][7][8]

屠杀过程

1968年7月,“黑杀风”或抓“黑杀队”的行动在邵阳等县城逐渐盛行,开始出现群众被杀死或逼死的情况。[4] 1968年8月4日,邵阳县黄塘公社爆发“八·四血案”、共死9人。[4] 起因是地主子弟邓保民被诬陷参与“黑杀队”,被民兵批斗、上私刑,反抗逃跑途中杀死了当地贫协主席邓成茂4岁的小儿子邓四清,导致当地民兵和生产大队将邓保民杀死,并将邓保民一家灭门,包括邓保民老婆唐桂姣(45岁)、二女儿邓爱华(18岁) 、大儿子邓超雄(17岁) 、小女儿邓立华(9岁)、小儿子邓少雄( 7岁)。[4]此后,民兵和生产队又追杀一人,并迫使一人自杀,最终该事件共造成9人死亡。[4]

“八·四血案”引发了邵阳县全县对“黑杀队”的大屠杀,邵阳县贫下中农甚至为此成立了“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2][4] 8月下旬起,由于解放军第47军的介入,包括47军国防线路施工大队副政委陶柏荣等人多次出面制止,并召开“ 塘田会议”,大屠杀才逐渐结束。[4]

屠杀方式

邵阳县大屠杀中,杀人方式包括活埋、石砸、火烧、捆绑沉河淹死、绳索勒死、用锄头或棍棒打死、用铁烙或铁锅烫死、用铁棍压死、用竹子分尸,等等。[2][3][4]部分女性死者生前受到凌辱,譬如乳房被割去、阴部被挖去、铁丝穿乳头,等等。[2][3][4]

屠杀后,杀人者对尸体不加掩埋,甚至不许其亲属收尸。[4]后来尸体太多,即采用“水葬”,将尸体弃置于资江河中、顺流而下,引发河两岸大量群众聚集观看,而漂流死尸曾堵塞邵阳市自来水厂的抽水机,影响水质,导致市民逾半月不敢饮用自来水[1][2][3][4][7]

此后,邵阳市当局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河中的无名尸体,市公安局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并支付10元人民币作为“捞尸”的报酬。[2][4]

事件后续

死亡人数

1973年,杨荫甫调任邵阳县委书记,在省、地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抽调干部百余人,组成地、县联合调查团,对邵阳黑杀风”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1974年4月,用1个月的时间,调查组发现全县在抓“黑杀队”运动中,共抓了11,177人,关押7,781人,私设监狱702处,自制镣铐1,587副;其中,322人被杀、669人被逼自杀,共计死亡991人,另有113人致残。[4][12]

另有学者指出,邵阳县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达数千人。[2][3][6][13] 值得注意的是,1993年版的《邵阳县志》中,仅承认全县295人被杀、277人被迫自杀,合计572人。[6][9]

冤案平反

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邵阳“黑杀风”冤案获得部分平反。[3][4] 1985年6月,罗安荣任邵阳县委书记,他按照中共湖南省委(1985)12号文件的精神,对文革中抓“黑杀队”等一系列乱杀人事件作第三次调查处理[4][12]

按照“特殊情况,宽严适度”的原则,邵阳县重点立案查处乱杀人事件134起;查处主要责任人280人,清查后定性处理242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19起,责任人30人,纪律处分217人,其中开除党籍128人,留党察看63人);受处分人员中,国家干部34人,开除出党11人,留党察看9人,农村党员受处分的208人,其中大队以上干部152人,定为杀人罪的117人,犯严重错误的19人;因主要责任人巳死或责任分散未立案查处的92起;对947位受害者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用县政府红头文件发平反通知书;对死者遗属按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常年分月补助,对致伤致残者发定期生活补助费,有房屋和财产损失的,原物在的退原物,原物不在或受损的折价赔偿,被迫外逃者照样安排田土山水,以便其回乡安居乐业;对有特殊困难的遗属,批准解决农转非7户10人,招工商户2人。原县委常委、县委副书记、县政协主席黄明轩,原区委副书记蒋昭元属于“造反”起家的干部,按“清查三种人”的原则处理,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而在杀人事件中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柴德林政委,因邵阳县的干部民众对其怨恨颇深,无法立足,早于1977年12月调离了邵阳县,迁回其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对其“文革”草菅人命之罪,有关方面并未给予任何处理。

参见

参考资料

  1. 何清涟. . 美国之音.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3) (中文).
  2. 何清涟. . 胡耀邦史料信息网.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3).
  3. 何莲清. . 华夏文摘.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03).
  4. 林启山. . 当代中国研究.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3).
  5. 宋永毅. . 香港中文大学.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7-03).
  6. 何清涟. . 《华夏报》.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2-07).
  7. 朱健囯. .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99 [2020-04-02]. ISBN 978-7-5039-1846-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8-12) (中文).
  8. 何清涟. . 博讯.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2-31).
  9. 宋永毅(Song Yongyi). . 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 2011-08-25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6-27) (英语).
  10. 蒋方舟. .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11-09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05) (中文(简体)‎).
  11. 谭合成. . 炎黄春秋.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06).
  12. 林启山. . 香港中文大学. [2020-04-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06).
  13. 何清涟. . 华夏文摘. [2020-04-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2-06).
This article is issued from Wikipedia. The text is licensed under Creative Commons - Attribution - Sharealike. Additional terms may apply for the media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