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一一·二七事件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及其秘书宋绮云等6人被处决于松林坡。10月28日，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处决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蒋中正与毛人凤由台湾飞抵重庆，由毛人凤主持会议，执行蒋中正交代的处决、潜伏、游击、破坏四大任务，当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枪决于“中美合作所”歌乐山电台岚垭并被毁尸。

11月27日下午4点，对白公馆看守所余下的关押者的集中处决开始。由于白公馆所关押的“案犯”分属保密局六处和西南任官公署二处掌管，故处决分别由毛人凤、徐远举指派的行刑者现场指挥。黄显声、李英毅被押到步云桥枪决，然后，约两人一组，将白公馆余下的部分关押者押往松林坡枪杀。

晚11时，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按保密局第六处下达“死刑”名册里的20人，已全部处决完毕，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雷天元指挥的行刑者，对二处寄押在白公馆的25名“犯人”仅处决了9人，尚有17名“犯人”及他们所带2个小孩共19人还关押在牢中。此时，渣滓洞看守所打来电话称他们那里人手少，到这时才处决26人，尚有100多人未处决，按这个速度，天亮了也杀不完，为防止狱中骚动，请求白公馆看守所派人援助。雷天元决定带领其指挥的行刑者全部赶往渣滓洞参与集中处决，将寄押在白公馆的19名“犯人”交看守长杨进兴全权处理。而后杨进兴打电话向他的上司白公馆监狱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汇报任务巳全部执行完毕。因此陆景清就令杨进兴立刻回城待命，杨进兴马上打电话通知雷天元称自己奉上司命将立即撤离回城，寄押的人犯请雷天元速派人自己“处理”。电话打完后杨进兴迅速把各牢房所剩男犯16人全部集中到一楼2号牢房，女犯郭德贤及其所带的2个孩子仍关在二楼。而后杨进兴便叫来看守杨钦典，命令他一人留下继续看守二处寄押的人犯，自己则带领一帮亲信离开了白公馆回到了重庆市区。

杨钦典因在看守关押者期间长期接受陈然、罗广斌等人的统战工作，被关押者称为“尚未烂到心肺的看守”。关键时刻，杨钦典丢下牢中的关押者走出大门，落上铁锁，弃狱出走，出现了“大屠杀之夜”白公馆牢狱一个多小时无人看管的状态。而后杨钦典遇见了白公馆伙房杂工李育生，对方要求杨钦典释放关押者。回到看守所后，罗广斌等关押者乘机给杨钦典做工作，劝他不要跟特务部队走，把这19个人救出去以向共产党立功赎罪，共产党人问及时保证为他证明，并为他解决工作。经过思想斗争，杨钦典最终把门锁打开，但未取下。为了稳妥起见，杨钦典与罗广斌约好，他和李育生先上楼观察动静，看警卫部队是否撤走，如果撤光了，就在楼板上跺脚三下为信号，下面的人听到信号就把锁取下跑出去。在收到上方确认警卫部队全部撤走的消息后，罗广斌把突围的路线告诉大家，并按身体强弱搭配，分编小组，而后指定周居正、李荫枫上楼照顾郭德贤母子三人，之后一齐逃出了白公馆。

罗广斌一众刚跑到监狱离公路一半距离时，雷天元等人在完成渣滓洞集中处决后乘车自渣滓洞返回白公馆，发现了他们，并向他们射击。罗广斌一众迅即掉头，向白公馆后山跑去，由于特务的惊扰，一起跑出来的19个人被冲散。而后他们各自在山上找到隐蔽处，28日清晨时分，半数越狱者逃出了“特区”警戒范围，各寻安身之处，其余的也在重庆被解放军攻占前后，相继走出隐蔽处。

白公馆看守所的集中处决，造成了黄显声、李英毅等共计29人的死亡。

在杨钦典及李育生的协助下，罗广斌、周居正、毛晓初、郑业瑞、任可风、段文明、贺凤初、杜文博、杨其昌、周绍轩、尹子勤、王国源、李荫枫、江载黎、李自立、秦世楷、郭德贤、郭小波、郭小可等19人成功从白公馆越狱。[1][2][3]

被集中处决的关押者

11月27日晚，国民党特务将渣滓洞关押者分批押往松林坡枪决。11月28日凌晨，渣滓洞看守所的特务以及抵达渣滓洞看守所的以雷天元所指挥的白公馆特务们在枪决了部分关押者后，又因为时间紧迫，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将关押者集中在男牢楼下8间牢房，并将楼上的男犯集中到楼下1—7室，女犯则集中在楼下8室，并由特务用机枪架在囚室前后的门窗口，对内疯狂扫射，然后打开牢门逐个补枪。少数躲过补枪的关押者企图在特务撤离后逃离渣滓洞，却被奉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之命撤回执行焚烧看守所的特务发现，遭到第二轮枪击。第二轮枪击结束后，余下的特务又对男牢楼下8间牢房浇上汽油，纵火焚烧。仅15人侥幸躲过两轮枪击，在被熏醒后通过推倒渣滓洞看守所年久失修的边墙逃脱。

渣滓洞看守所的集中处决，造成了许晓轩、谭沈明、刘国志等共计180余人的死亡。[4]

11月28日，李宗煌等5人被枪决于重庆西南长官公署行辕二处防空洞内。11月29日，杨进兴奉周养浩之命，将关押在重庆市区“新世纪”监狱的32人枪杀于松林坡。11月30日，集中处决因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而结束[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