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大轰炸

目前日軍戰史上紀錄第一次的對重慶戰略轟炸是1938年12月26日，由日本陸軍航空隊自漢口派遣12架九七式轟炸機及10架伊式重轟炸機，當日下午1點飛抵重慶上空轟炸，但發現重慶上空雲層濃厚根本找不到目標，因此只草草扔完炸彈後無功而返。在1939年1月7日、10日、15日再度發動攻擊，共投擲了10.8公噸的各型炸彈，但同樣的也沒辦法評估轟炸成效。日軍在前幾次的轟炸發現四川盆地的多霧氣候讓轟炸定位非常困難，一年間只有5月到10月能見度較好；加上日軍也清楚對於中國內陸的資料不足，貿然發動大規模攻擊只會遭受無意義損失，因此大本營後續補派了「要求前線部隊加緊訓練，預定於1939年秋季發動作戰」的命令；而且陸軍手上的九三式轟炸機無論是載彈量還是航程都不足以擔負任務，九七式轟炸機亦尚未轉換完成，手上只有少量自義大利購買之BR.20轟炸機（日軍命名為伊式重轟炸機）執行任務，不過缺乏護航的轟炸機隊在814空戰中已經證明了是攔截機最好的目標，因此為了避開戰鬥機採用命中率低的高空轟炸，因此自1938年底到1939年前半年的轟炸日軍雖損失不大，但國府也沒多少損失。

因此，1939年5月，海軍航空队接手陸軍任務使用九六式轟炸機執行任務。5月3日及4日，日本海軍航空隊的轟炸機由漢口機場（武汉王家墩机场前身）起飛，連續轟炸重慶市中心區，並且大量使用燃燒彈。眼看着敌机投弹在地面上升起一朵朵光烟，已升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第21中队中尉副队长的张明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冒着敌机群密集的火网，向敌阵冲去；张明生所驾驶的飞机被敌机火力击中，但他并没有马上跳伞，直至油箱爆炸，他全身着火，才跳伞而下，着地时已身负重伤。当地百姓以为他是日本人，捡起鹅卵石打他，他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叫着：“我是中国飞行员，我是中国飞行员。”张明生在江边坚硬的鹅卵石上躺了4个小时，才被赶到的一个韩姓警官找人把他抬到南岸的医院救治。[8][9] 重慶市中心大火兩日，商業街道被燒成廢墟，3,991人死亡，2,323人受傷，损毁建筑物4,889栋，约20万人无家可归；同时被炸的还有外国教会及英国、法国等各外国驻华使馆，连挂有纳粹党旗的德国大使馆也未能幸免。[10]

1939年間，日本飛機飛了14,138架次轟炸，並投下60,174枚炸彈。根據中方計算，造成28,463人死亡、31,156人受傷，13,871棟房屋遭到摧毀。[11]日本於1939年的大規模轟炸主要為此次，因為隨後發生的與諾門罕事變將日本空中軍力的注意轉向，再一次的發動大規模攻擊則是要等到1940年。

1940年9月在侵华战争海軍航空隊指挥官

1940年6月16日，日军随军记者在轰炸机上拍摄，发表在《朝日新闻》上，从飞机上俯拍的日军轰炸渝中半岛（渝中区俗稱）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刚投下炸弹爆炸的景象。

1940年5月，日本大本營指示由陆、海军联合实施空中作战，由陸、海軍联合發動“101號作戰”，同時對中國後方轟炸。陸軍第三飞行集团主要以山西運城為基地，海軍第一、第二联合航空队主要基地為漢口。主要兵力為九七式重型轟炸機36架、中型攻擊機90架（不含备用机）。[12]

由「島田繁太郎大将備忘錄」中記載當時海軍轟炸重慶的片段紀錄，101號作戰的主要攻勢集中在1940年7月28日至8月31日，海軍在這段期間共轟炸20批次，使用了2050架次陸上攻擊機、201架次艦攻/艦爆、99架次艦戰、39架次偵查，消耗94枚800公斤（八○番）炸彈、2906枚250公斤（二五番）、11148枚其它型號炸彈，共15036枚各式炸彈。8月19日的轟炸尤為慘烈，日本海軍投入超過140架轟炸機，重慶2,000多戶民居被毀。到1940年9月初的統計，當年日軍對重慶實施72架次轟炸，共發動4445批機次攻擊，投擲了3千噸以上的各型炸彈。

1941年初，日軍在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先向中國集中力量空襲，發動名為《102號作戰》的大規模轟炸。在1月至8月，超過3,000架次飛機空襲重慶，當中包括夜間空襲。6月5日，從傍晚起至午夜連續對重慶實施多小時轟炸。重慶市內的一個主要防空洞部份通風口被炸塌引致洞內通風不足（据倖存者曾婉清说当天有汉奸为日軍飛機发信号，日軍是有目标地轰炸洞口和通风口的[13]），洞內市民因呼吸困難擠往洞口，造成互相踐踏，以及大量難民窒息，估計死者数以千计（当时的官方没有公布確實的伤亡数字）。

1941年中以後，日軍為準備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海軍航空隊從中國完全抽出，中國戰場僅存陸軍第三飛行師，其編制規模多半不超過200架，頂多維持持對前線的空中掩護，無法實踐1940年的空中轟炸規模。同時，第三飛行師下屬轟炸機部隊第三飛行團團長远藤三郎少將在1940年8月任官後多次同乘轟炸機視察對重慶轟炸效果，也參加了101號作戰。在遠藤少將戰後的回憶錄中，陳述當時他目睹轟炸機多次差點炸到靠泊在重慶的美國炮艦，加上陸軍為了南進政策無法抽出部隊攻佔重慶，對重慶的戰略轟炸也變成不人道、破壞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且沒有戰略意義的作戰任務。且在重慶轟炸的同時，納粹空軍也在對倫敦實施戰略轟炸，日本駐德英武官回饋給本國的資料也讓航空軍官省思對敵軍首都戰略轟炸的實際效果；因此在102號作戰結束後，1941年9月3日他向上級單位第三飛行集團指揮官木下敏中將提出「重慶爆擊無用論」，[14]該論點在陸軍高層中也得到重視。

雖然陸軍高層沒有批示停止轟炸，但用兵幅度在1941年晚期開始顯著收縮。至1941年底日本對美宣戰後，轟炸重慶逼迫國民政府乞和的想像也就毫無意義，戰略轟炸造成的軍事打擊也不具決定性效果；雖然日軍仍然持續對重慶進行轟炸，但主要集中在重慶周遭的軍工廠區域。到了1943年8月以後，重慶周邊防空雷达站部署完畢，美國陸軍駐華空軍特遣隊擴編為第十四航空隊後，重慶周邊已經有6座機場、至少400架的美軍及國軍戰機防衛駐守，對日軍來說深入重慶的轟炸危險性大增，日軍空襲重慶的頻率遽減；國軍紀錄有案最後一次遭日軍空襲為1944年12月19日，梁山、萬縣、開縣三個地區遭到轟炸，為重慶大轟炸的終結。

关于重庆大轰炸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档案、报刊文献资料有不同的记载，然而各种档案文献资料记载和众多调查研究成果的人员伤亡数据各不相同。造成上述不同数据的原因主要是对重庆大轰炸的时间范围、地域范围、资料来源等不同而各有差异。[15]

重庆大轰炸期间关于财产损失的情况，各种档案记载及文献研究资料说法不一，存在直接损失报送不完整，种类繁多，交叉重复现象；间接损失难以估量，时间久远不便折算等各种问题。[26]

如房屋损毁数《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一书统计，1939年至1941年，因日机轰炸造成的房屋损毁9570栋31481间；《重庆大轰炸》统计为9250栋33300间；《重庆市防空志》统计为17452栋37182间；《重庆通史》统计为“炸毁房屋17608栋，使繁华的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财产损失无法计数”；《日本侵华暴行实录》统计为17462栋。[27]

书籍

• 潘洵.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09834-2.
• 周勇. .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 ISBN 978-7-229-03768-0.
• 徐 (Xú), 露梅 (Lùméi). 隕落 (Fallen): 682位空军英烈的生死档案 - 抗战空军英烈档案大解密 (A Decryption of 682 Air Force Heroe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WWII and Their Martyrdom). 东城区, 北京， 中国: 团结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126-44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