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

抗日战争时期的反汉奸宣传画

在二十五史中，只有清史稿有「漢奸」一詞。「漢奸」兩字始現於清朝，根據日本神户大学教授王柯的考証，雍正年間，曾有漢人與「苗頑」聯手對抗清廷在西南邊疆的「改土归流」政策，這些人被罵為「漢奸」。

清代史料中最早使用「漢奸」一詞是康熙年間貴州巡撫田雯的《古歡堂集．黔書》：「苗盜之患，起於漢姦。或為之發縱指示於中，或為之補救彌縫於外，黨援既植，心膽斯張，跋扈飛揚而不可複製。」首位使用「漢奸」一詞的皇帝則是雍正帝[1][2][3]。

在清史稿卷307有以下一節，「（乾隆）十二年，授雲貴總督。疏言：『苗、惈種類雖殊，皆具人心。如果撫馭得宜，自不至激成事變。臣嚴飭苗疆文武，毋許私收濫派，並禁胥役滋擾。至苗民為亂，往往由漢奸勾結。臣飭有司稽察捕治。』又疏言：『貴州思州諸府與湖南相接，今有辰、沅饑民百餘入貴州境采蕨而食。臣已飭貴州布政使、糧驛道以公使銀賑濟。如有續至，一體散給安置。』」[4]

道光年間，西方列強與清朝交戰，「漢奸」被理解為與敵國合作的背叛者；這意義下的漢奸不分滿漢，其所損者乃中国整體利益。[5][6]

義和團事件時使用「教民漢奸」來指稱涉事教徒，並指袁昶、許景澄、徐用仪為漢奸，遭慈禧黨誅殺，滿人內閣學士聯元、蒙人户部尚书立山也被冠上「漢奸」的罪名，遭處死。[7]

在抗日战争期间，閩南籍企業家陈嘉庚向重慶國民政府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个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被鄒韜奮稱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8]

汉奸也成為法律體系的一部分，中華民國政府訂有《懲治漢奸條例》（1938年）、国民政府1945年11月23日颁布的《处理汉奸案件案例》的规定：

对于左列人员，视为汉奸，应厉行检举：

（一）曾任伪组织简任职以上公务员，或荐任职之机关首长者（汪伪政府官员分为选任、特任、简任、荐任、委任五级）。
（二）曾任伪组织特务工作者。
（三）曾任前两款以外之伪组织文武职公务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四）曾在敌人之军事、政治、特务或其他机关工作者。
（五）曾任伪组织所属专科以上学校之校长或重要职务者。
（六）曾任伪组织所属金融或实业机关首长或重要职务者。
（七）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任报馆、通讯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社长、编辑、主笔或经理，为敌伪宣传者。
（八）曾在伪组织管辖范围内，主持电影制片、广播台、文化团体，为敌伪宣传者。
（九）曾在伪组织新民会、协和会、伪参政会议类似机关参与重要工作者。

（十）敌伪管辖范围内之文化、金融、实业、自由职业、自治或社会团体人员，凭借敌伪势力，侵害他人，经告诉或告发者。

1937年开始组建的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工作部门都设有“锄奸部”、处、科。193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锄奸工作的训令，强调指出：必须用新的注意力对付敌探奸细与反共分子的新阴谋破坏，从认识上、组织上以至技术上改变到适合新的情况，这是当前锄奸工作的总方向。194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作出《关于锄奸工作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合理的指导锄奸保卫工作，决定取消军队中步兵营及相等于营的直属部门的锄奸特派员，所有该级的侦察、保卫工作及连队锄奸工作的管理教育及其工作的检查，都委托营教导员或机关部门中的政治委员、政治协理员负责兼任;军队中营级锄奸特派员加强到团级锄奸部门;各级锄奸部门的相互关系及其对部队的关系，与政治机关其他部门相同，不能有特殊化;军队中的锄奸干部担负着特殊任务，不应当轻易分配他们与反奸细活动无关的工作，而应该相当稳定。同时对加强连队锄奸工作，正确区分锄奸对象作出明确规定。这一决定，对于加强八路军、新四军中的锄奸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國以後，政府也曾經發布《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份子財產的指示》（1951年）。

1946年1月國民政府司法院作成院解字三〇七八號解釋令，同意台灣人原屬日本籍，不應以漢奸罪名追訴。1946年12月國民政府司法院再次作成院解字三三一三號解釋令，主張台灣人於對日抗戰期間的戰爭罪刑，應受戰犯罪名審判，這是跟進盟軍總部清理戰爭罪刑的做法。戰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仍然進行漢奸檢舉追究行動。

第二次国共内战后，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延續了漢奸一詞的用法，在其教科書、官方媒體等宣傳上，指稱那些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兩岸政治對立期間出賣國家利益的通敵分子，這一名詞後來在臺灣多被一些台獨人士延伸轉化應用為“台奸”，以稱呼那些被认为為了個人或政黨利益，不惜出賣台灣主權、安全、與福祉的人士。[9]常用來攻擊統派。

香港的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於2007年10月出訪美國，其訪美期間於《华尔街日报》發表題為《China's Olympic Opportunity》（中國奧運機遇）一文，李柱銘在文中引述北京副市長刘敬民2001年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時的說法指出[14]「申辦奧運不但是為了推動城市發展，亦可推動民主及人權發展……（奧運）有助中國發展和諧社會、更民主的社會，及幫助中國融入世界。」李柱銘說非常認同這些主張，但中國在人權及民主有倒退跡像，國際社會有理由直接參與（direct engagement）中國人權事務。

文章發表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刘建超不點名指：「中國人權問題上，不需要外界所謂的壓力；有人去推動外界向中國施壓，是沒有道理的，亦不會取得任何結果。」隨後香港各建制派政黨亦相繼批評李的言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譚耀宗認為李等同中共總書記胡锦涛所說，是典型借外國勢力干預。[15]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形容李等同引清兵入關的吴三桂。[16]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曾憲梓批評李「瘋狂到極點」，指他是「漢奸」。[17]

社會學學者張文琳指出「漢奸」為中國特有的概念[18]，其根本建基於極端的種族主義，強行將所有華裔人仕視為中國人或中華民族，而漠視其人的實際國籍、成長環境等構成個人對自身認同更為重要的因素。並且其提出往往對聽者附帶迫使對方認同，否則「你也是漢奸」的強烈威嚇性，大大違背了現代文明、包容、和平等這些普世價值。張氏並引用二戰後中國對川島芳子的判決，指無論川島的日本人養女身份是否成立，當時的指控都是非法的。因川島生父為肅親王，她生而為愛新覺羅家中一員，因此對於她主要被控的罪名——協助建立滿州國——本身就是她忠於其祖其宗的最有力證明！而「漢奸罪」的指控卻竟強行將其忠於愛新覺羅家族的行為定義為背祖忘宗，因此張氏認為「漢奸」一詞只是一種狹隘的民粹發洩，其中並無精確意義，而正因其意義模稜兩可，也常被有心者利用來達成其他目的，例如川島芳子的判決，和近年常被用作刺激自卑的中國民眾等等[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