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事件

1972年6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希腊建交。1973年3月，周伯萍由粮食部副部长调到外交部，被委任为中国驻希腊王国的首任特命全权大使。[1]

在当时，阿拉伯国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盟友，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极差，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承认以色列，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以色列也没有外交关系。不过在1971年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上表决中国代表权议案时，以色列投票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复联合国席位并驱逐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的提案。[2][3]

1973年5月7日中午，周伯萍到达希腊外交部，与希腊外交部落实希腊副首相马卡雷佐斯访问中国的具体行程安排。事情完毕时，已经是下午的13点15分。周伯萍返回使馆时，发现沿途警车、哨卡比平常多，认为当天雅典有重要国事或外事活动。周伯萍询问翻译，翻译不是很清楚。回到使馆后，周伯萍让翻译去查找新来的请帖。当时使馆的一个值班人员刚学英语不久，看到捷克斯洛伐克驻希腊的一张请帖，内容是邀请中国大使于5月8日下午12点到13点30分之间去参与捷克斯洛伐克驻希腊使馆出席国庆招待会。捷克斯洛伐克驻希腊大使名叫科威克，署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是“K”，和科威特国名第一个字母相同，这个值班人员没有看清具体日期就误认为是科威特大使馆当天的请帖。[1]

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获得信息后告知周伯萍。由于离13点30分只剩下十多分钟，周伯萍没有按照常规亲自将请帖过目，而是直接乘车前往。由于司机和翻译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馆在何处，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移动，并误入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由于周伯萍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和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以色列大使握手祝贺国庆（以色列的国庆日在5月14日），并为迟到行为抱歉。由于匆忙，周伯萍没有细看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2]

《纽约时报》一名记者在场，询问周伯萍来到“这里”（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是否意味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由于翻译把“这里”译成“雅典”，因此周伯萍认为是无理挑衅，便说一句话顶了回去。[2]

周伯萍和一些将要离去的大使聊天，临走时再次和以色列大使握手。[2]

5月8日，《纽约时报》就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但周伯萍仍未知晓。当天，周伯萍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驻希腊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觉得外交官们看着他的神态都有些古怪。罗马尼亚大使将事情告知周伯萍的翻译后，周伯萍才知道犯错。[2]

周伯萍返回使馆后，立即向希腊外交部和阿拉伯等各国使节说明自己误入以色列驻希腊外交代表处是工作上的差错，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周伯萍在5月14日乘法国航班飞回北京，回到北京后立即前往外交部报告事情经过。外交部根据周伯萍的认错检查、补救措施和迅速回国的态度写成报告交给時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周恩来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认为“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周恩来愤怒的说道：[4]

5月24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在看到周恩来批示的外交部报告和所附周伯萍和使馆的检讨，将原文中“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并把文中周伯萍对错误认识“较好”改为“很好”。[1]

事后周伯萍回到雅典，后调任驻阿尔及利亚和扎伊尔大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