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抗英事件

1841年5月，英国舰队停泊在广州城外的水面，等待清朝政府在和战之间作出最后的选择。这一年是鸦片战争的第二个年头。但是，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的态度摇摆不定，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此时，主战的奕山替代了主和的琦善。他调兵遣将，将广州城的守备军力（包括乡勇）扩充到了8万人。21日晚间，他密令炮船偷袭英舰。此后几天，清军的水上力量遭到了英军的强力反击。这场水战之后，广州方面认为，英军水上实力了得，但若登陆开战，清军有实力与之一战；英国人也认为，水上的胜利是不够的，是时候登陆广州城了。于是，新任英军司令卧乌古的一支部队如入无人之境般登陆北广州城，英军迅速占领了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27日晨，正要下令攻打广州城门之际，卧乌古接到了英军全权代表查理·义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的信。信中陈述，广州知府余保纯已同意支付600万银元赎城费，并承诺保证奕山及调入广州的军队于六日内撤离。因此，义律同意不破坏广州城，卧乌古应停止进攻。义律和余保纯的停战谈判，使得这支部队无所事事地驻守在了城北高地。由于实行“以战养战”的后勤政策，这支部队的后勤补给出了问题。28日，部分英军开始下山侵占北郊的民房，抢劫粮食牲口，挖掘墓葬，甚至奸淫妇女。三元里抗英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7]

在三元里的英军（1841年5月）

三元里是廣州城北附近的一個小村莊。1841年5月底，英军攻占广州越秀山上的四方炮臺，并与当地清政府签订《广州和约》，在获取清政府赔款之后同意撤回香港。自此期间有英國士兵到三元里搶劫財物、強暴婦女。1841年5月29日上午，一队英军闯入广州城外北郊的三元里村，捉鸡捕鸭，抢劫扰民，青年菜农韦绍光妻子李喜模样俊俏，她刚从家中走出便遭英兵调戏[8]，李喜一边反抗，一边呼救，三元里及其附近乡村的一万多乡勇闻讯赶来，以大刀、长矛、锄头、扁担等为武器砸向英兵[9]，趁着天气阴雨，村民诱导英属印度陆军30人小分队到潮湿的沼泽地，在火枪无法射击发挥武器优势的情况下，重重围困印度军。英军派出两个海军连，携带不怕雨淋的“雷管枪”前来增援。被围困两小时之久的印度军撤回了英军阵地四方炮台。而民众不依不饶，集结10万之众的队伍包围了四方炮台[10]。以1841年5月29日为起点，三元里103乡民众自发组成平英团，展开抗英武装斗争。

了解到情况后，英军总司令传话给当地长官广州知府余保纯，如果不解除义勇包围，英军主力将攻打并尽屠广州城。余葆纯向上级请示，广州城内的奕山等官员为了避免《广州和约》被废，令余葆纯劝退义勇[11]，余葆纯从此也背上了“汉奸”、“卖国贼”的骂名[12]。

针对三元里抗英事件，当地流传民谣：“一声炮响，二律埋城，三元里顶住，四方炮台打烂，伍紫垣顶上，六百万讲和，七钱二兑足，八千斤大炮未烧，久久打下，十足输晒”。[13]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诗人张维屏目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特作长诗《三元里》以颂扬：“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家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14]

时任广州知府余保纯因参与劝退集结的抗英民众而名誉扫地，在担任一次主考时，他被爱国考生将墨汁泼到脸上，于是，余保纯提前退休，郁郁而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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