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

明朝實行海禁政策近200年，到隆慶元年（1567年），福建巡撫涂澤民請開海禁，實施「船引」制度獲准，但明政府只開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處通商口岸。清初，為了削弱鄭成功等抗清力量一度實行海禁。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鄭成功孫鄭克塽投降，清軍佔領臺灣。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正式開海，准許百姓對外貿易[4]，並在「粵東之澳門（一說廣州）、福建之漳州府、浙江之寧波府、江南之雲台山」分別設立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作為管理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的機構。江浙閩粵四大海關總領各自所在省的所有海關口岸，通常下轄十幾至幾十個海關口岸[5]。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以海防重地規範外商活動為理由，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6]是謂「一口通商」。这一上谕是让“外洋红毛等国番船”。清政府對貿易採取嚴格限制之政策，把對海外貿易城市限於广州一口，並且規定外國商人銷售商品和購買土貨都必須通過特許「行商」之手[3]^:6。

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洪任輝明知有「一口通商」禁令，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隨英船收泊定海，為地方官所拒，即携預先備好之呈文，逕去大沽，上北京申訴。洪任辉通过直隶总督向乾隆皇帝递交诉状，希望清朝开放多个通商口岸。呈文中所控條款有關广州海关勒索陋規，行商拖欠貨銀，保商制度多弊。乾隆皇帝以洪任輝「勾結奸商，代為列款，希冀違例，別通海口」罪名，圈禁澳門三年[7]^:36-37。

自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起，廣州是唯一通商口岸[7]^:37。以往廣州有「稽查管束夷人條例」，至是兩廣總督復訂立「防範外夷規條」五事，主要用意在制止外人與人民往來[7]^:37。一為嚴禁外商在廣州住冬，如屬必要，可去澳門，次年必須返國[7]^:37。除來華貿易外，規定武器、米糧、硝磺、鐵鍋、廢鐵和各種鐵器不准出口。蠶絲、綢緞也有出口數量規定。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恢復公行，專辦對外貿易，對外商嚴加限制，不准外商與官員直接接觸，指定須由公行與外商聯繫，使公行成為外商與中國官府聯繫的中介[8]。

英國政府首次使華的正使查爾斯‧卡斯卡特

1787年，英國派出以查爾斯‧卡斯卡特為正使的使團訪華。這是英國政府第一次遣使來華。使團來華的目的是擴大對華貿易，增開通商口岸。此次出使因卡斯卡特在來華途中病逝而夭折[9]。

乔治·马戛尔尼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續派前出使俄國並擔任過印度孟加拉長官之喬治·馬戛爾尼為特命全權大使，斯當東副之，隨員80餘人，包括天文數學家、藝術家、醫生，和95名衛兵，由兵船護送，費用歸東印度公司負擔[7]^:39。所攜「貢品」，約值1萬5千餘英鎊，內有天文、地理儀器、圖書、毯氈、軍用品、車輛、船式，總計600箱，俱為用心選購，以表示英國之文明[7]^:39。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8月，馬戛爾尼一行抵達北京[7]^:39。清朝以為英使是為向乾隆帝賀壽而來，稱使團帶來的禮物是貢物。乾隆皇帝要馬戛爾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禮，堅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禮，乾隆皇帝大為不懌[7]^:39。及見到國書，復知英使之來，並非專為賀壽，實別有干請，決定要他早日離去[7]^:39。馬戛爾尼以書面列舉請求，所有浙江、天津通商，京城設立貨行，給予舟山小島，另撥廣州地方一處居住，減免廣州、澳門往來各稅，明定海關稅則，俱不准行[7]^:39。馬戛爾尼提出開放寧波、舟山、天津等地為商埠，清朝嚴正拒絕[3]^:3。

英國政府再應東印度公司之請，決定再派大使來華，人選為阿美士德，主要使命為確定公司在廣州權益，中國不得任意停止貿易，英人得自由與華商買賣，推廣口岸[7]^:41。1816年（嘉慶二十一年），阿美士德抵達天津，跪叩禮節問題隨之而來[10]^:20。嘉慶皇帝認為英使拒行此禮，是存心違抗，必須預行演習，否則不准瞻覲[10]^:20。阿美士德被帶至圓明園宮門附近，仍拒行三跪九叩之禮[7]^:39。嘉慶皇帝以「中國為天下共主，豈能如此侮慢倨傲？」[7]^:39立予驅逐出國[7]^:39。

18世纪的广东十三行

英國與葡萄牙在第二次反法同盟結盟對抗法國的拿破崙。英國以幫助葡萄牙捍衛其遠東殖民地的名義，兩次出兵葡屬澳門，企圖藉機佔領澳門，澳門則向清廷求助[11][12]。1801年葡萄牙在橘子戰爭失利，英國派出六艘載有數百名士兵的英國戰艦於1802年（嘉庆七年）3月18日抵達澳門氹仔附近海域，试图登陆澳門，两广总督覺羅吉慶劝阻無效而採取斷糧手段。7月英軍得知英法簽訂《亞眠和約》而離去[13]。1808年（嘉慶十三年），清朝水師擊退13艘侵擾清朝東南沿海、闖入虎門之英國兵船[3]^:3。英軍在嘉慶帝調兵威脅下放棄佔領澳門的企圖[13][14]。1825年（道光五年），英國爆發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3]^:3。為擺脫經濟危機，英國資產階級在國內加緊壓榨工人，在國外掠奪殖民地，鼓吹戰爭[3]^:3。1827年（道光七年），馬地臣在澳門創辦《廣州記事報》，公開鼓吹侵略[3]^:3。

1832年2月26日（道光十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英國東印度公司英國在广东十三行派遣間諜林赛改名胡夏米，冒充阿美士德爵士号船主，和郭士立到南澳、廈門、福州、寧波、上海、威海衛等口岸測繪地形，搜集政治、經濟、軍事情報，遞交英國外交大臣帕麥斯頓[3]^:3-4。胡夏米报告节录如下：「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仅次于广州，它的商业十分活跃，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15]。清国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16]。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基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或提督的驻地，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人5237人，其中4078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值得怀疑的。」[16][17]

1833年（道光十三年），英国国王任命一位上议院议员、海军将官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左右副監督各一人，遂由东印度公司对华关系，转变为英国政府对华关系[7]^:44。1834年7月15日（道光十四年六月九日），律勞卑抵達澳門[7]^:45。7月25日（六月十九日），律勞卑至廣州夷館，翌日遣人赴城門投書，無人肯收[7]^:45。律勞卑離開澳门前，當然已接到两广总督卢坤通知，而他不待奏明，率先前來广州，殊屬违反清朝规定之條例[7]^:45。盧坤傳諭，命令律勞卑於調查整理貿易事宜完畢，即行返回澳門[7]^:45。何況律劳卑不經行商，「封面係平行（公函）款式，且混寫『大英國』等字樣。中外之防，首重體制，該夷律勞卑有無官職，無從查其底裡，即使實係該國官員，亦不能與天朝疆吏書信平行。」[7]^:45卢坤并扬言中断清朝英國贸易。

8月26日（七月二十二日），律勞卑發出佈告，指摘盧坤「固執不明」，囑咐英國商人不必以封艙為顧慮[7]^:45。律劳卑雇人在广州各处张贴告示。9月2日，盧坤亦發出佈告，斥責律勞卑「妄自尊大」，正式封艙[7]^:45-46。卢坤下令全面终止与英国贸易，并派兵包围英國商馆，撤走所有清朝佣工，严禁人民向英人提供任何食物、水和藥物。律劳卑立即召来英国一艘巡逻艇、两艘护卫舰驶向黄埔进行威胁，与清朝海岸警卫虎门炮台交火35分钟，驶入珠江。卢坤随即将12艘大船沉于珠江河底拦截，又从各地调动舰只28艘围堵。9月21日（八月十九日），律劳卑及兵船離開黃埔[7]^:46。在清朝水师监视下，9月27日（八月二十五日）重开中外贸易。

18世纪英國在印度的鴉片儲存庫

英國完成工業革命後，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清朝剛好符合此條件。但因清朝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而中国人不大量購買英国商人带来的西方工业制成品，十八世纪的广州贸易給中国帶來大量顺差。西方商人来购买茶叶、生丝、大黄和其它货物，是需要用金银来支付的。东印度公司驶往中国的船舶经常装载90%——有时高达98%——的黄金，只有10%的货物是商品。1781-1790年（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1,640万两，1800-1810年（嘉慶五年至十五年）则达2,600万两。1827年（道光七年）以前，英國多次在廣州試售英國印花布、剪絨及天鵝絨，虧本達百分之六十以上；1826年（道光六年）輸入棉布，也虧本百分之十左右[3]^:6。因為富裕的中國人對西方認知極少，自然興趣缺乏而多使用中國絲綢，而窮人則根本買不起。18世紀，英國開始實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朝則以白银作為貨幣，由於與清朝的所有貿易需以銀兩折算，令英國需要從歐洲大陸購入白銀作貿易用途，金銀一買一賣，英國利潤受損巨大。稅率方面，清朝對英國进口货物需要抽百分之二十的稅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腐败和贪婪，使得除税率之外还产生許多不可预估的费用[18]^:139。這些種種中國特色的經商環境，都是千辛萬苦遠赴而來的英國商人所不能忍受的。

在1830年（道光十年）以前，中國人在對外貿易上經常是出超，白銀不斷地從印度英國和美國向中國輸出[19]^:2。在1833年（道光十三年）取銷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權以前，英國對中國年輸出總值只有60萬英鎊，而1836年（道光十六年）達到1,326,388英鎊，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增加到2,394,827英鎊，到1852年（咸豐二年）便達到300萬英鎊左右[19]^:4。從中國輸入茶葉量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不超過16,167,331磅，到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便達到50,714,657磅，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是57,584,561磅[19]^:4。需求量增長非常迅速。

18世紀的中國鸦片吸食者

鸦片由罂粟提炼而来，在唐代中期（公元7世纪末或8世纪初）由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传入中国，中国人称其为“米囊”或简称“白皮”。明時稱為烏香、鴉片或阿芙蓉，南洋諸國以為貢品，市鎮亦有貨賣，價值與黃金相等，葡萄牙人自印度來粵，輸入漸漸增加[7]^:47。鴉片又稱為合甫融或阿片。16世紀晚年（明中葉），海關開始徵稅，列入藥材項下，與自菲律賓傳入之煙草混合吸食[7]^:47。主要用来做止痛安神的药；为求享受而吸食鸦片的情况很少[20]^:165。但在明朝中期開始，鴉片開始作為春藥受民間富有人家歡迎，明末醫學大家張介賓在《景岳全書》卷五十九《固陣》一條中收有七種含有鴉片成份的春藥；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也指出鴉片為時人房中術所用。

1620年（萬曆四十八年），中国开始出现吸食鸦片的记载，据称当时在台湾一些人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福建和广东，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吸食鸦片迅速成為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这种习惯。对鸦片的需求导致外国进口的鸦片增加，也导致在四川、云南、福建、浙江和广东种植罂粟[20]^:165[21]。

清初其法益精，「煮土成膏，鑲竹為管，就燈吸食其煙，不數年流行各省，甚至開館賣煙。」[7]^:471729年（雍正七年）以其淫蕩傷人，予以禁止，但所指為煙草與鴉片合製之鴉片煙，並非鴉片本身[7]^:47。因吸食鸦片极容易上瘾，导致健康衰退而不能劳作成为废人。1796年（嘉慶元年），中國裁停鸦片煙稅，視為禁品[7]^:48。嘉庆皇帝明令取缔进口和种植[20]。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人取代葡萄牙人成为鸦片贸易的领头羊，是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种植鸦片的垄断权——由孟加拉国掌管从播种到在加尔各答出卖成品的一切事宜。东印度公司被维多利亚女王吊销许可证。东印度公司在得知中国禁烟之后，转而将鸦片的销售权让给持该公司执照经营航运的港脚船去做，港腳商人係得東印度公司許可，來自印度之商人，港腳（Country）為譯音[7]^:38。

在早期的对外贸易中，清朝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但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从根本上逆转这种局面。自1800年（嘉慶五年）起，鴉片開始大量輸入中國[3]^:7。此时英国人已占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罂粟种植地——印度，英國從印度裝運鴉片來華。由于吸食鸦片会上癮，清朝嚴格控制其入口，但吸食者市場仍然存在。“嘉庆初食者甚少，不二十年，蔓衍天下，自士大夫以致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而不返。”[22]

另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在这些年中，却是单单靠他们对华贸易中的利润来支付他们股票的利息。”[23]鸦片商人泰勒说：“鸦片像黄金一样，我能在任何时候卖掉它。”[24]因此鴉片走私日益擴大，由道光元年（1821年）的4000餘箱，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間已猛增到40200箱。此后，鸦片泛滥导致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也浮现出来，由於鴉片輸入激增，中英貿易逐漸變化，英國由入超變為出超，[3]^:7並反使中国入超[25][26]，令中國國內發生嚴重銀荒，造成銀貴錢賤，出現通貨膨脹，“1837年，鸦片泛滥导致的问题终于到了清朝政府非立即采取坚决措施不可的地步”[27]。

1840年虎门销煙期间林則徐致維多利亞女王的信

1840年描绘虎門銷煙的中国画

早在1729年（雍正七年），雍正帝就颁布过禁煙令，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但并没有禁绝。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西方鸦片商人仍然勾結當地官僚，千方百计走私偷运鸦片到中国。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東印度公司取得印度鴉片專賣權[7]^:47-48。至1838年（道光十八年），西方鸦片商人向清朝输入鸦片数量逐年递增，导致清朝每年全部出口的丝、茶、土产，均不足以抵偿进口鸦片的煙价，长期的鸦片贸易，造成清朝国内白银大量外流，银元枯竭，银价上涨，工商停滞，国穷民困。当时吸食者上至贵族官僚、下至贩夫士兵，随着鸦片泛滥愈演愈烈，最终引起清朝的高度重视。

1836年（道光十六年），英國政府代表、駐華商務監督義律，揚言要用武力對付中國[3]^:4。同年，英國資本家在倫敦成立「印度和中國協會」，這個協會經常向英國政府提供情報，敦促英國政府加緊侵略中國[3]^:4。1836年11月12日（道光十六年十月四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折：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藉口，而其尤為因循遷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雖日禁兵丁，而終無淨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28]。

两广总督林则徐进言道光帝：

“鸦片流毒于天下，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7]^:52

1838年6月（道光十八年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書道光皇帝[3]^:9。奏折節錄如下：

「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废时失业，相依为命，甚者气弱中干，面灰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隨在吸食。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歲漏銀一千七八百萬両。自十一年至十四年，歲漏銀至二千餘萬両。自十四年至今，漸漏至三千萬両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數千萬両。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漸成病國之懮，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29]

1838年12月底（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清朝道光皇帝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煙条例》。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八日，8天之內，召見林則徐8次，每次約兩三刻[30]。賜予林則徐紫禁城騎馬之殊榮，授以钦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件，節制水師，清查鴉片來源之重任[7]^:52。林则徐前往广州负责执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煙。1839年3月（道光十九年正月），林则徐抵達廣州後，與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兩人合作，積極整頓海防，防禦外敵入侵。3月10日（正月二十五日），林則徐開始採取行動，發出曉諭兩道，給各國夷人，說明通商之利，販煙之罪，限期將鴉片盡數繳官，不得絲毫藏匿，保證「嗣後來船永不敢夾帶鴉片，如有帶來，一經查出，貨盡沒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31]他聲稱法在必行[7]^:53。另一道係給行商，責令繳煙、具結[7]^:53-54。

由於清朝積弱，且鴉片貿易盛行已久，故英國商人大多以为中國官員銷煙一事也是虎頭蛇尾[32]^:26。英國商人總以为中國官員做事一向是虎頭蛇尾，只需略事敷衍，即可了結[7]^:54。林則徐下令中斷貿易，撤走英國商館中的華人買辦和僕役，並派士兵包圍商館，并下令：和洋人交通者即汉奸[7]^:54。義律得知消息，於1839年3月24日（道光十九年二月十日）自澳門趕至廣州，與350名洋商被困在商館裡六个星期，与外界交通隔绝。3月27日，義律屈服，直接向林具稟，願將英國人經手鴉片悉數清繳，同日布告英國人遵照，總計共有鴉片20,283箱[7]^:54。其中，怡和洋行上缴鸦片7,000箱，宝顺洋行上缴鸦片1,700箱，旗昌洋行上缴鸦片1,540箱[33]。義律告訴英商，英國政府會賠償他們的損失，英商拒絕具結不再販賣鴉片[34]

林則徐請示過道光帝之後，在虎門挖了三個大坑（每個長150英尺、寬75英尺、深7英尺）。6月3日（四月二十二日），實行銷燬，歷時22日[7]^:54。美國漢學傳教士衛三畏指“在世界历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35]

清王朝一直保持80万常备军，但是既不注重将領的培养，又忽视部队的训练。提拔将領，片面强调行伍出身，对于武科出身的往往不予重用。将領的文化素養因此較為低落，加上缺乏严格的培训，不但平时组织部队训练难以胜任，战时指挥作战更是笨拙无方。清军在训练时规定有春操、秋操、冬季行围等制度，但往往敷衍应付，而且只偏重于演阵图、习架式，近于演戏，基本上没有脱离冷兵器时代的密集阵式，对于实战毫无裨益。浙江清军“于炮位应装药弹数目，尚未能知，则其平日所称演放炮位，系属虚文塞责，已可概见。防堵海疆，首重大炮，而浙江水路各营镇将备弁，能知放炮之法者，惟黄岩镇标中营游击林亮光尚称谙练，余则绝少其人，各处海口，所安炮位，几同虚设。”[36]

东南沿海诸省为清朝税收的重要来源，为清朝重点布防地区，其广东驻军7万，福建6万，浙江4万，江苏5万。1800年（嘉庆五年），清政府查禁鸦片，英国的武装走私商船活跃于广东沿海。1830年（道光十年）以后，英国派遣军舰兵船前来中国沿海，保护鸦片走私，引起清廷的警惕，但未能采取有效的战备措施。1834年9月（道光十四年八月），发生两艘英国军舰强行闯入珠江，击毁虎门炮台严重事件。事后清朝任命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到任后，查勘要塞，整顿水师，加筑炮台，添铸大炮，使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的防务，得到巩固[37]^:13-17。

广州作为当时清廷规定的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为鸦片贸易主要地区。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在严厉禁烟的同时，与邓廷桢、关天培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海防。这些措施是：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演练枪炮，在虎门添置购买西洋大炮300余门；在尖沙嘴、官涌等处新建炮台；购置西洋大船，改装民船，招募团练，又抽调广东内地营汛防兵进驻虎门要塞，使得东南沿海防务大为增强[38]。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清朝防御重点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一带，对于北部沿海却未能采取有效的防范[39]。

1839年11月3日，第一次穿鼻海战，中国水师与英国海军战斗

1839年6月虎门销烟后，并没有斩断鸦片贸易，鸦片贸易从地上进入地下愈演愈烈，林则徐本人称：“义律宣言于众，更要大卖鸦片，每以劈柴作为照牌，明写鸦片一个洋银几元字样，于潮长时随流送入各口内，诱人售买。遇有兵船驱逐，胆敢先放枪炮，恐吓抵拒。又兵船拿获汉奸，该夷胆敢将官兵诓去，掳禁夷船，勒令释放汉奸，如此狼突鸱张。”[40]林则徐继续采取强硬立场，要求外国鸦片商人立下文书，保证永不夹带鸦片到中国来，结果遭到英国商人的坚决抵制。

7月初，发生英國水兵在九龙毆斃華人林维喜之事[7]^:55。英國水手於新安縣（今香港）九龍尖沙咀村行凶，毆傷村民多人，其中林維喜重傷致死[3]^:14。林则徐多次要求英国商务总监义律交出兇犯[3]^:14。義律緝拿兇犯，由行政機關處以輕微罰鍰，和短期監禁[7]^:55。林則徐屢令交出，義律說是英王不許[7]^:55。义律又以兩國法律相距太遠為由，要求英方一同參與審訊，遭拒。林又說義律為英國職官，「明明查有兇夷，私押在船，若違抗不交，是始終庇匿罪人，即與罪人同罪。」[7]^:55義律置之不理[7]^:55。結果英方單方判處涉案人回英，分別監禁3至6個月。但他們回英後即被釋放，因英國法律人員不確定義律是否可以判處這些水手於英國服刑[41]。

1839年8月15日，林则徐採取進一步行動，封鎖澳门，不准英國人逗留[7]^:55。8月下旬，義律與英國人轉往香港及附近海面之英國船隻[7]^:55。9月4日，義律帶領新到兵船一隻，至九龍，要求購買食物不遂，實行開炮，中國水師船炮台猛烈還擊，各有傷亡[7]^:55。9月下旬，義律返回至澳門，以說帖答覆，謂英船現無鴉片，可共同搜驗，如經查出，貨物沒收，煙商驅逐，由在粵英商共行出結，領事蓋印連簽[7]^:56。

中國鎮壓鴉片貿易之後，人們討論英國將如何回應，因此前美國和英國民眾都對英國支持鴉片貿易感到憤怒。[42]許多英國公民同情中國人，並希望停止鴉片的銷售，而另一些人則想遏制或管制國際麻醉品貿易。 然而，人們對英國外交官受到的對待，以及清朝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都極為憤怒。輝格黨控制的政府特別提倡與中國開戰，親輝格黨的媒體則刊登了有關中國“專制與殘酷”的故事。[43]

1839年8月初，中國禁煙消息傳到英國[3]^:13，英国商业集团纷纷鼓吹發起战争。9月30日，英國紡織業城市曼徹斯特39家公司和廠商聯合致函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稱中國禁煙是對英國之「侵略行為」，「希望政府能利用這個機會，將對華貿易置於安全的、穩固的、永久的基礎之上。」[44]“威灵顿公爵、德比伯爵、斯当东、山登勋爵、约瑟夫·休谟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是支持战争的[45]。”10月1日，英國政府召開內閣會議，討論出兵中國問題[3]^:13。 内阁會議經過討論後，作出「派遣一支艦隊到中國海去」之決定。[46]內閣會議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派遣艦隊。由於販運鴉片由始至終只是民間走私行為，並非英國國策。英國政府始終未正式宣戰，認為軍事行動只是一種報復（reprisal），而非戰爭[7]^:61。

1839年11月2日，義律率兩艘軍艦，駛至虎門口外之穿鼻進行封鎖，準備制止英國船隻再次進口，並投書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要求不得火燒英國船隻，准許英國人上岸居住[7]^:58。11月3日，有一艘具結英國船隻，正報進口，英國軍艦迫令折回[7]^:58。關天培出而查究，英國軍艦開炮，衝突再起[7]^:58。廣東虎門發生穿鼻之戰，清水師4艘船被擊沉，令珠江口一帶氣氛緊張[7]^:58[47]。

1839年11月4日，巴麦尊正式向英国海军提交《致海军部书》：“据对中国有丰富知识的人说，有这样的海军力就能完成，即双层甲板的主力舰两艘，巡洋舰三艘，其中至少有一舰是大型的；轮船两艘或三艘[48]^:59。”

1840年1月5日，道光皇帝調林則徐為兩廣總督，以便貫徹對英國政策[7]^:58。 林则徐專門断绝英國贸易[7]^:59。林則徐嚴格執行經濟封鎖，根絕英國船隻一切接濟，而以食物、飲水為主[7]^:59。1月5日（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初一），道光帝下旨断绝与英格兰的贸易，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口，并将该国船只，尽行驱逐出口，复严禁他国商人，不许私代英商带运货物。

1840年1月16日，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演说：「在中國發生的事件，已經引起我國臣民與該國通商關係中斷，朕已極嚴重注意，並將繼續注意這一影响我國臣民利益與王室尊严的事件。」[7]^:60英国政府決定命令印度艦隊增援[7]^:60。2月，組織東方遠征軍，以英國開普殖民地（南非聯邦前身）好望角海軍提督，義律堂兄懿律任海軍統帥兼全權，义律为副全权[7]^:60。時英國政執黨地位不穩。反對派托利黨/保守黨早於1月31日在下議院提出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但僅以21票之差遭到否决[49]。他們再於4月7日在下議院動議譴責政府。但動議並非關於與大清一觸即發的戰爭或備受爭議的鴉片貿易，而是抨擊政府在對華關係上缺乏遠見及思慮不週，亦忽視了應該給予駐廣州商務總監相關的訓令及權力，用以對付非法鴉片貿易[50]。這動議特意迴避了戰爭及鴉片兩項敏感議題，藉此爭取托利黨內最大的支持以通過議案[51]。當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向英國國會報告英國政府對華用兵目的及軍費案時，支持政府議員隨聲附和，謂中國污辱英國國旗，妨害英國商務，劫奪英國財產，危及英人生命，須加討伐[7]^:61。反對派抨擊政府不早日取締鴉片貿易，國旗應保護公正與榮譽，不得保護毒品[7]^:61。4月初，英國國會終於以極微多數同意政府政策[7]^:61。經過三日激辯，下議院最終以271票對262票否决動議。下議院的反對派托利黨因此未能阻止英國艦隊繼續前往中國及戰爭的爆發。上議院一項類似的動議[52]亦未能於5月12日會議中通過。下議院最終在戰事早已爆發後的1840年7月27日通過撥款173,442英鎊作為中國遠征軍的開支[53]。

1840年6月5日，第一次定海之战，英军舰攻击清军的帆船

1840年6月，懿律率领英国軍艦16艘、武裝輪船4艘、運輸艦28艦、陸軍4,000人，抵达廣州海面[7]^:61，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25]。英军主力抵达广东后，见广州一带布防严密，认为在当地采取军事行动的效果不大，在距离京师较近的地方进行一次有效的打击，能更有效的逼迫清廷屈服。鉴于此，英方除留四艘军舰和一艘武装轮船继续封锁珠江口外。主力舰队则按照英方既定的对华作战部署，从广东启程北上進攻浙江舟山列岛。

7月初，英舰队途经福建厦门海面。2日，义律向厦门递送《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遭到守军拒绝。遂发炮轰击，双方交火，各有损伤。英军见厦门守军拒绝接收照会，便将诏书留在沙滩上，退出厦门，继续北上。4日，英舰队抵达舟山列岛。定海知县姚怀祥登上“威里士厘號”交涉，伯麦照会姚怀祥，限次日下午2时前将定海城交出，遭拒。5日，英军攻城。激战中总兵张朝发中弹落水，後伤重而亡。6日，定海城破，知县姚怀祥投水自尽，守城兵勇溃散。是役，英军旗舰“马利拿”号在岱衢洋百亩田礁触礁，船底洞穿，“威里士厘”号成为旗舰。[54]

定海城陷后，道光帝发布上谕，将：“乌尔恭额、祝廷彪、着先行革职，戴罪图功。”着：“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无论洋船在于何处，即会同浙江水师合兵会剿”，“伊里布遴派带兵大员，拣选水师数千，豫备调遣”。[55]

英军在占领定海转入休整。28日，英军结束休整，以主力舰队继续北上。途径乍浦，与守军交火，不久撤离。[56]8月3日，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自广东发出的英军可能北上天津的预警，随即谕令直隶总督琦善：天津“不准通商，断不能据情转奏，以杜其觊觎之私。倘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56]8月9日英军抵达大沽口后，道光帝从琦善奏折中得悉天津“炮位陈旧、兵力不足”时，又改谕琦善：“督饬所属严密防范，临时仍相机办理，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廪帖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57]

8月10日，琦善奉谕。11日，琦善派罗应鳌前往大沽口外，与英军接触。15日，英军向清廷递交《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巴麦尊在致函中指责林则徐在广东残害英商人，亵渎大英国家威仪，宣称：“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顺带提出割地，赔款、道歉、等要求。[58]

同时，在送往京师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的附折中，琦善向道光详细汇报英军舰队情况，称：“见到英吉利夷船式样，长圆共分三种，其至大者，照常使用篷桅，必待风潮而行，船身吃水二丈七八尺，其高出水处，亦计两丈有余。舱中分设三层，逐层有炮百余位，舟中所载皆系鸟枪，船之首尾，均各设有红衣大炮一尊，与鸟枪均自来火。其后梢两旁，内外俱有风轮，设火池，上有风斗，火乘风气，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59]

道光帝认为：“英夷如海中鲸鳄，来去无定，在我则七省戒严，加以隔洋郡县俱当有备，而终不能我武维扬，扫穴犁庭。试问内地之兵民，国家之财赋，有此消耗之理乎？”[60]进而认为，只要撤换林则徐，英军就会“返棹南还，听候办理”，甚至归还舟山给清朝，以致能够“片言片纸，连胜十万之师”。[60]^:3

双方交涉历时一月，琦善与义律在大沽口举行会谈中对英方所提要求，含糊表示“定能代申冤抑”，但前提是英军“返棹南还，听候办理”。[61]^:4259月15日，尤於英軍當時水土不服，疫病流行，英军方面不得己表示同意将谈判地点改到广东，并即日起碇南返。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接替林则徐，不久即与义律开始谈判。[62]

1841年1月7日，虎门之战，清军水师与英国海军在穿鼻湾激战

1840年9月28日，钦差大臣琦善署理两广总督，林则徐、邓廷桢被撤职。11月底，琦善至广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强广东防务，反而将一切罪责归咎林则徐。指责副将陈连升在磨刀洋之役向英军开炮，欲斩副将以谢夷，以致兵心解体。又撤散壮丁数千，于是水勇失业，英夷抚而用之，沦为汉奸。撤横档水中暗桩，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夷船得以探水志，察径路，而情形虚实尽泄。为向英军展现和谈诚意，对砲台守軍大加裁撤，凡有报缉汉奸缉鸦片者，辄被呵斥，有探报夷情者，则拒曰：“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夷情者。”[63]

1840年12月，双方开始和谈。义律在谈判过程中提出按照《巴麦尊致清朝宰相书》内所载各款结议，“写作汉字英字约文一纸，盖封贵大臣关防，及本公使大臣印书，以为盟约之始基”。琦善表示同意赔偿烟价五百万元，关于割让香港一款，琦善加以拒绝，重申割地是“天朝从来未有之事，其势断不能行”。对于英军暂屯香港的要求，琦善以《巴麦尊照会》“公文所无”，断然拒绝。义律坚持要求偿还烟价二千万元，割让地方岛屿，开辟厦门、定海为商埠等一系列要求，琦善见英方条件求过于苛刻，不敢轻易答应，又不敢轻易拒绝，便使用拖延战术周旋。经过一月和谈，未取得任何结果，义律失去耐心，决定“战后再商”。[64]

1841年1月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向虎门炮台第一重门户大角、沙角炮台同时发起进攻，以舰炮猛轰炮台。与此同时，登陆部队在穿鼻湾登岸，抄袭沙角炮台侧后，抢占制高点。英军抵达脊巅，向下猛攻，[65]守军欲发动“预埋地雷”，但未能奏效。激战中陈连升父子先后阵亡[66]。“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兵号衣，或穿夷服[67]。”

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用舷侧炮猛烈地炮火压制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围墙多处。炮台守军开炮对抗，效力有限，守军在英军猛烈地炮火“下无法驻足”。与此同时，英军乘坐小船从南北两侧同时登陆，包抄炮台，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英军占领大角炮台后放火烧毁营房，拆毁炮台，然后全部撤回舰上。[65]

在大角、沙角之战，清守军死伤700余人。在陆上战事即结束时，英国海军的复仇女神号、加略普号、“硫磺号”等五艘军舰联合向停泊在附近的清军水师发起进攻，清军战船火力无法与英军战舰相抗衡，水师师船、拖船沉毁11艘。[68]

战斗结束后，英国军舰随即抵近珠江口，围困虎门炮台第二道门户横档岛，对清朝保持军事压力，在英军武力威慑下，琦善被迫与义律在川鼻洋商议草约，在割让香港方面，表示愿向道光皇帝“代为恳请在尖沙嘴或香港地方择一隅供英人寄居”。但义律不待琦善请示皇帝，便在1月20日单方面公布《穿鼻草約》，《穿鼻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沒有蓋用關防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69][20]

1841年1月23日，随着《穿鼻草约》的签订，定海英军陆续调往广州。2月24日，英军主动撤离舟山，撤往广州一带。伊里布释放安突德等英俘十八名，2月27日，裕谦率兵进抵镇海，派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带兵由镇海进驻定海，重建防务。[70]

军用地图上1841年的广州态势

1841年1月27日广东败报传到北京，道光皇帝甚为恼怒，当即下旨对英宣战：“逆夷目肆猖獗，必应痛加剿洗”。[71]著：“裕泰等将所派胡南兵一千名，令祥福带领，四川兵二千名，令张青云带领，贵州兵一千名，令段永福带领，分起赴粤。”[71][72]并说：“览奏十分愤懑，降旨受奕山靖逆将军[73]。”谕：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等将英国行径“通谕中外知之”，命：两江总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并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加意巡查，来则攻击”。任命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和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主持军务。从湖南、四川、贵州、江西、湖北和贵州各省抽调精兵，开赴广东。[74]^:712

2月26日，義律获悉清朝对英开战的消息，乃先下手為強，命令英军向广州城重要门户虎門砲台发起进攻，事前廣東水師提督關天培“诣制府恸哭，请益兵不许，守台仅羸兵二百，乃决为死计，驻炮台督战，创痕遍体，血濡衣襟[75]。”“手燃巨炮忽自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一弹当胸至，洞而不倒，夷众拥入，天培阵亡。”[22]当日，虎门要塞各炮台皆被英军攻破。有说“火药皆杂以沙土，军门（关天培）……知受绐，愤激自刎[76]。”

同时，道光帝接到广东巡抚怡良关于英国舰队占领香港的密奏，大为震怒。当即上谕：“览怡良所奏，曷胜愤憾！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予香港……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当即将琦善锁拿进京，查抄全部家产。同时，补授原刑部尚书祁贡为两广总督，未到任前由怡良署理。著怡良等“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77]

2月27日，英军攻陷乌涌炮台，清军总兵祥福以下500余人阵亡，余部溃散。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英舰进至广州城下，游弋于二沙尾、大黄滘内外，“或三五只，或六七只，距省二十余里之间，零星停泊，聚散靡常”。[78]

1841年5月24日英军开始登陆围困广州城

1841年5月25日占领四方高地的英军向广州城内轰炸

1841年3月1日，英军继续向广州进攻，攻占沧州炮台。3月3日，琦善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向英军乞和，义律同意休战三天。3月5日，参赞大臣楊芳抵达广东，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3月6日，停战期满，英军再度开战。3月13日，琦善因议和误国，被押解进京查办。由于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暂领广东军务。楊芳作战不力，乃用阴门阵抵敌，结果清军一败涂地。英军逆珠江进而上攻陷沿途炮台，占据广州十三行商馆。[22]此时广州进行中外贸易的旺季来临，英国和其它国家的商船停泊珠江口外，迫切要求开市贸易。义律也因兵力不足，无法轻易进攻广州。杨芳则因各省调集的兵勇没有到齐，亦不敢轻举妄动。在此情况下，义律与杨芳出于各自的考虑，于3月18日达成临时休战协议。规定：“广州商业应当照常进行，商船应当到黄埔去卸货。省政府不得令英人具结，中国应当照常征收港口税和商税。凡鸦片及其它走私货物，如经查获，应予没收，禁止将人拘留或施以各种惩罚。”[79]这样广州的和平维持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中，“姚巡捕等将女子剃发，并跟班送进（杨芳）。杨芳之兵在外嫖者，将麻疯婆应之，两月以来，官兵之染麻疯者不少，而杨芳之子在外嫖者过于杨芳，时服药尚不能好[80]。”

4月14日，在虎门陷落2个月后奕山一行才抵达广州，5月初，各省开赴广东的1.7万援军亦陆续抵达，合原驻之兵，广州清军达到2.5万。道光以为大军云集，著奕山“迅速督饬兵弁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全将该夷驱逐，各地尽行收回”，一再督促发兵攻剿。[81]

在道光帝的严令催促下，奕山等谋划于5月10日以后选择“月黑潮顺”之夜对广州英军大举反攻。但由于连日大雨，河水骤涨，清军未能“克期进剿”。而英军舰船却乘水涨之机，自大黄滘、二沙尾两路驶进，谋攻广州城。奕山等“不敢坐失机宜，遂决计先发以制之”[82]。5月21日，奕山令水军1700余人，于黑夜之間分乘快船，挈钩镰、火箭、喷筒出動，掷火焚烧。[7]^:65陆军进攻商馆区，捉拿义律，义律提前逃离商馆。与此同时，岸上炮台也向江中的英船开火。英船猝不及備，頗為所窘，夷館亦遭劫掠。英舰被清军火船冲入舰炮射击死角，数艘军舰被岸炮击中。为安全计，向凤凰岗一带水域撤退。当晚交战，英舰一艘未沉，火船冲到岸边，民船烧掉不少。[81]

次日早晨英军2400人反攻。[7]^:65清军三路兵丁，一閧而溃退。[7]^:65英军以火轮船1只进至泥城港，施放火箭，烧毁聚泊在港内的清军师船、火艇60余只；英舰3只泊白鹅潭，发炮轰击西炮台。23日，义律发出告示，限清军在12小时内退出广州城，否则就要率兵占据城池。当晚，英舰23只开进虎门，掳掠师船和民船50多只，溯珠江至广州城下，炮攻西炮台、天字码头和东炮台，纵火焚烧城外民房。24日，英军在广州登陆，清军望风溃逃，从广西采运而来的木筏材料和30余只油薪船，尽落入英军之手，英军乘势占据泥城炮台。一路从十三行商馆区登陆，占领商馆。奕山下令紧闭城门。25日，英军继续登陆，扫除沿途的障碍。当日占领广州城北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81]炮台清军阵亡500名，南海义勇和湖南兵在广州东门校场发生大规模械斗。[22]英军包圍廣州，在高處架炮轰城內，击毁兩個火藥庫。[3]^:19四天之内，广州附近要地全失，城外大火，奕山指揮18000人尽退城内，秩序大亂。[7]^:655月26日上午，广州竖起白旗，奕山派廣州知府余保純出城向英軍求和。[3]^:19英軍以死9人，伤68人代价击败2万清兵。[81]

1841年5月27日，義律與奕山代表訂立《廣州和約》，规定：中國欽差大臣和軍隊於6天內退至廣州城外60里地方，1週內繳出贖城600萬元，交清後，英軍退出虎門[7]^:65。事件未解決前，不得設防，賠償夷館損失30萬元[7]^:65。奕山不但率部撤离广州，还勒索广州商家向英军支付600万银元的赎城费，僅怡和行伍崇曜就出資80萬銀圓[83]。

收錢後，英军紀律不佳，5月29日，自广州近郊撤退，沿途淫掠，約有200多名英兵為數千鄉民圍困於城北三元里[7]^:65。第二天，英軍2,000人來援，鄉民依然不退[7]^:65。當時雷雨大作，英兵火槍失靈，十分狼狽，死傷20人[7]^:65。廣州知府勸鄉民解散，始獲無事，此為廣東民間第一次的直接抗英行動[7]^:65。繼而發布「誓滅英逆」文告，情緒高漲，自信至強，各種反英組織跟着成立[7]^:65。

《廣州和約》等於完全投降[7]^:65。奕山惟有揑造謊言，對朝廷交代[7]^:65。他說：第一，因為廣州居民籲懇保全，英人自訴苦情，請「大皇帝開恩，追究商欠，俯准通商，即退出虎門，不敢滋事，」所以才暫准所請[7]^:65-66。第二，行商積債600萬元，除自籌200萬外[84]，餘由庫貯撥借，分年歸還[7]^:66。第三，退駐廣州城外，係為彈壓土匪，且天熱雨多，亦不得不擇地安營[7]^:66。為了不被皇帝懲罰，奕山虛報戰功，甚至將該戰役的慘敗說成大勝[85]。舉棋不定、忽剿忽撫之道光何嘗不明內情[7]^:66[86]。事己至此，只好認可[7]^:66。禁煙久已不提，不談痛剿，命令調赴廣州各軍均撤回原伍，沿海防守官兵裁撤，以為中英關係已定，不料英軍正大舉而來[7]^:66。

1841年4月，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传至伦敦。5月，英国政府否决《穿鼻草约》，内阁会议决定召回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来华，进一步扩大战争。璞鼎查于6月5日驶离伦敦，8月10日进抵澳门，8月12日璞鼎查照会广州当局，要求接受去年所提各项条件，否则带兵北上。8月21日，璞鼎查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10艘军舰、4艘轮船、22艘运输船搭载英国陆军第18皇家爱尔兰团、第26卡梅拉尼亚步兵团、第49威尔士步兵团、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62旁遮普印度步兵團、第66旁遮普印度步兵團开始第二次北上。[87]

1841年9月，英國運輸船「納爾不達」號（又譯作「吶爾不噠」號）於臺灣北部雞籠港（今基隆港）出現。清地方官員奏稱該船向雞籠二沙灣砲臺發炮，遭到清守兵發炮還擊，將其擊傷。該船後撤，誤觸暗礁下沉，英軍被殺32人，被俘133人。清軍從運輸船上獲大炮10門，並獲炮彈、圖冊等物。10月19日，英國派艦至雞籠要求換回俘虜，未獲清軍回覆。27日，英軍再攻雞籠，派兵從三沙灣登陸，遭清軍開砲還擊，將其逐至外洋[88]。1842年3月，「阿吶」號（Brig Ann，又譯作「阿恩」號）亦於臺灣中部大安溪的大安港出現。清地方官員奏報該船船員想上岸，清軍於是派數艘漁船誘導其入河內多礁處。英軍因不諳地勢，於大安溪中段處擱淺。清兵前往伏擊及擊沉英船，數十名英人被殺，另有54人被俘。清軍並在船上擄獲11門大砲等兵器。這兩次事件被稱為為臺灣之戰中的（雞籠之役、大安之役）。道光帝其後下旨將大部份俘虜斬首。1842年8月，兩船共139名俘虜於臺南被斬首，只有11人倖免[89]。但據英方文獻及生還俘虜所述，該兩英船實因遇風觸礁。但倖存船員卻被拘禁，而其中197人之後被處斬（見「吶爾不噠」號事件）。

英国人作画，1841年8月25日皇家爱尔兰团在厦门战斗

英军离开广州后，道光以为战争已经结束，通谕沿海督抚：“酌情裁撤各省调防官兵”。8月上旬，裕谦接到奕山、祁贡自广州发出英军将“再犯闽浙”的预警，乃上书要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务，道光批谕：“英人赴浙，出自风闻，不足为据，著裕谦仍遵前皆，酌量撤兵，不必为浮言所惑，以至糜饷劳师”。结果仅时隔数日，英国舰队即出现在厦门。[90]

1841年9月25日第二次定海之战

1841年8月25日，英舰队进逼福建厦门海域。通牒“限期交出厦门”，遭拒。英军于次日攻陷厦门，英军战死1名，伤十余名。清军伤亡数百，总兵江继芸战殁。[91]英军将炮台破坏后，留兵鼓浪屿，续向定海前进。[7]^:66

欽差大臣裕謙負責浙軍務，數月以來，在定海积极設防，兵力近7000人。[7]^:669月25日，英军再攻定海，遭定海守军激烈抵抗。英軍三次攻擊，郑国鸿（处州镇总兵）、葛云飞（镇海镇总兵）、王锡朋（寿春镇总兵）[7]^:67率清军与英军激战6日。英国陆军第55威斯特摩兰郡步兵团、第18皇家爱尔兰团先后登陆，清军“所用抬炮至于红透，不能装打，犹拼命死战。”[92]10月1日，三位總兵終以武器懸殊，相繼陣亡，兵弁死者1000人，英軍傷亡約30人，定海第二次失陷。[7]^:66－67英军俘获清军龙旗，军官Duall阵亡。清军库存的大量物资落入英军手中，其中有三十六门新造的大炮被搬上运输船，用以日后轰击清军。[93]定海陷落后，当地人民仍舊不屈，英軍僅能制縣城週圍10里。[7]^:67

為便于中國大陸過冬，等候援師，10月10日，英軍續佔鎮海。[7]^:67裕謙（两江总督）、步雲（浙江提督）、谢朝恩（狼山镇总兵）率4千清军在镇海与2400英军发生战斗。總兵谢朝恩力竭而死[7]^:67，在沙蟹岭战斗中阵亡。[22][7]^:67余步云率先逃跑，放弃招宝山炮台向镇海撤退。裕谦指挥镇海城守兵发炮拦阻，余步云率部绕山逃往宁波。英军占领招宝山，居高临下，炮击县城。裕謙指挥守军登城抵抗，英军猛攻，裕謙见镇海势危，自盡身亡。[22][94]12日，英军进攻宁波，提督余步云和知府邓廷彩弃城而逃，宁波复陷。[95]10月13日，英軍唾手而得寧波，大肆擄掠、姦淫，鄉民繼續抵抗，俘40餘名英國人。[7]^:67

1841年8月英军第二次北上，相继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导致东南沿海各省骤然局势紧张，纷纷要求增加兵力、枪炮和经费。10月18日，道光帝得知英军攻击浙东沿海的消息，当即任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并下令从各省征调援军，急赴浙东前线。[96]

1842年3月10日浙东之战中寧波城內的英軍擊退清軍的進攻

清军杭州将军耆英

1841年10月，为挽回浙东败势，道光帝派另一皇姪（乾隆帝曾孙）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奕經為揚威將軍，副都统特依顺、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鼓勵沿海團練鄉勇，修築土堡，堅壁清海，厚賞捐資助餉紳民，徵調及於九省（實僅11000人），江蘇、天津、盛京各派大員負責，大有舉國動員之勢。[7]^:67

1842年1月21日，奕经一行抵达嘉兴，与文蔚等筹划反攻事宜。奕经、文蔚等商定，一俟各省援兵到齐，即克期进剿。2月10日，奕经等移驻浙江省城杭州。3月上旬，各省援兵到齐，共计一万一千余人，另有水勇、乡勇二万余人，陆续开赴浙东前线。奕经等认为兵力已厚，决定“明攻暗袭，同时并举”，大举反攻宁波、镇海和定海。[97]

1842年3月10日，奕经率大军，定于虎年虎月虎日虎时以生肖属虎的宁夏镇总兵段永福为指挥官，以五虎灭羊（洋）之计，分宁波、镇海、定海三路反攻英军。[98]

宁波方向，清军以阿木穰率领的百余名虎皮装束藏兵负为先锋，攻打西门。[99]清军攻入城后直奔英军宁波指挥官居住的府署。但府署“门坚墙高”，无法攀登。此时英军开门冲出，用火枪齐射，将手拿火绳枪或长矛的清军打退到狭窄的街道里。紧接着，又有部分英军爬上临街的屋顶，向拥挤在街心的进攻部队发射火箭。双方相持一段时间后，英军调来大炮，对着在街心拥挤的清军进攻部队开炮，清軍傷亡慘重，終至潰逃，首批攻入城内的阿木穰以下藏兵一百余人全部戰死[99]。

宁波南门，清军“守备徐宦最为猛烈，挺矛先进，奈后援伤亡渐多，夷兵登岸要截后路，（清军指挥官）游击黄泰与守备魏启明把总顾得静外委王保元蒋维述等均阵亡。”[100]

镇海方向，反攻镇海的清军在刘天保率领下向镇海进攻。清军抵达城下后英军：“按队而出，枪炮齐发”清兵：“以长矛及双手带名刀接战，无一人携带鸟枪者，势遂不支，败退退至十里亭”。第二回合刘天保与“前锋策应凌长星合兵复进，时天尚未明，清兵在黑暗中“以多鸟枪乱击，然终不敌其炮火之猛烈”，英军复以火箭来射而清兵益不支。金川土守备哈克里带领藏军攻夺招宝山炮台，双方激战正酣之时，一艘英国军舰“剪江而至，用炮仰击，哈克里遂不支，退下山麓”，其他各路清军进攻部队也在英国军队猛烈的炮火下纷纷溃退。[101]

3月15日，英军从宁波出动近1200人，分乘3艘武装轮船和舢板数十只，自宁波逆江而上，向大宝山的清军反扑。中午，又有四五百人在大西坝登岸，进攻慈溪大宝山；另一路从前江驶入长亭口，在彭山浦登陆，夹击宝山，朱贵率领500余名清兵抵抗。“时余步云等已走避入城，刘天保、凌长星时驻兵西苑岭，又以旧怨隔岭做璧上观，不肯助战，故（朱）贵势益孤。”战斗中，朱贵父子三人、哈克里、索文茂等均力战而死，全军尽灭。[102][100]

奕经在进行陆地进攻同时还特命张应云特备火船去攻英舰：“每船用桐油二百斤，硝磺四十斤，草柴三十担，联五船为一排，期于潮退时连樯并进，一船火起，五船并发，围绕夷船，付之一炬”。命：“城内伏勇、城外正兵，均以船上火起为号，奋力开仗。”但在宁波之战中，“黄泰攻南门时因迟迟未见船上火起，坐失战机。县丞李维镛等帅火攻船225只从李楔渡結队出江，时将二鼓，东南风陡作，夜潮方涨，船不能顺流而下，船勇又畏懼夷炮，不敢驶近夷船，相距十余里火已先发。时同知舒恭受帅火攻船280只，甫行至樟市小港，瞭见火起，遂亦举发。夷人惊起，驾船来扑，两路乡勇，逃窜一空。故火攻船用不及十之三四，其余均被劫去”。英军夜晚反击，反以虏获船纵火来烧清军沿江营寨。[100]

清军在浙东的反击行动，一路因遭英军阻击而撤出战斗；另一路攻城失败，未能入城；夜袭定海的水上一路，因风潮不顺未能成行，最后延期至4月14日才在郑国鸿之子郑歇臣指挥下实施，但英军早有准备，清军几乎全覆。三路反攻均遭失败，英军趁势反攻，清军大败，退往绍兴、杭州。[103]奕经驻杭州、清朝大军驻绍兴、英军驻宁波形成相持局面，当时有谚语：“杭州娼妓最堪夸，明年养出小钦差；绍兴娼家亦有名，明年养出小兵丁；唯有宁波娼家哭不止，明年养出小鬼子。”[100]浙东相持，使清廷无心再战，道光皇帝决计求和，于1842年3月27日任命主和派耆英为钦差大臣、杭州将军，将主和派伊里布派往浙江，结果“人人以为指日可罢兵，遂不复议进战。”[104]

1842年6月20日道光皇帝密旨奕经“与七叔（伊里布）相机办理，不必强攻。”[105]而此时璞鼎查正准备谋划进军长江下游的“扬子江战役计划”，对清廷的求和已经毫无兴趣。[106]

1841年10月，英军在福建和浙东等地发起的进攻虽然取得进展，但亦受到清朝军队的抵抗。为尽快结束战争，英军决定发动一场决定性战役，进攻长江中下游一带[107]（那里的数百万人以其肥沃的土地供养着这个帝国最富裕的学术精华阶层）[108]。从11月开始，英国政府陆续增调本土和印度海陆军来华。经过半年准备和动员，至1842年5月英军在华兵力增至正规军舰二十五艘，汽轮十四艘，九艘给养船和载有一万名陆军的运兵船。[94]

1842年5月18日乍浦之战中汤林森中校在天尊庙阵亡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开始从浙东收缩兵力执行“扬子江战役计划”。5月13日，英军舰队离开甬江口外黄牛礁海域，开始向长江口集结。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清军驻守在乍浦的八旗官兵和乡勇死伤1500余人，平民死难1500余人。副都统长喜身负重伤，撤退至嘉兴，不久不治而亡。此役英军损失60余人，第18皇家爱尔兰团高级军官汤林森中校（英語：）在天尊庙战斗中“颈部被清军击穿阵亡。”英军占领乍浦后，在乍浦逗留休整十天，期间几乎将该城焚掠一空。[109][110][111]

耆英在乍浦被占后立即向清廷奏报乍浦失陷经过，力陈“舍羈縻之外无他策”，主张求和。不久清廷又重新起用主张议和的伊里布，并送还乍浦之战中俘获的黑白洋兵16名，以示和谈诚意。[112]但英军对清廷的和谈诚意置之不理，于5月28日开始全部登船北驶，6月8日抵达长江口外的鸡骨礁一带集结，并派出轮船探测航道，侦察沿途清军设防情况，准备继续进攻吴淞口。[94]

1842年6月16日吴淞战役

1842年6月初，英國軍艦抵吳淞口外，守軍約萬人。[7]^:67英军以5艘军舰进攻吴淞炮台。6月16日晨，戰鬥開始，兩小時後，两江总督牛鉴遁走[7]^:67，“所督诸军皆尾而溃走”。英军遂乘势大进，占领炮台[22]，江南提督陈化成陣亡[7]^:67[113]。吴淞口失陷后，该地区的大小火炮大部为英军所获。这些火炮中，不少装有炮车和简单的瞄准具。英军对其中某些火炮质量的改进，甚感惊讶。[94]评论：“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最厉害”。[114]吳淞失陷，上海大震，官吏和富豪纷纷逃离。[94]

6月19日，英军水陆两路向上海推进，上海官兵棄城而逃，英軍大掠4天後退走。[7]^:67上海铸炮局新铸的铜、铁炮171门，火药9吨及大批存粮，尽被英军所获。[94]

1842年7月21日英军主力与青州八旗在镇江战斗

1842年7月13日，英军进抵镇江。耆英与伊里布“馈送英夷牛羊”[100]，两江总督牛鉴以“黄金十二万犒劳英师。[115]”扬州富商颜崇礼因为与当地盐枭长期不和，向英军进贡35万两白银及新鲜食物，与英军达成协议：英军不进入扬州城，轉而炮击老河影一带盐民，[116]酿成“老河影惨案”[117]。都统海龄令旗兵撤往城内，紧闭四门，满城捉汉奸，捕杀城内居民百余人。[118]

1842年7月21日，英军出动陆军9000人、战舰15艘在舰炮支援下向镇江发起进攻[119]。英军登岸后直薄城下冒着清军的炮火爬梯登城，遭守城的旗兵顽抗[114]。守城的旗兵或者将英军推下城去，或者扭住一起跳下城墙。英军在炮火掩护下，用火药包将瓮城门炸开，大队英军蜂拥而入。英军攻入城内后，城内的旗兵从巷道内涌出，与英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和肉搏战。许多旗兵战前杀死自己的妻儿，然后才参加战斗。[120]最后，守卫镇江城的旗兵以极大的伤亡代价，使英军死伤160多人，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最重的伤亡。此役清军损失旗兵500余名。海龄督战到最后一刻，最后投火自杀身亡。[121]

事后英军“毁城垣，焚衙署，纵黑鬼奸淫妇女，道路死伤枕藉[122]”。英国参战军人回忆“只要是真实的回忆，就可觉得这颗心很难说是有人道的了。但即使是心肠最硬、资格最老，以杀人越货为生的人，看到这种悲惨景象也不能无动于衷的。[123]”

英军在镇江的军事行动，切断清朝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的漕运。7月16日，道光帝就密谕耆英，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镇江失守后，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并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务须妥速办理，不可稍涉游移”，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赴苏，“以免该逆疑虑”。[124]然而，璞鼎查对清朝方面的“羁縻”毫不理睬，命令英军继续向江宁推进。[125]

8月3日，英国远征军留下一部分兵力守卫镇江，主力舰队开始向江宁开进，9日抵达江宁江面。11日，英国陆军登陆，“于紫金山之上，安设大炮[126]，军舰摆开了攻城的架势。同日，耆英自无锡赶到江宁，在英国军队的炮口威慑下，开始与英方议和。[127]

签订南京条约（油画）

1842年8月，清軍節節敗退，英軍抵達南京，兩江總督牛鑑乞和，璞鼎查答以倘欽差大臣耆英、伊布，如能所請，可不攻城[7]^:69。耆英到後，璞鼎查限8月14日定議，否則開砲攻城[7]^:69。8月22日，道光皇帝全部允准[7]^:69。耆英、伊里布、牛鑑曾應璞鼎查之邀，登英國艦隻拜訪，璞鼎查亦上岸答拜[7]^:69。清政府被迫在南京的静海寺与英国政府议约，双方共在寺内议约四次。中国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议和条款，在英军旗舰「汗華」（亦译康华丽）号上正式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8月29日，條約正式簽字，通稱為《南京條約》，中國名之為“《萬年和約》”。[7]^:69

主要事項為：准英國人攜眷居住；广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港口貿易；香港島給予英国；賠償煙價600萬元、商欠300萬元、兵費1200萬元，共2100萬元[128]，先付600萬元，餘於4年內交清；准英國人在港口自由貿易，不經行商；釋放被禁英國人，寬免與英國人有來往之中國人；進出口稅餉秉公議定則例；英國貨物按例納稅後，中國商人可遍運內地，不得加重稅例；兩國官員用照會往來；中國允准和約施行，英兵退出長江；定海、鼓浪嶼須俟賠款全數付訖，港口開闢後方撤[7]^:69。条约签订后英军舰船陆续撤往定海一带，历时长达两年三个月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结束[129]。

作爲這次戰爭的肇因，鴉片卻并沒有在《南京條約》中被提及，鴉片進口處於一種理論上仍然非法但實際上被默認的狀態，國内的禁烟名存實亡。在1839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鴉片進口是每年2553噸[130]^:94，吸食人數約人口的1%[131]，到1863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的時候，鴉片進口4235噸，增加了65%。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鴉片進口合法化了，數量進一步增加，到1880年達到頂峰6500噸，是1839年的2.5倍。此後受價格低廉的本土鴉片競爭，進口量開始迅速減少。1907年中英签署《中英禁烟条约》，到了民国以后洋药已经很少了。

本土的罌粟種植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後開始迅速擴大，1870土藥（本土鴉片）產量已與洋藥（進口鴉片）持平，在1906年土藥產量達到3.5萬噸，是進口鴉片最高峰的5倍，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前進口量的12倍[130]^:100。1880年代後期吸食人數估計為人口的10%，烟癮很大者估計3%-5%[131]。

《南京条约》改變了廣州一口通商的情況，开设广州、上海、福州、廈門、寧波五口通商，更加靠近茶葉的產地，關稅明確，灰色苛捐雜稅消失，這對茶葉貿易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總量從1839年的380千擔增加到1855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的818千擔，增加了115%。到1863年，茶葉出口為1945千擔，是1839年的5.12倍[132]^:228-232。茶葉出口的增加超過鴉片進口的增加，所以，到1850年代中葉，中國對英國的貿易就已經轉爲順差，這種狀況要持續到1880年代中葉，那時中國茶葉出口受到印度的競爭而減少，鴉片進口雖然也減少但棉布進口增加，中國對英國的貿易重新回到逆差[132]^:250。

新的通商口岸裏，上海的茶葉貿易量很快超過廣州，整體上成爲中國的新的對外貿易中心，福州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后開通的漢口也很快成爲茶葉出口的樞紐。廣州充斥著排外的情緒，對開放通商的條例想方設法進行阻礙，通商的功能相對下降，并且成爲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個誘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開端，打開中國的閉關大門，[3]^:36此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纷至沓来。1843年10月8日（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中英又訂一通商附黏善後條款，一稱《虎門條約》，訂明五口英國商人不得至鄉間內地，可於五口租賃房屋，或租地自建，如有新恩施及他國，英人「一體均沾」[7]^:70。英國享有最惠國待遇和領事裁判權，各國紛紛要求享有同一待遇，與中國簽訂更多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對清朝來說也是第一次。這些不平等條約要到一个世纪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间的1943年才得以正式廢除，而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岛则要到150年后的1997年7月1日才得以收回。

1844年7月3日，中美五口貿易與章程在澳門附近望廈村簽字，通稱《望廈條約》[7]^:71。除無割地賠款等外，所有中英條約之事項，應有盡有，且有為英約所無而更為精詳者：如領事裁判權適用範圍之明確而擴大，不惟中美人間之爭執，美人由美領事審訊，即美人與其他外人在華之爭執，亦由美領事處理；關稅例則須與美國議允；中國港口官員須負責接待美國兵船；准美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條約十二年一修；美國享有最惠國待遇[7]^:71-72。

法國在華並無重大商業利益，所重視為傳教[7]^:72。1844年8月，法國代表剌萼尼至澳門，復有軍艦8艘同來，使他在談判中更處於有利地位[7]^:72。10月24日，中法五口貿易章程在黃埔簽字，通稱《黃埔條約》，內容與美約無大出入，不同之點是中國地方官須負責保護教堂墓地[7]^:72。條約中對於天主教弛禁並無明文，僅由耆英宣布[7]^:72。

清朝對一國失去某一特權，就等於對所有列強失去該特權，這使清朝在外交上處於不利弱勢。軍艦停泊口岸等特權，使英國可在五個通商口岸各駐兵艦一艘，以後商港越開越多，深入內地，使清朝國防受到威脅。香港島被割讓給於英國，開外國人要求割地之先例。在後來戰爭中，外國奪去更多清朝領土。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割裂中國領土，破壞主權之完整，中國喪失獨立自主地位[3]^:35。領事裁判權使清朝失去司法主權，外國人犯法不受清朝法律制裁，清朝無法管制外國人在華違法行為。就政治方面之影響來看，戰後政府大失威信，弱點暴露，會黨以反清為職志自不會放過時機[7]^:86。

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並沒有驚醒中國社會，清朝無法理解英國開戰僅以謀得通商、外交、法律優惠為目的，反而因為英國並未以摧毀其統治為目標，而將之視為一場突發性、短暫的事件，蔣廷黻在他的1938年所寫的《中國近代史》中這樣講：“鴉片戰爭的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的。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了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可惜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豐未年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然後有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

林則徐是有心去了解西方的，他蒐集了很多關於西方的資料，未及成書，被貶伊犁，他將材料交給魏源，1843年魏源出版了《海國圖誌》，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在中國沒有引起注意，流傳到日本，成為天皇和臣子必讀書籍，影響了明治維新的產生。

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之後，中國才開始洋務運動學習西方技術，成就其實不小但比不過日本的明治維新，在甲午戰爭中再次戰敗。然後才試圖改革政治，有了戊戌變法，卻半途而废。後來有了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入侵，然後才有了比較認真的政治改革，清末新政。但那已經不能挽回清政府滅亡的命運了。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國社會經濟開始重要變化[3]^:36。鸦片贸易泛滥，中国的公共财政和货币流通因为鸦片大量输入而陷于严重的破坏状态[133][134]。由于西方资本在五口经营工业，这些工厂里诞生了中国最初的工人阶级[135]。英國資產階級把大批商品運來中國[3]^:37。中国自给自足之传统经济遭受冲击，對外國商品仍頑強抵抗[3]^:37。1840年代，外國商品雖然在中國滯銷，但在遭受外國商品衝擊最為嚴重之五口通商地區，传统經濟已开始解体[3]^:39[136]。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新税捐[137]。一般的人贫穷到达极点，各地破产的流民最终汇聚成太平天国[138]。

與此同時，亦有不少沿岸華人因在戰爭時為英軍補給，故在戰爭完結後獲得優待，部分更因此而身世显赫[32]^:28[139]^:50-51。此外香港由於在是次戰爭後割讓給英國，宣布成為自由港，故為廣東一帶的人民提供了致富機會，不過由於最初營商環境不安全、廣東當局阻礙商人到香港貿易等因素，令當地貿易情況一直到太平天國起義，大量富商來港，才有了顯著改善[32]^:30-34、43。

鸦片战争博物馆

二沙灣砲台正门

• 鴉片戰爭博物館：位於廣東省東莞市虎門鎮口村南面的林則徐銷煙池舊址內，東依牛背脊山，西傍珠江口，1985年建立，總面積為20多萬平方米。管理虎門炮臺舊址──沙角炮臺、威遠炮臺、靖遠炮臺、鎮遠炮臺、南山炮臺、蛇頭灣炮臺、九宰炮臺、廣東水師提督署寨墻等戰爭遺跡，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40]
• 林則徐銷煙池：廣東省全國重點文物保护单位，位於東莞太平鎮口的兩個水池，為銷毀鴉片而建，後於1957年重建。[141]
• 胡里山砲臺：福建省全國重點文物保护单位，位於廈門島東南端，清道光21年（1841年），閩浙總督顏伯濤在白石頭至沙坡尾一帶，建了一條全長1667米，高3.3米，厚2.6米的花崗岩石壁，並安裝100門火炮，稱為「石壁砲台」，英國人稱為「長列炮台」，鴉片戰爭期間被英軍攻陷炮台被毀。現存砲台是清朝洋務運動時期建造，光緒20-22年（1894-1896年）興建完成。炮台結構為半地堡半城垣式，兼具歐洲和明清的建築風格，總面積7萬多平方米。胡里山炮台三面環海，向東可支援距離約4500米的白石炮台，南面與漳州龍海嶼「仔尾砲台」隔海相對，向西協助距離5000米的「磐石砲台」。
  

  位于虎门大桥下的威远炮台遗址
• 鎮海口海防遺址：浙江省全國重點文物保护单位，位於寧波市鎮海區和北侖區，分為甬江口南、北兩處。甬江北岸（鎮海區）包括：威遠城、招寶山明清碑刻、月城、安遠炮台、吳公紀功碑亭、俞大猷生祠碑記、泮池（裕謙殉難處）、吳傑故居；甬江南岸（北侖區）包括：戚家山營壘、金雞山瞭台、靖遠、平遠、宏遠、鎮遠砲臺。[142]
• 乍浦炮台：浙江省全國重點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平湖市乍浦镇。其中天妃宫炮台位于汤山公园南端，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南湾炮台位于九龙山，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143]。
• 焦山炮台遺址：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位於鎮江市潤州區，焦山係「京口三山」名勝之一，位於於揚子江心，與對岸象山夾江對峙，山高71米，周長2000餘米，因東漢焦光隱居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英軍侵入長江遭到副都統海齡率領鎮守焦山的青州兵抵抗。[144]
• 鴉片戰爭戰爭遺址公園：位於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城西，佔地12公頃，1997年6月建成，鴉片戰爭遺址，浙江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1840年7月5日英軍炮轟定海城，園內建有舟山鴉片戰爭紀念館、“三總兵”（定海鎮總兵葛雲飛、壽春鎮總兵王錫朋、處州鎮總兵鄭國鴻）紀念廣場、百將題碑、傲骨亭、三忠祠、英陣亡將士墓群。三忠祠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145]
• 吳淞砲台遗址：位於上海市寶山區吴淞街道海江新村居委会塘后支路27号内，1842年6月，英軍進犯吳淞口，江南水师提督陳化成在吳淞西砲台抵抗。现存残丘一方，长11.8米，宽9.8米，高2.85米。1992年6月1日，被公布为上海市纪念地点。2014年4月4日，被调整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146]现临江公园存有當年使用的「平夷靖寇將軍」複合金屬大砲。[147]

二沙灣砲台[148]、四草砲台、安平小砲台皆是在此戰爭期間由清軍所建[149]，大武崙砲台亦是，但現址為日軍為防禦美軍所改建[150]。

大英帝國對於參戰的海軍與陸軍人員授與中國戰爭勳章[15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