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导下对中国大陆境内高等院校进行的整合和重组，規模較大者有兩次。第一次是在195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教育体系，于是将大批原有综合性大学内的院系拆分，并重组成为新的专门学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学习借鉴了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1]，放棄中华民国教育部建立的美国式教育體系，且受其正反两方面影响。狭义的“院系调整”通常仅指第一次。第二次则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决定回归到原有的教育体制上去，于是许多专门学院更名为大学，并将学院内部分科系扩建为学院，以完善大学的综合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也开始批准将部分高校并入原有的部分学校，部分高校重新回到舞台，或由若干学院合并而成立新的大学。
背景
1949年底，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即：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2]
1950年6月1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我们要在统一的方针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或其某些院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同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
1951年底，全国有高校206所，主要分布在北京（21所）、上海（27所）、天津（8所）、江苏（12所）、广东（12所）、辽宁（15所）等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由于历史原因，中西部仅四川（25所）和湖北（11所）的高校较多。而山西、内蒙古、河南、湖南、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中西部地区的高校数目加起来才只有29所。
1952年，展开更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次以苏联大学体制为模板，大力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削减原综合类大学。其导致民国建立的60余所私立高校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全被其他大学吞并；综合类院校从近50所削减剩14所；工科比重同时强化，文科弱化严重。
195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气候和实现工业化的压力，也由于苏联教育模式（一种国家集中计划、中央政府各部委和省级政府分别投资和管理的体制），新政权通过改造旧教育，重建教育体系，否定欧美式教育制度而移植苏联模式，院系调整即其产物。
方针
调整方针是撤去综合性大学中设立的专门学院，建立独立的专门学院，以适应当时国家经济建设急需专业人才的现实需要，这使原来的综合性大学被拆分，若干重要组成部分或者与其他院校的系科合并成立新的学校，或者调整出省（市）与外省（市）部分学校的系科合并成立新的学校。
内容
调整产生了许多专业工学院，例如四大工学院——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华南工学院（现华南理工大学）、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例如现在北京学院路上的八大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原北京医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等[1]。又如，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内迁武汉，合并武汉大学医学院，重新命名为“中南同济医学院”。又如，整合山东大学、复旦大学和厦门大学海洋学科而组建的山东海洋学院（现已发展成中国海洋大学）。另因教会大学违背马克思哲学唯物的原则，故教会大学如上海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等被瓦解并分配到其它院校内。
- 各地情况
影响
此次院系调整，中国的高等院校数量大幅增加。不过，本次院系调整造成了诸多问题。许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1]。全国高校开始学习传播苏联式的灌输式教育[1]。高等学校从此丧失了教学自主权。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全部被裁撤[1]。其奠定中国高等教育重理轻文格局，将大学定位为为现代化建设培养、输出专业人才的机构，失去办学、教学和研究的独立自主，成为意识形态斗争前线。一系列院系变化，导致到中国文科发展趋于落后、畸形[3]。而原综合大学成了文理学校，新建的学校在本质上与原来高校的传承在实质上有颇多差异，然而继承了原来校名的文理学校常以原来院校正宗继承人自居，造成了校友归属混乱不清等问题，亦造成学院传承彻底断裂，如清华大学现存的文、法学院与50年代前者已完全无关，乃90年代重整后以旧名开设的新院系。而后来所谓的综合性大学，实质为文理学校，新建大学多数也属于专业性较强的文科或者理工科院校，中国大学多数学科单一，发展不均衡。这最终导致改革开放后大量院校重新合并。